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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1928年巡视安徽始末

毛胜

1928年9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省巡视党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一是传达中共六大的精神,二是处理安徽党组织内部芜湖市委反对省临委的风潮。到安徽后,任弼时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但他在巡视芜湖市南陵县时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安庆饮马塘监狱,直至1928年底才被党组织营救出来。这次重要而惊险的巡视经历,是任弼时革命生涯的一个精彩片段。受命巡视安徽

1928年3月15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调任弼时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一个月后,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先后启程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等人坚守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闹市区,肩负起党所委托的主持国内工作的重任。


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党的工作方针和革命策略等问题,党内存在不同的看法。对此,任弼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现在是土地革命,在殖民地的条件下,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政权”;“现在的问题是党要很好的领导,把各地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党的土地政策至少应当联络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对有些省区出现的党内纠纷,甚至发展到“小组织倾向”,任弼时强调说:“我以为还是上层负责同志的问题,是有危险的”,“要严厉地取消小组织”。这些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认识,是任弼时在中共临时中央(留守)指导安徽等地党的各项工作的依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发动了安庆三二三、芜湖四一八等反革命事件,全省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尹宽受中共临时中央指派,于1927年10月、11月两次前往安徽指导党的工作,12月又以中共临时中央巡视员名义主持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并改组了中共芜湖县委。尹宽原名王竞博,1919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后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1924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中共四大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赴济南指导山东党的工作,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党团工作和群众运动;1926年4月任上海区委宣传部主任,参与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

尹宽主持安徽工作期间,做了一些积极工作,但他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不管客观条件是否具备,都要求各地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12月23日,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的情形更加紧迫万分”,“我们计划,由芜湖白沙圩、方村、万顷湖,经宣城油渣沟至南陵,都是农民暴动化的区域”,“能把整个皖南的农民暴动都震动起来”。但这些地方的农民起义,一一宣告失败。1928年4月8日,中共阜阳特委发动敌军教导团500人哗变,又因走漏消息,未能形成割据局面,哗变士兵被迫退至豫皖边境一带,中共阜阳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在工作中,尹宽还存在不重视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片面认为安徽原有的党员都是靠不住的、忽视保密工作等错误。这导致安徽党的工作不仅没有恢复开展起来,而且陷入越发被动的境地。

安徽省临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受到党内同志及中共临时中央的批评。1928年6月5日,任弼时为中共临时中央(留守)起草的给安徽省临委的信中,就皖北兵变指出:今后皖北工作主要是“恢复党的基础,注意部分的小的斗争之发动,加紧城市工作,继续士兵运动之发展”。大刀会及“土匪”,不能幻想“整个成为我们的武装”,应当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教育分化,争取其下层群众,脱离原组织加入农协。7月底,尹宽到上海向留守中央汇报工作时,任弼时再次告诫他,要将党的基础转到工农方面来,特别是发展农运、兵运,组织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以文化团体作掩护深入开展工作。

但是,任弼时的指导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安徽党的工作态势不仅没有扭转,而且出现党内不团结、矛盾日益严重的问题,濒临瘫痪。8月27日,尹宽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承认工作存在错误,并要求调离安徽,请中共临时中央另派人来领导安徽工作。

1928年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新中央开始工作,原留守的同志帮助工作。4天后,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专门介绍了安徽的情况,指出:安徽省临委机关内部矛盾突出,负责人尹宽请求辞职,秘书长请求离职养病,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乘机煽动市委内部和省临委中的一些人,以经费开支不清为借口,酿成反对省临委的风潮,一时全省党的工作处于塌台的形势,省临委要求中央派人巡视工作,并派人充实省临委。

鉴于安徽省形势的严峻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巡视安徽工作,并改组省委,以解决安徽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对于处理这类问题,任弼时也有一定的经验。1928年1月24日,他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就处理中共顺直省委和中共临时中央巡视员之间的纠纷指出,河北玉田起义失败后,北方的党组织对党内民主化原则运用不好,领导成员中意气用事,指出“有斗争,知识分子可以同化于无产阶级;无斗争,无产阶级要同化于知识分子”。他据此建议中共临时中央在组织通告中阐明民主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原则。1月30日,中共临时中央第32号通告指出,实行党内民主主义,决不要“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要相互攻击争夺领导权,决不要不问路线是非“攻击现在负责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中共顺直省委“犯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毛病”,“须立即纠正”。这对于指导顺直党组织解决内部问题,进而做好党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刀阔斧开展工作

1928年9月18日,任弼时启程前往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所在地芜湖。和他同行的龚德元,是出席中共六大的安徽省代表。龚德元从莫斯科回来经过上海时,任弼时去旅社探访,相约同行。巧合的是,任弼时所要落脚的地点——芜湖河南西街王源兴茶馆,也就是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交通处,正是龚德元的住所。任弼时得知后,高兴地说:“好,这樣我就不烦神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到达芜湖后,龚德元安排任弼时住在四明公所附近的芜湖饭店。


9月20日,任弼时找到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及各位委员,了解安徽党内问题的具体情况。9月22日,任弼时在芜湖东门外的“出世庵”召集省临委的同志开会,先由龚德元和任弼时分别介绍中共六大的基本情况,传达六大精神。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后,任弼时听取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9月23日参加中共芜湖市委会议后,他又找有关同志个别谈话,深入了解安徽省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所在。查明情况后,任弼时认为省临委政治上太弱,工作缺乏实际指导,经费开支无计划,下级组织不满时,又以惩办方式处罚。中共芜湖市委书记及多数委员乘机扩大事态,煽动反对省临委,使省、市委工作一度均处于“停顿状况”。他批评了省临委的工作,调整了人选,对带头煽动反对省临委风潮的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维持省临委原有的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参与闹事的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职务。在此基础上,任弼时召开芜湖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批评省临委的缺点,并以巡视员名义提出正式警告。他还遵照中共六大决议精神,宣布芜湖市的工作由省临委直接领导,取消中共芜湖市委,改组省临委;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前,调安庆书记吴芳同志加入省委工作”。

9月28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芜湖市委反省委风潮的处理报告》,并提出:“我到芜后,写油印同志及秘书长前后被捕,CY机关亦有破坏”,“省委全部文件损失,我巡视时间不能不延长”,请求批准。10月5日,中共中央复信:对安徽问题的处理,“中央均同意,并望早日将巡视工作做好回中央”。巡视途中被捕

1928年10月13日,任弼时由共青团安徽省特委书记林植夫陪同,去芜湖市南陵县巡视。行前,任弼时化名胡少甫,林植夫化名徐厚昌,两人扮作商人模样,走水路到南陵。10月14日,他们到达南陵县城,并会见南陵县党团书记王德芳,商定第二天出席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

10月15日下午,会议按计划在南陵县城西北的古刹香油寺召开。香油寺北倚城墙,南临一条小河,河上有金、银两桥通向寺庙。3时左右,王德芳陪同任弼时、林植夫来到会场,但他们的行动被国民党南陵县党部组织干事、叛徒胡学礼发现。正准备开会的时候,10多名国民党南陵县自卫队员持枪包围香油寺,逮捕了任弼时、林植夫等人。

10月16日,国民党南陵县县长王粹民会同国民党南陵县党部常委刘祖禹、牧文农等人第一次审问任弼时,任弼时坚称自己是来南陵经商的,顺路游览香油寺附近的小乔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乔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的夫人,周瑜曾经做过南陵县一带的春谷长,所以小乔死后葬在南陵,便就有了依据。审问者见无隙可乘,即令法警动刑,“踩杠子”,施“夹棍”,任弼时咬定口供,不露身份。

第二天,敌人再次审问任弼时,仍无结果,只好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将他押送到安庆的安徽省法院,羁押于饮马塘特种刑事法庭的“知”字号牢房。任弼时在狱中不仅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还领导被捕的同志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积极发展立场坚定、政治可靠的共青团员加入狱中的党组织。当时同他关押在一个牢房的戴映东后来回忆说:“在弼时同志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在柳湜等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两个学习组:一是工农分子学文化学习组,一是有文化的同志学理论学习组。这使难友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任弼时被关进饮马塘监狱后,党组织和他的家人很快开始了营救行动。原来,在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邂逅当年长郡中学的工友彭佑亭,趁机请他通知在长沙任湖南第一纱厂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在上海的任弼时妻子陈琮英接到任理卿的电报后,立刻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当即派人陪同陈琮英赴长沙,商请何维道共同筹划营救行动。何维道是任氏家族的姻亲,位列长沙四大律师之一。他赶到安庆后,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首先把案子从特种刑事法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紧紧抓住任弼时的身份做文章,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要求法庭查核胡少甫的身份,无罪开释。当国民党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调查胡少甫的身份时,陈琮英早已作好了准备工作,给胡少甫安排的身份是其堂兄陈岳云名下伟伦纸庄的学徒,由伟伦纸庄向法院出具保证。

非常时刻需有非常之举。在何维道多方奔走的同时,党中央设法在国民党上层开展营救活动,甚至买通有关方面的官吏。最终,任弼时在1928年底出狱,从安庆回到上海休养。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向应报告说:为营救任弼时出狱,国际济难会已拨给特费8000元。

遗憾的是,安徽党内问题经任弼时处理后,省临委的工作状况仍未得到改变。根据省临委和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1929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及主要区域的负责人,举行安徽工作会议,最终决定暂时取消省委,由中共中央直接指导各重要区域的工作,以更好地贯彻中共六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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