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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湘籍将领

董保存


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中,湘籍将领占了很大的比重。中央军委确认的36位共和国军事家中,湖南人有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左权等15人之多。他们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时湘籍将领所起到的作用当然是巨大的。这就要说到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八一南昌起义在贺龙的人生当中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一个起点。

1927年7月初,周恩来来到贺龙在武汉的公馆登门拜访,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谈共产党面临的严酷形势,谈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也谈到他们本人的前途。在这次交谈中,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对周恩来说:“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党,只要你们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周恩来当时跟他说:“你真心诚意的拥护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贺龙同志呢!”贺龙说,我听共产党的话,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贺龙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和我谈话,他说人有阶级,所以要有阶级觉悟,要懂无产阶级性……周恩来的话对促进我的觉醒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他和周恩来这一次会面,是贺龙人生当中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几十年患难与共友谊的基础。

1927年的7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集结在九江、南昌地区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官教导团为主要力量,举行南昌起义。也就是说,这3支部队组成了南昌起义的基本队伍,总共两万人不到。而贺龙的二十军中,就有他从家乡带出来的3000名湘西子弟兵。所以说,无论湘籍的将领也好,战士也好,都为南昌起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这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7月17日,贺龙把营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愤怒地宣布了一个消息:“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同共产党分裂了。他们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政策,‘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网一个……”他问道:“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农革命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几年的革命,现在,我们还要不要革命?”军官们回答;“要革命!”“要革命!”贺龙接着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3条路:一条是我们自己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贺龙又说:“第二条路,就是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屠杀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贺龙接着说:“我看大家的意见是对的。这两条路我们绝不能走。第一条路是死路,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絕不会走这样的路。”接着,他提出了第三条路。他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二十军的连以上的干部一致拥护。

7月19日,贺龙先是派船把朱德从武汉送到了九江,20日他就率领部队从黄石坐船东进,23日就到了九江。到了九江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二十军的军部拜访贺龙,把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事第一次和他全面讲了。讲完之后他就跟贺龙说:“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块行动。”贺龙当时说:“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几天后,叶挺、贺龙见面,两支部队一前一后开往南昌。到南昌后,贺龙把军部设在西大街中华圣公会,和朱培德的五方面军的总指挥部留守处隔街相望。那里面有朱培德的警卫团,贺龙当时就命令二十军的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就在军部里面,贺龙经常和李立三、朱德、谭平山、刘伯承、吴玉章等研究起义事项。

7月28日,南昌起义的总前委书记周恩来来到贺龙的军部,和他研究南昌起义的计划,征求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约定总指挥部就设在贺龙的二十军的军部。刘伯承是参谋团的参谋长,协助贺龙具体制定作战计划,指挥南昌起义行动。

7月31号深夜。贺龙在军部把二十军团以上的军官召来开会,宣布8月1日凌晨4点起义,他说:“这次我们这个部队受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布置完任务,部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恰在这时,突然出了问题,有一个副营长叛变了,他把4点起义的命令泄露了出去。贺龙得到消息,马上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说必须当机立断,将起义提前两个小时。这就是南昌起义为什么提前了两个小时的原因。贺龙亲自指挥部队把朱培德的警卫团全部解决,到早晨6点战斗基本结束,消灭了敌军3000多人,缴获了5000多支枪,南昌起义的第一阶段胜利了。

但是,南昌起义后来失败了。撤出南昌城以后,部队在前往广东潮汕的路上,遇到巨大挫折。在江西瑞金,也可以说是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贺龙被批准入党了。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贺龙的入党仪式,是在瑞金锦江中学的一个教室里举行的,由周恩来主持。现在的南昌起义纪念馆里,有一张贺龙的入党登记表。上面记载了当时党组织找贺龙谈话的内容。谭平山问:“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还有多少?还剩多少?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贺龙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周逸群又问:“那你的社会关系呢?你在工农军政各界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怎么样?”贺龙说:“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这是金子般的一段话。贺龙可以说是把一切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他原本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在武汉时,蒋介石为了拉拢他,给他500万光洋加一个汉阳兵工厂,还请他做武汉的卫戍司令。他不要官不要钱,宁肯不穿皮鞋穿草鞋,也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才有了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

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的性质、宗旨是什么,是一步一步明确起来的。湘籍将领对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古田会议明确了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等原则问题,这其中包含着湘籍将领的卓越贡献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上井冈山之前,有著名的三湾改编:把部队编成了一个团,决定“支部建在连上”、组成士兵委员会等。但是这支军队真正能够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整顿,应该是从古田会议说起。相当一批湘籍将领参加了古田会议,为这支军队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这里就要说到罗荣桓。毛泽东在《七律·悼罗荣桓同志》中写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最后一句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或者说明了罗荣桓在毛泽东心目当中的位置!这首诗是毛泽东诗词中,怀念战友的唯一的一首。

罗荣桓先是搞农运,后来参加秋收起义。在向井冈山进军时,毛泽东在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决定党支部建在连上,罗荣桓所在的那个连队改编成特务连,他被任命为特务连的党代表。特务连的称呼现在已经没有了,但当过兵的都知道,特务连是在司令部身边执行特别任务的连队,一切重要的事情都要特务连去完成。在这个时候,罗荣桓跟着毛泽东学了不少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1929年古田会议,罗荣桓就是以基层政工干部的身份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当时就说,罗荣桓这个人是一个人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对于怎么能够把红军队伍带出来,让这支队伍能够成为有战斗力的队伍,罗荣桓当时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当时红军队伍的成分,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从旧的军队起义过来的人,他们有很多旧军队的恶习。比如说想走州过府,好吃好穿;打进城里以后可以放假3天甚至抢店铺钱粮。他们带兵,号称不打不成兵,对于不听话的新兵,轻则打骂,重则动刑。一种是从农民成为红军的。从农民成为红军的也有很多缺点,比如说自由散漫、小农意识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办?罗荣桓确实动了很多脑筋。比方说,有的人说你这个党代表是干什么的?你根本不会打仗。不会打仗能行吗?所以罗荣桓每一次打仗都是冲在前面,尽管他的眼睛不太好。所以在他任职的每一个单位,他都有着非常高的威信,就是因为他以身作则。那个时候的政工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士兵。


罗荣桓做政治工作,有许多故事。黄永胜的回忆文章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罗荣桓教他怎么带兵的问题。一次,黄永胜叫几个新兵去弄柴,有一个兵没有完成任务。没有柴草,就无法烤火,无法做饭,所以黄永胜朝他发了火,越说越有气,动手就打了那个兵。这个事情,罗荣桓知道了,他把黄永胜找去,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你的兵都很小,有些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认为他做得不对上去就打,这么带兵你是带不出来的,这些兵也不会听你的。”罗荣桓又说,“用拳头代替教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跟着你当兵的人有缺点有错误,你要把道理跟他说清楚,要以理服人,不能以拳头服人。即使拳头当时服了,他心里服你吗?真打起仗来他真的听你的吗?咱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士兵都是我们的兄弟,你能这样对你的兄弟吗?”

其实,罗荣桓强调的是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官兵一致。他把民主意识、平等观念带入了當时的基层连队。这也正是我们这支军队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古田会议决议里就写进了军队工作的民主问题和废除肉刑、不准打骂士兵等重要内容。古田会议之后,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红军官兵对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有什么不同,这支军队为什么是人民的军队,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队伍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在工农武装割据时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湘籍将领抛头颅洒热血,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年轻的同志对“根据地”这个词没概念。什么叫根据地?说白了就是落脚的地方,就是你生存的地方。“根据地”对这支刚刚创建的工农革命队伍来说,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同生命一样重要。我们常说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陕甘宁边区是革命的圣地,就是这个道理。红军离开瑞金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哪里落脚?中央一直在想转移到别的地方,建立一块红色根据地。红六军团开始长征时,叫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遣队,他们要到哪里去呢?要到湖南省的桑植县一带,去找贺龙的部队。他们的任务是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跟贺龙会合,在湘西创建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几次选根据地:湘江之战以后,本来还是要继续往湘西方向走,这时发现国民党军在前往湘西的路上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毛泽东在湖南通道明确提出不能往那个方向去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来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到了贵州,一开始想在遵义建根据地,当他们到遵义以后,发现这一带也不行,也站不住脚,就又改变了方向,继续往西走、往北走,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到川北建立一块根据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发现川北也没条件建立根据地,于是就有了北上和南下的问题。北上和南下是路线之争,但都是要建立根据地;在哈达铺,一张报纸定方向,中央红军决定到陕甘去,红军这才有了落脚点,才有了陕甘宁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签发的第一张烈士证,也就是001号烈士证,发给了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湘籍将领段德昌。由于他牺牲得很早,29岁就被“左”倾路线杀害了,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但他在红军初创时期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开辟湘鄂西等红色根据地作出的努力,值得人们铭记。

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在《自述》中专门有一段记述他入党前后的内容。彭德怀在北伐军中见到了段德昌。段德昌问他:“你对历史上关羽是怎么看的?”彭德怀说:“关羽是那些帝王统治者的工具,没有意思。”段德昌又问:“你说怎么样才有意思呢?”彭德怀说:“为工农老百姓办事才有意思。”段德昌再问:“你以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彭德怀说:“我们不是天天都在喊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该停留在二五减租上。”段德昌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应该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是应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公有制,实现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是按照这个理想奋斗,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为这样的理想奋斗。”段德昌当时还问彭德怀:“你加入国民党了吗?”彭德怀说:“我没有加入,我也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德昌问:“为什么?”彭德怀说:“我看他们这些人,像唐生智、何键他们都是军阀大地主,他们信佛,那是骗人的,他们这些人还买鸦片烟,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怎么会革命呢?”彭德怀又问段德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情况怎么样?”段德昌告诉彭德怀:“蒋介石、胡汉民、孙科这些人,他们都是假革命,说一套做一套。”对这次交谈,彭德怀回忆说:“我受益不少,当时我就对段德昌表示了感激、感谢和对他的敬佩。他的这些话我到现在还能想起来。”这对彭德怀的影响有多大,可想而知。

在北伐军中,彭德怀还向段德昌提出:“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段德昌说国共关系很敏感,中国共产党不能在唐生智所管的部队里面发展党员,所以当时就没有吸收彭德怀入党。等到1927年10月,党组织派人找到彭德怀说:“段德昌介绍你加入共产党,现在已经通过,你成为共产党的党员了,等省委批准以后我马上通知你。”彭德怀问了一句:“段德昌在哪里?”“段德昌已经受伤了,正在治病中。”

创建湘鄂西根据地,段德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现在那个地方还流传着“有贺不倒,无段不胜”的说法。意思是说只要有贺龙在,红旗就不会倒,只要有段德昌在,打仗就能胜。后来毛泽东也讲过,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主要的战役指挥员,在创建洪湖苏区的时候,所有的胜仗都有他指挥的身影。他领导的红九师,在那一带声名大震。那时征兵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扩红”的任务十分艰巨。段德昌的红九师却没有这个问题,当地有一段顺口溜:“杀我一百,只要一息(就能补齐);杀我一千,只要五天;杀我一万,只要一转。”就是说,不管战争多么残酷,无论有多大的伤亡,只要红九师在苏区转上一圈,兵员就来了。苏区的青年都争着要到红九师当兵。

1933年的时候,已经退出洪湖的段德昌准备再派一部分人去支援洪湖打开局面。正在此时,军部传来命令,让段德昌赶快返回军部,段德昌带了警卫排,立即往回走。回到邬阳关军部,来了几个人就给段德昌戴上了手铐。警卫人员也都被下了枪。第二天,警卫排的排长、湘鄂边的保卫局的局长也被带走了。这个事传到贺龙那里,贺龙急得不行。他是段德昌的顶头上司、并肩作战的战友。贺龙日夜兼程骑着马赶来,问当时的分局书记夏曦:“为什么要把段德昌抓起来?”夏曦说:“因为他分裂红军,要逃跑。”贺龙问:“有什么证据?”这个时候夏曦拿出来一封信,朝贺龙晃了一下,说:“他从前方带信回来,要求带部队到洪湖那边去,他要拖枪逃跑,这就叫叛变。”贺龙说:“这不可能,他也给我写了信,他这个信中的建议我也收到了,他要是拖枪带队到洪湖去,还给你写信干什么?他要是真想离开这里,带着部队走,你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哪有这样叛逃的?”

贺龙叫夏曦放人,夏曦坚决不放,把段德昌关了起来。在关押期间,贺龙去看段德昌,段德昌还在考虑根据地的事儿,说:“胡子(因为贺龙留有胡子),你现在只要给我一个连,我立军令状保证把洪湖那一带根据地给恢复起来。”贺龙只能说“知道,知道”。段德昌又说:“洪湖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等着我们打回去呢!”要知道,这个时候段德昌已经被夏曦他们严刑拷打,迫害他的人用尽了所有的办法,要他承认是什么“改组派”,他就是咬定没有这个问题……


然而,決定段德昌命运的时刻还是来了。在研究怎么处理段德昌的分局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贺龙说:“段德昌对我们这个根据地建设有大功,不能杀他,我愿意以我的脑袋担保,他不是反革命。”夏曦却说:“他是改组派,他反对分局,要把队伍拖回洪湖去,我们必须严厉打击改组派!”……争论来争论去,拍了桌子打了板凳,形不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好举手表决。3个人举手,只有贺龙反对。2:1,贺龙只好服从组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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