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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邓小平的强军精兵之路

张家康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补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着手包括军队在内的全面整顿,可由于接下来的第三次被错误打倒,刚刚启动的整顿工作戛然而止。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被全面恢复党政军的所有职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重启被搁置的整顿军队的工作,促使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形势下,走出一条崭新的强军精兵之路。整顿

1975年1月12日,邓小平出席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这是他复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第一次参加的军队的会议。针对会上所反映的军队干部超过编制、部队存在严重的派性等问题。他提出,解决超编的问题,可以在省军区以上设顾问组。在谈到部队存在的派性时,他指出:第一是安定团结,这主要包括落实政策。没有大的问题,就要赶快作结论,该解放的解放,不要搞得一个问题在那里挂几年。

会后,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处理军队干部政策落实的事情。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干部杨杰、总后参谋胥光义和二炮政委李天焕女儿分别致信邓小平和主管部门,或要求重新工作,或要求解除监管,医治疾病。邓小平分别给杨杰、胥光义的信作出批示。很快,杨杰被任命为总参谋部管理局政委,胥光义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当时,李天焕还在关押之中,家属每周只能见一次面。李天焕女儿要求解除对父亲的监管,并给父亲医治疾病。邓小平阅信后在中央军委第五次常委会上,特意提到这封信,指出:要先放出来,回家或到医院治病,此事由总政管起来。他还特别提到,军队还有没有李天焕这样不属于林彪问题还关着的人?总政要清理一下,一块儿解决。


1975年4月2日,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国防工业有关部门汇报派性问题仍在蔓延、军队被搞得乌烟瘴气时,邓小平指出:“要派得力的干部下去。派那些和稀泥、讲话不明朗、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去解决不了问题。不管什么‘派都是错误的,一切‘派都要坚决清除。”他是抱定了决心,彻底清除军队的派性,这是因为“不能再等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能就等那么少数几个人”。

鄧小平坚决主张对仍坚持派性的人动用组织手段:“决不能手软,手软了不行。”他一再警告:“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这种坚决果断的态度,在他于5月19日出席中央军委常委会议的讲话中,阐明得十分清楚。他说:“要告诉那些搞派性的人,现在再搞派性就是顽固的资产阶级派性。要规定一个期限,从7月1号这天开始,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你们调不动,军委调。不管你老资格、新资格,干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样。不这样不可能把事情办成。……你们回去传达时,就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

邓小平直面军队存在的其他问题。他在6月24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提出:“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5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总的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5个字的。”“军队要整顿。整顿军队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5个字,要联系起来解决。”“军委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抓。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文化大革命”给军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井冈山以来所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许多被丢弃不用了。派性乘隙而入,部队作风松弛,纪律涣散,缺乏战斗力。邓小平极有针对性地提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他指出提拔军队干部党性排在第一位。不能搞“突击提干”,“一提几级就有投机取巧之嫌,这是最大的走后门。……现在建军要靠老同志,离不开老的。再过两年就要在40岁左右的人中选接班人,培养苗子”。


邓小平认为在年龄的掌握上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是有所区别的,军队干部相应要比地方干部年轻一些,这是因为“军队要打仗”。“军以下干部年纪太大不行。现在就要注意选拔年轻的师以上干部。经过五六年时间,使军一级干部不超过50岁,个别体格好的,不受年龄限制。师一级干部不超过45岁。”培养军队高级干部的办法,不外是把优秀的年轻干部送到军校学习、送到基层部队锻炼,因为高级干部“要有合成军的指挥知识,比如飞机、坦克的技术性能,你不懂就很难运用。培养干部一个是学校,一个是演习。恐怕部队演习要多搞点”。

邓小平最担心的莫过于军队的领导权被野心家所掌握。1975年10月初,空军政治委员张廷发前来汇报空军的情况。听罢汇报,邓小平指出:“你当前的任务,就是保证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江青一伙对空军“情有独钟”,安插了许多眼线。邓小平提出整顿军队后,张廷发坚决拥护,并着手进行整顿,布置对一些重点部队和一些特殊人物的管控。

1975年11月1日晚,毛泽东约邓小平谈话,既肯定了他领导的包括军队在内的全面整顿的成绩,又批评了他为清华大学刘冰等转信的做法。毛泽东由此看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不少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此事又为江青等人利用,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的冲击。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邓小平实际上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包括整顿军队在内的全面整顿戛然而止。

裁军

早在1975年1月,邓小平在听取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汇报军队工作时,就提出军队的精简整编。1980年3月12日,他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军面临4个问题:第一,“消肿”;第二,“改革体制”;第三,“训练”;第四,“政治思想工作”。4个问题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邓小平说:“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他说:这次的精简整编应该与以往不同,那就是在机制上下功夫,简而言之,不仅是减员,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做起即拆庙。这样必然减少军费,节省下来的经费自然就可以投放到经济建设上,投放到更新军事装备上。

邓小平十分肯定军队的整编方案,指出:“对整编方案,应该坚持下去,不坚持下去解决不了问题。铁道兵、工程兵应该大量精简,取消兵种,合拢来叫工程部队,实行企业化。……国防工办肯定要撤销,不要考虑与国防科委合并问题。……军队可以向这些工业部门提出武器生产项目和要求,把科研经费交给他们,由他们研制。研制出新产品,合乎要求的军队就订货。军队和这些部、公司就是订货关系。”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召开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提出集团军的概念。他说:“过去我们也设想过,把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有一两个集团军作基础,就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免得战时临时组成,指挥员都不会指挥。”

邓小平还就维持军费的一个合理比例提出:“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响经济建设。怎么把这个钱用好,把钱更多地用来改进我们的装备,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军队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预算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已经定的比例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

1981年5月4日,邓小平在听取了洪学智等人的汇报后,就后勤工作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意见:“飞机修理人员、航船修理人员、医务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都应该搞成辈子兵,可以按干部待遇,可以升级。这样可以保留骨干,也可以减少人员。各种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进行培训。”邓小平提到的“辈子兵”,也就是志愿兵。

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不消肿就不能应对战争。大家都很赞成减到300万这个方案。减到3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沒有风险。”1985年5月4日,他在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坦率地告诉这位外国朋友:“我们准备减少100万军队,节省点钱来搞建设。”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正式提出减少军队员额100万,也就是“百万大裁军”。

百万大裁军所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合并整编大军区,这是适应未来作战需要的重大改革。1985年6月14日,邓小平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将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整编为兰州军区;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整编为成都军区;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整编为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将河南省军区和驻湖北省的陆军部队划归广州军区领导指挥;北京军区、沈阳军区不变。

从1975年到1984年,邓小平就军队消“肿”问题,大会讲,小会讲,集体讲,个别讲,讲了数十次,全军也做了5次大的精简、调整。可是,每次精简几乎无不走入了一个怪圈:今年精简,明年扩编。一些单位,这边撤销、合并,那边又重建、分编和扩大。如此反复,以致进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

问题反映到中央军委,邓小平坚定不移地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再这样让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将是“难以为继”“不能容忍”的。时任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后来撰文回忆,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主要采取了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他说:“‘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大军区合并、院校合并等;‘降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兵团级、军级压为军级、师级;‘交,将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武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改,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理则是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1985年,全军就撤并了军以上机构30多个,师、团单位4000多个。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百万大裁军落到实处,不至于像以往那样,只是走一走过场。邓小平风趣地说:“精兵”实际上是“精官”。“这是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一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1987年4月4日,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全体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强军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军队建设和军队装备现代化时说:“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


邓小平十分重视空军和海军在未来战争中无可替代的作用。1979年1月18日,他和王震在听取吕东、段子俊汇报时指出:“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我们主要是近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不管如何,今后作战,空军第一。陆军、海军、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

1977年7月27日,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张廷发向邓小平汇报,谈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影响,空军的飞行训练事故频发,甚至出现一、二等严重事故。邓小平对此十分敏锐,当即指示:“你们停下来好好检查一下,要检查飞行员的原因,飞机原因,指挥原因。要好好进行整顿,不然风气搞坏了。飞机要普遍进行大检查,技术要普遍进行大检查。”8月22日,邓小平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最近飞行事故多,这与飞行训练太少有关,也与飞机质量有关。”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空军广泛开展两个大检查,对飞行员、指挥员逐个摸底检查。组织机关、部队和驻飞机工厂的军代表对飞机装备进行检查,发现了200多项重大质量问题,协同工业部门逐个予以解决。两个大检查促进了空军作风的转变,促进了科研论证、制造、维修一整套质量保证措施的制定,改变了以往的随意性,提升了飞行质量,保证了空军的战斗力。空军党委还把飞行部队的大检查推广到高炮、地空导弹、雷达、通信等部队。邓小平对此极为赞赏,张廷发后来回忆说:“两年后,小平同志在接见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代表时说:‘那时候空军大检查发现了很多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当然,并不是说空军的工作十分完满了,而是说他们有行动。大检查,海军知道,陆军也知道,就可以拿这面镜子照一照。我们把‘两个大检查作为一面镜子,每年照一次,形成制度坚持下来,对部队全面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和粟裕在海军第一政委叶飞的陪同下,来到青岛团岛,观看北海舰队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分队的训练表演。随后,邓小平又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和北海舰队的干部代表。在会议室,他高兴而又亲切地向大家说:单独和这么多海军同志见面是第一次。他在讲话中批评海军裝备建设只讲吨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错误倾向。他说: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防御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但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现代化的东西。

叶飞后来回忆,邓小平在视察海军北海舰队途中,多次谈到海军装备,一再强调:要顶用,有战斗能力。不顶用,就是浪费国家财产。正是在这次海军视察中,邓小平拍板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叶飞说:“在小平同志的专列上,我们又向他专门汇报了一次海军的工作。我着重报告了这次到南海西沙地区实地考查所了解的情况,我提出西沙群岛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需要重点设防,而过去的防卫体制有些问题。小平同志听了后当即表态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坚守!并要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如果由海军来守,要给编制。后来,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海军陆战队,恢复了海军航空兵的指挥机构,加强了西沙群岛和南海地区的防卫力量,同时也健全了海军的兵种建设。”

在沈阳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李德生曾经两次陪同邓小平视察沈阳军区,邓小平对沈阳军区的战略防御和部队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的汇报,十分感兴趣,边听边插话,使严肃的工作汇报变成了热烈的交流。邓小平和沈阳军区的同志具体讨论了组建合成军和预备役部队的问题。他说:“组建合成军的问题,可以选定一个军试一试。一个军编5个到6个师,先搞5个师:3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高炮分到各师里去。打起仗来,增加些兵员,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对沈阳军区准备组建预备役师的设想,邓小平表示赞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沈阳军区在锦州组建了全国第一个预备役步兵师。两年后,当李德生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十分高兴,连连说:“组建预备役师是个好办法,预备役好,好!”精兵

军队“消肿”,实质上是精兵。在“消肿”的过程中,总后机关的编制员额作了大幅度的精简。洪学智在一篇纪念邓小平的文章里说: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在精简整编中,后勤既要保证精简整编任务的顺利完成,还要避免部队在撤并中出现损失浪费现象,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对撤销、合并和改变隶属关系的900多个团以上单位,顺利进行了经费物资的交接;对这些单位的营房、装备、经费、物资,登记造册;对空闲的 3600多万平方米营房,进行了调整使用和经营开发;对编余的100多万件武器装备,进行了检修和封存”。

1978年4月11日,邓小平和总政治部负责人座谈修改《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稿和《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问题。座谈中,他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4个保证:保证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他认为:军队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从制度上说,总的是管理松懈。我们不是没有章程,现在是有章不循。显然,邓小平认为要提高战斗力,建立一支精兵队伍,当下最要紧的莫过于建章立制,并且严格遵循。他指出:“全国要搞考核,军队干部也应该考核。过去打仗是考核,是最硬的考核,标准很明确,很容易考核。现在不打仗,更要严格进行考核。”为此,他在3个方面给军队提高战斗力指明了方向:“要看到,军队的问题要整顿好,还要费很大的劲。整顿要从严,没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纪律,整顿不起来。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提出来研究解决。第二个问题,要把平时怎么样提高战斗力讲透些。勤学苦练,熟练掌握手中武器,一兵多能,政治工作要保证这些东西。作风出战斗力,知识出战斗力,艰苦奋斗出战斗力。勤学苦练也是艰苦奋斗,要展开来讲。第三个问题,要强调干部以身作则。过去打仗,要苦大家苦,现在有的干部总是想舒服,作风不深入,不以身作则。要强调干部的模范作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强调政治干部一定要懂军事,懂业务,“不懂业务,不懂技术,不懂行,做不好政治工作”。他问大家:“不懂业务技术,怎么出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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