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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印博士”邓小平的办刊办报岁月

曲世侠


1923年3月,年仅19岁的邓小平毅然决然离开了法国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实际上,哈金森橡胶厂对邓小平不薄,在他留法勤工俭学最艰难的岁月里,工厂为他提供了工作机会,尽管他已经辞过一次职,依然接纳了他。但是,邓小平下定决心离开是因为有了“更好的工作”。据他本人回忆,主要是在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同年6月,邓小平离开夏莱特市前往巴黎,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油印岁月”。旅欧期间办团刊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旅法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次年6月,一些进步青年,包括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的特色之一就是创办刊物。两个月后的8月1日,机关刊物《少年》问世,先是每月一期,后改为不定期,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阐述建党建团意义。《少年》先由赵世炎负责,不久后赵世炎到莫斯科学习,周恩来便接替了编辑出版工作。

此时,邓小平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一边在巴黎的工厂做杂工,一边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工作。1923年底,因执委会书记部缺人,邓小平被派往书记部工作,主要任务便是参与编辑《少年》刊物。除了轮流编辑外,邓小平还承担了《少年》的刻写蜡版、油印及装订等工作。

不久,随着国内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为配合国内形势,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赤光》。《赤光》创刊号的宣言体现了改名缘由:“我们所认定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可以说,侧重实际的《赤光》是《少年》的升级版,在内容上主要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更加注重宣传反抗压迫。

《赤光》为半月刊,16开本,每期10多页,印数较《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更广泛,编辑工作更加繁忙。邓小平通常是白天做工,晚上下工后立即赶到编辑部,把周恩来写好或编辑好的稿件刻在蜡纸上,再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装订起来。为了保证及时出版,通常是周恩来写好或修改完文章,邓小平就立即刻写、印制,饿了就吃几块羊角面包,渴了就喝点自来水。邓小平刻的字工整大方,油印和装订简洁美观,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油印博士”。

1924年7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选为执委会书记局成员,与周唯真、余增生组成书记局,负责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日常行政工作,除负责抄写、油印外,还管理财务。但邓小平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赤光》上,只是角色发生了转变,除刻写、油印外,他开始撰写文章。据邓小平后来回忆,他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几个名字发表,主要宣称国民革命,同时与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论战。

国家主义派是中国青年党的别称,这是当时在巴黎的旅欧留学生组成的党派之一,因标榜国家主义而得名,他们以《先声》周报为喉舌,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都曾在《赤光》上发表文章与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邓小平用“希贤”的本名发表过《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揭露青年党捏造新闻,欺骗华人的恶劣行径。此外,邓小平也用其他化名发表了一些文章。他的文章短小精悍、思想犀利、言辞泼辣,表现出鲜明的风格个性。

在《赤光》推广方面,邓小平也花了不少功夫。为了扩大影响,他甚至将部分刊物寄到了远隔万里的家乡。据邓小平弟弟邓垦回忆,他就是从欧洲寄来的《赤光》中逐渐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苏维埃等知识和概念,后来参加了革命。

到了1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邓小平等人组成工会运动委员会,司理工人运动事宜,《赤光》由萧朴生负责。随后,邓小平作为特派员被派往里昂地区,渐渐远离了《赤光》的工作。

到1925年止,《赤光》共出版了33期。它针砭时弊、生动活泼,在留欧学生及华工、华人中有很强的影响力,被盛赞为“奋斗的先锋”“旅法华人的明星”。百色起义办第一份军报

1926年1月7日,鄧小平等人秘密启程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学习。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得到较大提升。年底,当他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后,就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回国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了两年多,经受了多种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29年8月底,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化装成商人,从上海黄浦码头秘密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又取道越南到达广西南宁。此行,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接触广西上层人士,特别是针对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开展统战工作,同时肩负着全面领导广西中共组织工作的重任。

早在1925年10月,广西梧州就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但广西中共组织的活动一直比较艰难。特别是到了1928年底,由于叛徒出卖,广西中共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全部工作基本停顿,各地中共支部多数失联,随后中共广西省委改为特委,归中共广东省委领导。

1929年9月初,邓小平到达南宁后,化名“邓斌”,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迅速投入工作,听取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汇报情况,并一起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同时,特委一方面坚持团结、教育、争取俞作柏、李明瑞等,帮助他们整顿训练部队,共商反蒋、反桂系新军阀大计;一方面开展兵运工作,发展积蓄革命力量。

在广西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就很重视报刊的作用。10月初,为做好百色、陇州起义准备工作,邓小平指示起义部队先期派遣共产党员佘惠、何建南带领兵力分别进驻两地,同时开始筹办《右江日报》。当时,共产党的活动是半公开的,《右江日报》也是半公开的。这是当时中共在起义前创办出版的唯一一份报纸,扩大了党在士兵和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发动了部队和群众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等人的领导下,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同时举行了百色起义,组建了红七军。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红七军政委兼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右江日报》也随即成为红七军机关报,不定期出版,在右江地区公开发行,主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七军的成立与施政纲领以及其他具体政策等。

《右江日报》风格特点鲜明。如现存的1929年12月18日第44期,有“十一日晚平馬工人数十名假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后厅开筹备会议,各选出筹备委员五人,主持筹备会一切事宜”的报道,有“红军第七军张军长,十二日晨乘西江轮去平马,是晚七时到那坡”的报道。《右江日报》在传播革命消息、团结广大群众、巩固革命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认可。193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宣传工作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应抽出一笔较大的经费,专作宣传之用,各个苏维埃和民众团体均应有定期刊物,前委除现办的《右江日报》外,还要办一种党的刊物,对外公开发行。这段话从侧面表现出中共中央已经关注到《右江日报》在对内宣传中起到的作用。

1930年2月,由于遭到敌人的围剿和封锁,红七军撤离百色,《右江日报》也被迫停刊。作为一份影响较大的军报,《右江日报》被赞为革命的“螺号”,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又独特的一笔。在根据地办地方报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1931年2月,邓小平与张云逸带领红七军转战江西,在崇义县建立红色地方政权,发展武装力量。随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王明的“左”倾错误开始统治中央。3月,邓小平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受到“左”倾领导者的冷遇,《七军工作报告》被置之不理,甚至受到指责,回红七军的要求也没有被批准。其后,邓小平又请求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几经周折,直到7月才从上海出发。邓小平等人先乘船到广东汕头,再改乘火车到潮州,转小火轮到大浦县的茶阳,再乘小船到清溪,上岸后步行经永定、上杭到长汀。得知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毛泽东、朱德不久前在瑞金活动,邓小平等又步行赶到瑞金,终于与中共赣东特委取得了联系。但此时,红一方面军已开往兴国参与第三次反“围剿”。得知一直记挂的红七军被正式编入了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参与前线作战,邓小平感到十分欣慰。

当时,瑞金的情况非常危急。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正在大搞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县苏维埃政府和总工会大部分干部被抓甚至被处决,引起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人人自危,一片死气沉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被时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和苏区中央局巡视员的苏步青等联合推举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先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开展活动。邓小平上任后,立即组成调查组,经过深入调查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叫停了乱捕乱杀,为受冤干部平反,并惩办反革命分子。稳定政权后,他又领导全县干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恢复生产,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他还指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

1931年10月下旬,《瑞金红旗》第1期正式出版,虽是当时中央苏区众多报刊的一种,但是与《上杭红旗》《永定红旗》等其他报刊不同的是,内容更加丰富、发行更为广泛、出版时间更为持久。据资料显示,《瑞金红旗》有油印和石印两个版本,下设“社论”“内外新闻”“扩大红军”“铁锤”等板块。

邓小平也经常在《瑞金红旗》上发表文章。1929年11月30日第7期,邓小平发表了署名“小平”的文章《惊人的好消息——红军三军团攻下会昌城》。文中写道,正当纪念广州暴动的时候攻下会昌城是个好消息,从此瑞金反动武装几乎全部被消灭,更能增加瑞金群众的革命勇气。文中,邓小平还指出瑞金接下来的任务:一要深入土地运动分配土地,纠正过去分田的缺点,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二要接着会昌的胜利,乘胜追击,向一切反动派来一个大的进攻;三要加强苏维埃的工作能力,要与群众建立密切关系;四要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使更多革命的贫苦工农勇敢地加入红军和地方武装。可见,县委通过《瑞金红旗》,可以及时将红军的战斗喜讯传达给全县人民,明确瑞金前进的目标和方向,有力地促进了瑞金的发展。主编全军性报纸

《红星》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创办了红军机关报《红星》,并于当年12月11日出版了第1期。《红星》原定铅印4开版,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刊)。《红星》主要反映红军和根据地军民军事斗争的情况,其创刊号《见面话》生动宣布了该报的宗旨:《红星》报应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全面反映红军的工作和生活,应该是红军和党的工作指导员、应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红军的俱乐部和裁判员。

邓小平主编《红星》与一场错误的批判有关。当时,在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的邓小平等人坚决执行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受到严重批评。1933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了江西党3个月来工作总结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局代表主持的集中批判邓小平等人的会议。在会上,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被诬蔑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的领袖”,被撤销领导职务。5月,邓小平被指派到远离宁都的村子参加劳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前线吃紧,一些机关干部被调往前线,后方人员短缺,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提议下,邓小平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负责收集、汇报、起草文件等事务性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邓小平提出想多做些实际工作的想法,总政治部把他分配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以外,还负责主编《红星》报。

对邓小平来说,多年积累的丰富办报办刊经验,使他主编《红星》时如鱼得水、轻车熟路。当时编辑部就三五个人,邓小平虽是主编,却只有一个技术性的助手,因此从稿件的采访、编辑、排版到校对都需要他亲自动手。虽然任务很重,但邓小平每项工作都不含糊。8月6日,《红星》报恢复过去4开4版的铅印形式,重新排号出版,逐渐发展为红军报刊中的一流报纸。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期间,刮起了一阵创新风:

一是开辟新栏目。《红星》报增设了“党的生活”“列宁室”“捷报”“前线通讯”“法厅”“军事常识”“卫生常识”“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涵盖了众多方面。“列宁室”主要是发表革命的理论知识,也开展过战争问题讨论;“捷报”和“前线通讯”等有较强的时效性,使广大军民在第一时间了解红军在战场的情况;“铁锤”用于揭露红军中的不良现象;“法厅”栏目宣传法律,兼报案件;“军事常识”和“卫生常识”部分,主要介绍战略战术以及防病治病知识。此外,《红星》报也有副刊,如“红军歌曲”“猜谜语”等栏目较偏向文艺。《红星》报在新栏目内刊登了许多让人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内容,深受红军和群众喜爱。


二是广泛约稿征稿。这其中最经典的要数邓小平向毛泽东约稿了。主编《红星》报没几天,邓小平就约毛泽东写篇文章。当时毛泽东被“左”倾领导人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鬼都不上门”,可邓小平顶住压力,不畏打击,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很快,《红星》报就刊发了毛泽东署名“子任”的文章《吉安的占领》。文章总结了红一军团占领吉安的经验教训,引起很大反响。随之,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也先后被邓小平约请为《红星》报撰稿。同时,《红星》报还发布了《优待投稿同志》启事,给投稿人以奖励。

由于红军战士和苏区人民的文化程度有限,邓小平在活跃版面上也下了功夫,在刊登理论性、政策性文章时,经常配发通俗易懂的图片。报纸越来越受欢迎,到1933年底,《红星》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73万多份。

1934年9月底,红军主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10月10日,邓小平把《红星》报“编辑部”装在口袋里开始突围,在行军中克服了各种困难,用手刻蜡版油印在粗糙的毛边纸上,继续发行《红星》报,出版长征专号,大约10天一期,成为长征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共出版了70多期,在红军和广大群众中有很大影响。有干部给《红星》报编委写信说:《红星》是战士的良友,是革命战争中的有力喇叭,无论行军驻军,总听见战士热闹的读报声,大家在火线上时刻盼望着《红星》速来。《红星》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193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调离《红星》报,但《红星》报却永远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了。

10多年后,在1950年5月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结合自己曾经从事的办报工作做了发言。他指出:办好报纸需要具备3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而这3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离开了领导报纸就没有了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这是“油印博士”鄧小平多年的办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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