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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以学术报国为追求的杨树达

郑林华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批评王安石、王夫之和王闿运不懂文字学,又批评晚清湘学诸家对于古文字学、音韵学“实未得其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章太炎的话虽然刻薄,但堂堂的湘学大师“不识字”,难免遭士林嘲笑,也难怪湖南的年轻一代学者要引以为耻。当时,一个湖南青年在日记中写道:“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即曾运乾)谈及此。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湖南青年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古文字学家,他就是杨树达。

杨树达很小就立下了学术之志,并以学术报国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父親是他最好的人生导师

杨树达,字遇夫,长沙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家中学习氛围浓厚。他父亲年轻时努力读书,竟致得病咯血,可见其发奋程度。杨父起初在外以教书为生,但不能在家里教育子女,作为父亲总是很担心这一点。幸运的是,在杨树达5岁时,外祖父家刚好建了新房,颇有余宅,同时也需要聘请教书先生,经他母亲沟通,他父亲免费为舅家授课教徒,不拿薪酬,而舅家则以提供居住房屋为报酬。至此,杨树达一家才得以团聚,杨树达也得以从此跟随父亲读书。

一个人的成长有赖于良好的家庭环境,这句话用在杨树达身上最为恰当不过。甚至可以说,父亲是杨树达最好的人生导师,因为父亲不但给了他文史知识和古文字学知识的启蒙,还指给了他一个可以终身探索的研究领域。

虽然此前杨树达已经跟祖父学会识字,但这与跟随父亲系统学习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杨树达的父亲是长沙府学增生,熟谙经史,尤其喜欢《史记》和《资治通鉴》,对“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巨著熟到几乎可以背诵的程度。在少年杨树达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总是很高大,自然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他对中国传统学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杨树达后来回忆:“家大人喜读史。少时侍坐,窃见治司马氏《通鉴》,日有定程。余兄弟幼承训诲,故亦好史籍,而余尤嗜班书。”“班书”就是班固的《汉书》,在父亲的影响下,杨树达特别喜欢《汉书》,据说可以把《汉书》“倒背如流”,这种过硬的童子功和数十年的研究兴趣使他多年后被学界誉为“汉圣”,而《汉书窥管》一书也成为其代表作之一,是《汉书》研究界公认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清代考据学直至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兴起的对《汉书》研究的最高水平。

与杨树达的祖父热切期盼科举功名不同,杨树达的父亲对于八股文兴趣不大,因此他在教杨树达写文章时,注重培养杨树达分析事物和解说道理的能力。有一段时间,父亲见杨树达正在读《春秋左氏传》,于是经常以《左传》中的史实命题,让杨树达作文。这对杨树达后来分析问题和撰写学术论文都有帮助。

清末毕竟是一个遭逢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变革年代,先进分子倡导实学特别是数学的作用,作为文史学者的杨父也受到影响,就让杨树达的哥哥杨树谷去跟别人学习数学,学会了就教给杨树达。于是,杨树达一边学古文、经史,一边学数学。这在当时传统的私人教育中是比较罕见的。更出人意料的是,学数学竟使杨树达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

1897年,戊戌变法前一年,湖南提学使江标在长沙北门外的湘水校经堂(今广益中学)设立实学会,聘请懂数学、英文、地理者各一人为教习,学生只要交1万枚铜钱,就可以入会学习,毕业后再退还会费。杨树达和哥哥都想入会学习,但家贫没法交会费。不过,开学那天他们还是去看热闹了。刚好数学教习在讲授开方术,杨树达笑着对哥哥说:“这个很容易啊!”那天提学使江标开放校经堂藏书,人们都可以进去阅览,只是进去之前需要在借书证上填写自己的姓名。杨树达在提学使江标的办公桌前填写姓名时,旁边有人指着他窃窃私语:这个少年颇晓数学。大概是杨树达与哥哥谈论数学时旁边有人听到,故而有此议论。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提学使江标爱才如命,见杨树达一表人才,便问他是否入会?杨树达告之以因家贫无法提供会费。于是,江标对数学教习说:听说这个学生懂数学,你可带他做做数学题目试试。教习让杨树达计算开方题,杨树达都算对了,教习便向江标复命。江标见所言不虚,便在杨树达的借书证上批示:“准该生免费入会。”

这真是出门遇贵人!兄弟俩回家一说,家里人都非常高兴。但杨树达觉得自己的数学知识是跟哥哥学的,兄弟俩也一直在一起读书,如今只有自己入会,哥哥却无缘入会,心中不免怅然。于是,杨父托了一位朋友,到江标家里道谢,同时说明原委,希望杨树谷也能免费入会学习。江标慨然应允。兄弟俩入会学习算学、地理、英文诸科,学问得以进步。53年后,65岁的杨树达在撰写回忆录时,仍然念念不忘江标的知遇之恩。

从6岁到15岁左右,杨父在文史和古文字学方面给杨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知子莫若父,为引导杨树达,杨父还适时地指导杨树达学习训诂专著。杨树达后来回忆:“予年十四五,家大人授以郝氏《尔雅》、王氏《广雅》二疏,始有志于训诂之学。”人们常说少年贵在立志,杨树达的学术之志立得早立得牢,并以学术报国作为追求,这里面不能不说有他父亲的培育指导之功。从时务学堂到驱张运动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人深受刺激,维新运动渐起。但在全国各省中,真正有实质性改革举措的几乎只有湖南一省。1897年,湖南维新派人士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9月举行考试,录取第一批学生40人。杨树达与杨树谷前去应考,都被录取,同学中有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等。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熊希龄、唐才常、谭嗣同等也在学堂任教,教学内容包括经、史、诸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当时,梁启超“方醉心于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把时务学堂看成是自己宣传变法、培养维新人才的阵地,用《孟子》和《公羊春秋》为教本,鼓吹变法,连批改学生作业时也经常显露这种思想,导致湖南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宿学者大为不满。但这样的教育,却使“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充满活力。杨树达通过时务学堂得到了学习各科知识的机会,而且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受到救国图强思想的熏陶。梁启超成为青少年时期的杨树达的偶像,他的一句“救国在学”,被杨树达终身奉为圭臬。他始终景仰梁启超。1925年,他还去天津执弟子礼看望梁启超。1929年梁启超去世时,杨树达代表时务学堂弟子撰写了《公祭新会梁先生文》,其中追叙道:“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夫子诏我:摄汝光芒;救国在学,乃惟康庄。”文中讲出了杨树达当年面对国家危亡时的直接感受和受到梁启超指点后的兴奋。杨树达终生致力于学术事业,也可以说正是在践行梁启超的“救国在学”理论。

可惜时务学堂在次年戊戌政变后就被解散,杨树达随后转入长沙求实书院学习。1902年,杨树达的父亲和哥哥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次,父亲本来要杨树达也一起参加科举考试的,但17岁的杨树达害怕科考期间需要自带米锅做饭,又淡泊功名,因此没有参加。不过两年后,杨树达还是去科场试了一把,被录取为长沙县童生第一名。他在这次考试所写的几篇论文《论唐代藩镇申亭林梨洲两家之说》《洪范农字证义》《湘省设矿务学堂议》,不但显示了他深厚的历史学和古文字学根底,而且显示出他出谋划策的才能和关心时事爱国图强的思想。阅卷人评价道:“综校全卷,皆根柢盘深,墙宇崇峻,非浅学所能办。”

但杨树达无意沿着旧科举道路走下去。清末去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非常多,1904年,杨树达的朋友周季良也赴日留学,经常从日本给他来信介绍世界大势,说中国危亡在即,力劝杨树达到日本留学,学习救国本领。起初杨树达不以为意,久而久之,不免动心。刚好湖南巡抚端方准备公派学生赴日留学,他哥哥杨树谷决定赴日,于是他也跟着一起去考试,兄弟俩又都考中了官费生。可是,祖父还是老观念,一直期望他们能够考中举人进士光宗耀祖,不愿他们出国。兄弟俩好说歹说都不管用,最后答应明年回家参加科举考试,祖父这才放行。事实上,他们出国留学是对的,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清政府就取消科举了。如果按照祖父的想法,他们将会失去留学深造的机会。仿佛是为了跟逝去的旧时代同步,他们的祖父也在这一年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1905年到日本后,杨树达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大冢分校,后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进修外国语言学。不能不承认,要成为一个大学者必须有相关专业的天赋。杨树达就富有语言天赋,他学习外国语言,都能达到精熟的程度。比如他学日语,连当时同班的日籍同学有时都要向他请教,他的英语也足以任教。学习了国外的语言学知识,对于他以后从事中国的古文字学研究也有很大帮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没有了,杨树达也就没有了官费来源,只好从日本回到长沙,在楚怡工业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一师就读的毛泽东曾经去旁听过杨树达的课。

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杨树达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当时主政湖南的军阀张敬尧作恶多端,弄得湖南民不聊生。“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于是,1919年底湖南爆发了驱张运动。据杨树达1919年的日记记载:“湘省督军张敬尧行为不法,蔑视教育。学界人人愤慨,发起驱张运动,推举余及罗教铎为入京代表。十一月,余偕罗君入京,到国务院请愿,当局不顾也。”他们出发去北京那天,前去送行之人,都有惜别之容。杨树达慷慨而言:“义无反顾,事在必行,吾意决矣。”此次入京驱张,教员代表有杨树达,学生代表有毛澤东。这次反对军阀势力的斗争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毛泽东给杨树达回信说:“遇夫先生: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此复。顺致敬意!”对此,杨树达的理解是:“1920年驱张之役,余与毛公司事,故有违教一语也。”1954年,毛泽东视察湖南,在长沙宴请杨树达,开口便问:“你还记得当年我们驱逐张敬尧的事么?”可见,毛泽东对杨树达当年参与驱张斗争的事记忆深刻。清贫生活中的学术成就

杨树达一生常在贫穷困窘之中。1920年困居北京时,靠翻译日本人的《儿童个性之研究》出版,得到稿酬100元,才得以自活。

在中学教书,杨树达觉得最苦最累的是批改学生作文:如果敷衍了事,则恐误人子弟,于心不安;如果细心评改,耗费的时间又过多,对自己学问增长也无裨益。因此,他觉得当中学语文老师是很苦闷的。在北京时,他看到大学老师每周只要教八九个小时的课,其他时间自主,可以自修和研究学问,因此内心很羡慕。刚好他时务学堂时期的同学范源濂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于是他得以到教育部国语统一促进会任职,后来他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清华大学等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他从北京回到湖南,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他的住房书稿全部被焚,只好随校西迁辰溪。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薪金微薄,物价飞涨,所得不够一饱,常常忍饥挨饿,子女也被迫离校辍学。他贫病交加,甚至写了遗嘱。但就是在这极端艰难的时刻,他照样手不释卷,“荒山忍饿写图经”,不向国民党当局摇尾乞怜。

杨树达做学问有一个特点,善于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教学相长。比如:他教中国文法就写了《马氏文通刊误》;教古汉语语法就写了《高等国文法》《词诠》;教修辞学就写了《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汉文文言修辞学》等书;教《淮南子》就写了《淮南子证闻》;教《汉书》就写了《汉书管窥》《汉代婚丧礼俗考》;等等。由于过人的天资、过人的勤奋和过人的使命感,他成果斐然,海内共仰。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经致信杨树达:“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古文字学家于省吾也说:“大著《甲文说》已由科学院送到,义证精塙,发挥透辟,并世研契诸公无与抗衡。欣佩之情,匪言可喻!”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也认为:“关于甲金小学,惟先生著作最富,发明最多,其贡献之大,盖突破已往所有之学者。倾仰至极!”

1937年杨树达回长沙任教时,敦请曾运乾从广州中山大学回湖南大学,与他一起共同培植后进。当曾运乾遇事不如意想离开湖南时,杨树达又谈起年轻时两个人的盟约,曾运乾备受感动。杨树达、曾运乾分别成为文字学、音韵学领域的一流学者,得到章太炎、陈寅恪等人的赞赏,不但一雪湖南人不懂“小学”之耻,还使湖湘子弟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后继有人。后来,杨树达的侄子杨伯峻、孙子杨逢彬都成为研究古汉语的著名学者。

不用扬鞭自奋蹄

杨树达虽然不介入政治,但对于国民党统治的好坏,他心如明镜。当张君劢要介绍他加入国社党时,他一笑了之。后来,一度出现他加入某党的谣言,他愤怒不已,特意在长沙的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我一生作学问,坚决反对这样的谣传!”当他的子女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他感到很欣慰。他本人也积极为湖南和平解放做贡献。他也没有料到自己一介书生,居然在驱张运动30年后,又在湖南临近解放时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尽了一番力量,起了一定作用。1949年8月长沙解放前夕,他接受湖南大学教授会的推举,作为三人代表之一,劝说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和平解放的建议。8月4日,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程潜与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1951年,长沙举行国庆游行,杨树达观看游行后赋诗一首:“热泪纵横不自休,暮年喜见此年頭。夜门兀自无人闭,谷粒都归种者收。淮水安澜歌大德,夷人授首洗前羞。平生梦想今都现,笑口频开待首丘。”

1952年,湖南大学发动广大师生参加土改运动,罗章龙作为经济学教授,准备率领100余名师生去湖南郴州地区参加土改。当时,湘南一带情况不清,交通梗阻,而且要步行才能到达。有人劝罗章龙,说他恐怕走不了这么长的路,可以不去,但杨树达却鼓励他说:“你是好学理论,也好躬行实践,这正是中国古来治学之人向来提倡的‘知行合一。你要去,我是赞成的。路上虽有些困难,你是能克服的。”罗章龙下去之后果然遇到一些意外困难,比如残匪反攻,但他最后仍然率领湖大师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罗章龙曾经与杨树达谈及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的情况,并陪他重访当年秋收起义诸胜迹。杨树达看到罗章龙所写的秋收起义回忆文稿,认为所记新颖真实,非局外人所能及,劝他继续坚持撰写回忆录:“党的政策伟大,你应当坚持写下去,而且应把全部事情写出来。”

某个雷雨之夜,自天外飞来一块大陨石,伴随巨大的声音轰然坠地,将70岁的杨树达惊醒。事后,杨树达对罗章龙说:“这是一次人生奇遇,难得碰到。陨石定是星外飞来之物,可惜我对此道没有研究。大家以为陨石不过是顽石,我想亦可能是星外的使者,可惜我们不能认识它。此其中是否还包括着某些知识或消息之类呢?可惜我们暂时看不出来罢了。”可见,70岁的杨树达并不保守,仍好学深思,富于想象,敢于创新。

杨树达在解放前不敢想象自己能活到70岁,解放后他觉得自己能活到八九十岁,因此想把先秦诸子全部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他年老多病,但“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仍然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去世前一年,他接受中科院委托撰写《盐铁论要释》。本来要一年完成的任务,他50天就完成了初稿。去世前两天,他还以《盐铁论要释》为念,没有一句话说到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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