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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为真理而斗争

蒋祖烜


170年前,一个叫马克思的欧洲人,一部叫《共产党宣言》的著作,一种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让欧洲为之震荡、世界为之震惊、人类思想史为之革命。马克思虽然从未到过中國,但他一直深切关注着这个东方古国。他的经典著作里,800多次论及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并预言会出现“中国社会主义”,命其名:中华共和国。

100多年风雨苍黄,马克思预见的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了。开国领袖毛泽东定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几千年以后我们看马克思,就像我们现在看孔子。”

近70年筚路蓝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昂首迈入新时代。开创新时代的领袖习近平旗帜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透过历史烟云,回望马克思主义漂洋过海、在中华大地萌芽破土、花繁果硕的壮阔历程,一大批湖南共产党人跃然而出,他们革命理想高于天,他们斗志昂扬满人寰,他们情系百姓深似海,他们用智慧、鲜血甚至生命,生动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和血脉传承。翻译传播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得火种为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盗火者”成为西方“救世英雄”的代名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发了一批先觉的中国普罗米修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也开启了他们的“盗火”之旅——学习、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蔡和森等湘籍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18年6月,一位眉清目秀的光头男子,心事重重地在上海登上赴日留学的轮船,厚厚的近视镜后,透着忧伤与不屈的目光,他就是李达。此前,他曾两次以优异的成绩官费赴日留学,刻苦攻读理科试图实业救国,却发现毫无用武之地。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开展救亡运动,却遭到当局残酷镇压。这是他第三次赴日。抵日后,他弃理从文,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五四运动爆发,他立即撰写《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目的》,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开始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以极大的热情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揽》等3本著作寄回国内。在当时国内还非常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开创引领作用。1920年夏,李达回国,即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成立党的上海发起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第一个党内刊物《共产党》月刊,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激烈论战。他撰写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马克思还原》《社会主义革命商榷》等战斗檄文,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有力地驳斥,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史学界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早期领导人”,“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与此同时,1919年12月,蔡和森带着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与向警予等,满怀激情地登上“盎特莱蓬”号邮轮奔赴法国。24岁的他,与毛泽东一样,具有强烈的救国救民理想,“在湖南的一般先进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他们组建新民学会,发起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热切地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探求模式:团体共同奋斗,内外同步探索——毛泽东率留在国内的会员实践“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蔡和森率赴法会员“考察各国运动详形”。两地以书信为纽带,互通信息、共享成果。这种探索方法,对毛泽东、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蔡和森是1600多名赴法勤工俭学生中少数几个很早就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到法国后,他成了留法学生中一个特例:不去勤工,专事自学,“日惟手持字典一册,报纸两页”,“蛮以看报章杂志为事”。学习方法完全是“聋哑式”,不求听得懂、说得出,只求看得懂、译得出,节省大量学外语的时间,用以阅读马列原著,然后“猛看猛译”。短短5个多月的时间,他译出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重要章节,顿觉“门路大开”,由此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蔡和森在法国“猛看猛译”时,国内有2位湘籍先进分子也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位是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另一位是李梅羹。他们都是浏阳人,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德语系。根据校长蔡元培提议,德语系成立德文翻译组,罗章龙任组长,李梅羹是重要成员之一,他们翻译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并油印成册。因为是学译本,担心译不准确,没有公开发行,印数很少。据考证,毛泽东第二次赴京读到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罗章龙他们译的油印本。

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与易礼容、彭璜、何叔衡等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长沙文化书社的影响最大。从1920年8月至1921年3月底,书社在全省设立了7个分社,销售书164种、杂志50种、日报5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李季译)、《阶级斗争》(恽代英译)、《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溥贤译)、《科学社会主义》(王岫庐译)、《新青年》、《劳动界》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情况的书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

湘籍共产党人的译介传播,为马克思主义走进中国、扎根湖南打开了信仰之门。为着这个信仰,许多湘籍先进分子投身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中,为建党伟业做出巨大贡献。

这种贡献,从一组“大数据”中可见端详: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产生了8个早期组织,湘籍共产党人参与了其中6个的创建活动;中共一大召开之时,13位与会代表,4位是湘籍共产党人。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湘籍共产党人占了20余名。这一数据,真切记录了湘籍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卓越表现。为什么当时会有如此多湘籍先进分子迷上《共产党宣言》、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呢?答案就在马克思主义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概括起来有4个:客观上,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主观上,有革命的社会心理、有革命的团体组织、有革命的理论指导。而当时湖南相较全国而言,發生社会革命的条件更成熟,对革命理论的追求更迫切。精研活用

信仰不等于实践,选择不等于成功。中国红船追求共产主义的诗与远方,不是航行在德国,也不是航行在俄国,而是航行在中国,面对三峡险滩、壶口奔流,中国红船需要有中国自己的航道。而湘籍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而独创性的贡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党的纲领直接摘抄自《共产党宣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蔡和森回国后,对1922年6月《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修正意见。他认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具备法国大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不是打倒的对象,而是团结的对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蔡和森等人的努力下,党的二大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起点上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一次运用,明确了革命的对象。

有了革命纲领,明确了革命对象,还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到哪里去寻找革命力量呢?当时党内出现两个倾向:一个是以陈独秀为代表,注重同国民党合作;一个是以张国焘为代表,注重工人运动。而现实中,这两种力量都不足以实现革命任务。这时,有一个人,捧起《共产党宣言》陷入沉思,他就是毛泽东。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学界鲜有人将它与《共产党宣言》进行比较。如果将这两者摆在一起研读,就会发现:两者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结构到铿锵生动的语气措辞是极其的相似!特别是分析问题部分,毛泽东完全采用了《共产党宣言》第四章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联合各种势力,以及如何联合、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这个原理方法,他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思想。毛泽东这一伟大发现,解决了中国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也为毛泽东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这是毛泽东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成果。后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作为全书的开卷篇。


探究历史奥秘,首先要关注的是矗立在历史十字路口、时代拐弯处的那些指引方向性的重要文献,从中求得历史起承转合的正解。从1921年到1935年,党内有两种倾向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影响: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书籍当金科玉律,原样照搬照抄,因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结果导致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革命前途陷于绝境;一种是右倾的经验主义,自称是来自地方的“大老粗”,拘守自身的片断经验,不讲理论方法,一味辛苦而盲目地工作,也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两种倾向的惨重教训表明: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如何将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已成为一个极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长征一结束,毛泽东在延安一边研读《共产党宣言》,一边“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937年7月至8月,他一气呵成写就了《矛盾论》《实践论》,并在抗日军政大学进行讲授。

毛泽东的“两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阐释的是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采用的是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落脚点则是中国革命实际。比如:人的正确思想究竟从哪里来?党的正确决策是怎样形成的,是通过实践还是依靠本本?人的认识、党的决策是否正确,怎样才能得到检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还是一成不变的?党的决策应不应当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了回答,从哲学高度、系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两论”高高树起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的大旗,从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根本上,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插上了强有力的翅膀。同时,“两论”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辨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工具,不仅知道“左”右倾是错误的,而且知道错在哪里,为什么是错误的,从而增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领。事实上,自从有了“两论”后,中国革命就呈现出一往无前、无往不胜、激动人心的发展态势。

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全党要加强马列著作学习,“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为配合全党学习,中宣部组织编译了部分马列著作。其中,请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会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翻译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成仿吾是湖南新化人,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恩德文原著。1938年8月,成仿吾克服种种困难,艰辛完成翻译任务。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印有马克思照片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先后在延安解放出版社、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等出版。

毛泽东自己也在反复地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1939年底,他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这些启发是什么?就是他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谁掌握革命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第二个革命,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在这个思路下,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擘划,对顽固派以及党内存在的投降主义、一次革命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

这篇1.6万多字的理论文章,以生动活泼的通俗语言,鞭辟入里的理论思考,不仅把马列著作中的一些观点完全中国化,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马列经典著作从来没有讲过,却又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观点、概念和论断,深刻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飞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此时,党的另一位领袖刘少奇,一边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一边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党员自身修养。

刘少奇是与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一批湘籍热血青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通过研读《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回忆说:“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刘少奇对党员修养问题的关注,源自当时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全党大量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员,不可避免地把国统区的一些复杂思想、不良风气带到了党内。他认为必须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既要组织上入党,更要思想上入党,才能真正增强党的战斗力。鉴于当时可供党员学习的资料太少,刘少奇决定整理自己的讲课稿,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党员从事革命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员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文中许多地方引用或改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的原话,但引用最多的是毛泽东的“两论”,并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员修养这一中国特色的党建新方法,既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的一块空白,又深化了毛泽东的“思想党建”原则。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于1939年8月,正值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演讲之时。他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中国社会革命,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党员自我革命,在全党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潮。毛泽东当时看了刘少奇的送审稿后,非常高兴,还附了一封短信,表扬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当尽快发表。几十年后,许多老同志回首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浴血践行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共产党宣言》让马克思主义旗帜漫卷神州,一大批共产党人勇立潮头,逐浪前行,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的部署,中宣部组织“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系列报道,列出了793位自辛亥革命以来各个时期的英雄烈士名单,其中湘籍共产党人达98位,几占总数的八分之一,居全国之首,这充分体现了湘籍共产党人传承《共产党宣言》精神、践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优良传统和模范表率作用。

慷慨赴难、视死如归,他们用热血芳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1928年3月20日,被酷刑折磨得血肉模糊的夏明翰走上刑场。当敌人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说时,他凛然写下这首感天动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生平最喜爱的名言就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他不知道的是,2月28日,他的七弟夏明霹,衡阳游击斗争领导人,不幸被捕已英勇就义;3月22日,他的五弟夏明震,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的党代表,在郴州英勇牺牲;6月,他的四妹夏明衡,湘南妇女运动领袖,光荣牺牲;1930年,他的外甥邬依庄,红军战士,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一门五英烈,只为那面旗帜,那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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