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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抗大

陈利明

1937年春,为适应抗日形勢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和毛泽东将在保安的“中国红军大学”迁往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不久,胡耀邦来到抗大学习,就此开始了他在抗大的一段经历。入抗大学习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此前,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在中共抗日主张的感召下,满怀抗日救国的理想和执着追求,纷纷奔向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成为他们的强烈愿望。

1937年上半年,胡耀邦自首届西北民族救国大会结束后不久,就来到抗日军政大学二期第一队学习。一队队长为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的陈赓,胡耀邦被选为一队党支部书记。


抗大二期共有学员2767人,绝大部分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也有部分从全国各地来延安投身抗日的爱国青年。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学员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胡耀邦认真听讲,勤奋学习,乐于助人,受到领导和学员的好评。他的学习成绩居全班之冠,令人羡慕不已。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大二期学员为适应需要,于7月提前毕业,分赴抗日前线,驰骋抗日疆场。胡耀邦因品学兼优,各方面突出,被作为在学员中选拔的28个人之一,留在抗大高级研究班学习。学习期间,他珍惜分分秒秒,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而且能联系实际,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政治理论和马列主义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有一次,毛泽东到抗大召开座谈会,倾听大家对办好抗大的意见。胡耀邦在会上发言提出办好抗大的3点意见,很受毛泽东赞赏并被毛泽东采纳。毛泽东还根据胡耀邦提供的抗大学员的思想状况的材料,写出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是年秋,胡耀邦从抗大毕业,经毛泽东亲自选拔,担任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胡耀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手创办了抗大校刊《思想战线》。1939年9月7日,毛泽东以“反对自由主义”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思想战线》上。胡耀邦看后感触颇深,便写了一篇学习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体会,以“论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为题,刊登在《思想战线》上。文章列举了抗大学员中存在的各种自由散漫的现象,强调反对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受毛泽东的赏识。

在抗大,胡耀邦还主持了《生产导报》《我们的事业》这两份小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从组稿、编排、写标题到刻版以至发行,样样都干。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负责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胡耀邦遵照并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这项工作,对于年轻的胡耀邦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过去吸收党员时,只是问对方:“哪里人?家里共几口?以往干过些什么?愿意参加共产党吗?”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这种问答式的方法已不适用了。抗大的知识分子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单在简历材料上所写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往往就达数千字,比起以往那些农民出身的党员情况要复杂得多。

胡耀邦不仅亲自审查每份入党积极分子的材料,提出问题,而且同他们个别谈话,向他们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首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和扩大任何抗日党派,就是加强和扩大抗日战线、加强和扩大抗日力量的道理。通过做思想工作,胡耀邦力图使他们在政治上理解党的基本方针,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将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尽可能多地吸收到党内来。

经过胡耀邦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抗大第三期的知识分子学员,将近百分之七十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力量。与国民党领导的安定县政府县长田杰生斗争

1938年4月,抗大规模进一步扩大。根据工作需要,胡耀邦调任抗大第一大队政治委员。

当时,抗大第一大队驻陕北瓦窑堡,离延安有90公里,是个独立大队,干部配备很强,共有学员300名。

胡耀邦与大队长苏振华率领抗大第一大队学员进驻瓦窑堡后,以师范学校为基础,不仅开展军政训练,而且组织学员深入农村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重点向农民强调第六条,即减租减息,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员们不仅增长了统战工作的实际经历,同时也给瓦窑堡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带来了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

抗大一大队驻地瓦窑堡,是子长县(原安定县)的政治中心,是一个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地区。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缘故,这里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存:政府方面,这里既有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安定县抗日民主政府,又有国民党领导的安定县政府;在军事上,有共产党的保安队,又有国民党的保安队。根据双方协定,县城内的地盘归国民党管辖,县城外归共产党管辖。随着抗大一大队的到来,当地革命力量突然强大起来,国民党右派对此惧恨交加,不断挑起事端。

国民党领导的安定县政府县长田杰生是一个“摩擦专家”,反动透顶,他不断对抗大一大队进行挑衅、破坏活动。他们经常雇用特务、流氓,晚上朝抗大宿舍和过往人员扔石头,甚至暗杀抗大学员、侵占抗大校舍。他还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什么“抗大害怕日本人,不敢上前线,在后方与民争利”,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借给抗大学员生活用具。

胡耀邦与抗大一大队领导同志一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领导一大队教职工和学员与田杰生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有毛驴子,拉毛驴子上山,驴子不走就用驴钩子拉,再不走就在后面推,还不走就用鞭子抽,赶着它走,它不走是不行的。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但人民掀起的抗战浪潮势不可挡。他不抗战,全国人民就拉着他抗战,再不抗战就推着他走,还不抗战就逼着他走,西安事变就是逼着他走的例子。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蒋介石不肯合作,就逼着他合作。但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时刻提防它,不要让它伤着我们,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生动形象的比喻,给胡耀邦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与田杰生的斗争中,胡耀邦充分运用又联合又斗争这一统战谋略,显示了高超的统战才华。

1939年春,田杰生非法抓捕八路军驻安定办事处民运干部薛铭山、贾仲清。不久,他又以召开清乡运动会议为由,乘机绑劫赴会的中共安定县民主政府县长薛南斌,挑起严重摩擦事件。面对田杰生的严重挑衅,胡耀邦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据理奋起斗争。他认真了解当地的民情社情,研究了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决定采取如下措施:一、他亲自主持召开房东座谈会,介绍抗战的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战的真相,宣传八路军的战绩,讲清抗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二、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发动全体人员向人民群众普遍开展宣传活动;三、必要时,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警告田杰生,与他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在胡耀邦等的领导下,抗大一大队很快行动起来,军民关系迅速地得到了改善。一天,胡耀邦把一大队宣传干事牛克伦叫到他的窑洞里,对他说:“大队研究决定,由我去见见田杰生,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牛克伦坚定地回答:“没问题,带枪吗?”胡耀邦笑笑说:“没必要,带支筆就行了,作作记录。”他那轻松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要深入虎穴,倒像是要去参加一个普通的座谈会。牛克伦深知胡耀邦身经百战,胆识过人,更兼口才出众,田杰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路上,胡耀邦向牛克伦讲了许多统战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并嘱咐他:“要沉着冷静,有理、有利、有节。”

田杰生的县政府是个庞大的院落,门口懒洋洋地站着两个保安队员。胡耀邦与牛克伦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昂首直入。听说有八路军找他,田杰生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只有两个人,而且没带武器,便又恢复了常态,皮笑肉不笑地钻了出来,口口声声喊着“胡政委”,点头如同鸡啄米,又是敬烟又是沏茶。

胡耀邦开宗明义地向他说明来意,严肃地指出: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

田杰生唯唯诺诺,口是心非,跟他们兜起了圈子,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起了自己的政绩。胡耀邦紧紧地把握住主题,问道:“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这些情况你知道吗?”田杰生故作惊讶,赶忙说:“我不知道,确实不知道!”胡耀邦声色俱厉地问:“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情况也不知道呢?”田杰生支支吾吾,心虚地说:“一定调查,一定调查。”胡耀邦严正指出:“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最后,胡耀邦严肃地对田杰生说:“惩治汉奸,恐怕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不同意吧?”田杰生强作镇定,连声道:“当然,当然。”

回来的路上,胡耀邦对牛克伦说,田杰生这类人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既要同他谈,又要准备打。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胡耀邦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胡耀邦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迫使田杰生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并且争取了群众,孤立了敌人,为一大队初到瓦窑堡的学习和工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像火一样温暖身边的人

陕北的冬夜异常寒冷,胡耀邦住的窑洞里有时连炭火也没有,常常是户外北风呼号,室内一灯如豆。但是,每一个曾在这里与胡耀邦谈过话的人,都永远难忘他那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情怀。他像一团火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一大队办起了队刊,采访、编辑、排版都由牛克伦负责。牛克伦虽在“一二·九”运动时参加过《救亡时报》的编辑工作,但如今要比较全面地负责队刊的工作,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一天,牛克伦在胡耀邦那里汇报完工作正要走,胡耀邦把他叫住,取出一本牛克伦送胡耀邦审定的队刊。牛克伦心里打鼓:大概要挨批评了!谁知,胡耀邦丝毫没有批评他的意思,而是把刊物摊放在桌子上,一丝不苟地评判起来:报头该怎样画,版面为什么显得不够生动,所选文章该怎样取舍……点点滴滴,细致入微。那神情,俨然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在向学生授课。

胡耀邦的指点令牛克伦心悦诚服,同时感到惊异:一位贫苦出身、由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居然对办刊物如此内行!胡耀邦看出了牛克伦的疑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被逼出来的。在抗大总校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毛主席让我编校刊,我对主席说,我没有经验,编不好。主席说:‘不会可以学嘛!还说:‘可以让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写稿子嘛!我马上就说:‘那就请主席写一篇稿子吧!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胡耀邦,马上就将军喽?后来,主席很快就送来了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刊登在抗大校刊第一期上,我还写了一篇编者按呢!”

接着,胡耀邦满面春风地对牛克伦说:“今天,我也把毛主席的这句话送给你——‘不会可以学嘛。你是知识分子,基础比我强得多,只要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就一定能把队刊办好。”

胡耀邦的一席话,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烧得牛克伦周身暖洋洋的。他回到窑洞后,把这期稿件从头到尾重新编排了一遍。忙完时,天已大亮,他竟毫无睡意。早饭后,他把改过的稿子拿给胡耀邦看。胡耀邦仔细地翻看了每一页,笑着说:“很好嘛,士别一夜,便当刮目相看!”接着,他又说:“领导干部都要写稿,我带头!”

胡耀邦说到做到,带头写稿。他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全队的办刊热情,使刊物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受到领导和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不久,田杰生妄图利用其保安队与抗大一大队在一条街上站岗执勤之机,瓦解抗大中央党史研究室學员,煽动学员开小差。胡耀邦针锋相对,动员抗大学员向保安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结果,不少保安队士兵“开小差”,参加了八路军。田杰生不得不调新的保安队换防。与此同时,胡耀邦一方面与我边区警备队联合行动,做好战斗准备,并举行游行示威,向田杰生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及时向上级汇报,请求向国民党高层提出强烈抗议。胡耀邦还利用报纸,充分揭露田杰生的行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共研究》杂志,曾叙述胡耀邦既敢于斗争又善于联合的统战谋略:

“胡耀邦不仅有军务工作与党务工作之长期经验,其统战工作尤见成效。时值卢沟桥事变之后,位于延安东约100里的绥德县(瓦窑堡)由(国民)政府委任之县长管辖,并有县保安团守护,此系政府在共党控制之陕北地区一重要基地,虽陈伯钧与王震所率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驻扎城外,但并不敢贸然以武力夺取。其后,‘抗日军政大学之分校政治部首脑胡耀邦,率学员二三百人进入绥德县城,名为‘联合抗日。他们接管了绥德师范学校校园,将其改为‘抗大分校。继而运用‘统战策略,大谈‘抗日统一战线之伟大原则。胡耀邦要县长将县城自动让给他们。与此同时,发动‘抗大学员要做‘结交朋友之举动,对保安团展开心理战,在其队伍中制造政治不和。他又经常与驻扎城外之三五九旅保持联系,商讨使用武力战略。胡耀邦同时运用‘既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战术,中共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夺得绥德县城。其后,胡耀邦‘既联合又斗争之经验成为毛泽东‘统战理论与战略之重要内容。‘统战佳话在中共干部中广为传播,其后,影响至为深远。”

在抗大一大队驻守瓦窑堡期间,虽然国共两党之间摩擦不断,国民党一直蓄意挑衅,但一大队从未开过一枪,并且在反摩擦中屡占上风,这与政委胡耀邦正确的统战谋略不无关系。

胡耀邦任一大队政委时,倡导发起“斯达汉诺夫”(斯达汉诺夫是苏联的一位劳动英雄)运动,开展了热火朝天的“革命竞赛”,以调动全大队学员的学习和劳动积极性,克服某些懒散、拖拉的作风和消极因素。在他的带动下,这个“斯达汉诺夫”运动卓有成效,迅速推广到全校。为此,胡耀邦还连续给队刊写了几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指导运动健康发展,总结群众的经验,使队刊成为几千名学员的必读之物,连毛泽东也每期必看。

王稼祥当时是抗大的领导人之一,他对胡耀邦十分关注,多次在各种场合给予表扬。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兴奋地说:“你们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仅要去听经济学家王家文和何思敬、哲学家艾思奇等同志的课程,还要下功夫多读书。你们要向胡耀邦同志学习,学习他刻苦攻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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