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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唐振南

在西安事变前后,为了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不仅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还以大量书信向国民党各派将领、民主人士、社会各界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他在信中多次阐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都要作些让步;要巩固、扩大、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务须坚持各党派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信中洋溢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爱国、团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美德。致信东北军王以哲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就准备与东北军、西北军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随同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前往洛川谈判。高福源是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麾下的爱将,任六十七军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在榆林战斗中被红军俘获,经过教育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于1936年初获得释放,返回洛川。随后,高福源携带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的信件,邀请红军正式代表赴洛川与王以哲会谈。


王以哲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军人,参加过长城抗战,获得全国人民的赞扬。1936年2月,他奉张学良的指示,与中共代表李克农、钱之光在洛川达成口头协议。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会谈,中共接受了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建议。

5月5日,红军发出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随后,张学良的部队主动让出肤施(延安)给中共作为抗日的指挥中心,并在王以哲的军部设立与中共直接联系的电台,解除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红军方面则任命刘向三为常驻六十七军的采购联络员。9月,经毛泽东、周恩来精心考虑,派出了叶剑英、彭雪枫、潘汉年等人进入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总部驻地,肩负起沟通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重任。仅1936年10月,西安城里发往红色延安的密电,就达18次。

8月底,毛泽东曾致信王以哲:“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高度颂扬4月份以来张学良与王以哲的贡献。当时传闻有蒋介石拟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进攻东北军,分化张学良部的阴谋。毛泽东提醒他们,蒋介石历来有挑拨离间、排除异己的政策,要提高警惕,并表示:“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

在中国共产党的促进下,在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指战员和全国人民抗日激情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5个条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进展。可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筑成,王以哲就被害。得此噩耗,毛泽东致电悼念,赞扬王以哲“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致信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桂滋等

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致高桂滋信,又从一个侧面,表达了毛泽东的抗日爱国情怀。1935年底,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受蒋介石的“驱迫”,进攻陕北红军,在直罗镇一役受到重创,开始幡然觉醒。毛泽东抓住这一机遇,在直罗镇战役后,亲笔致信高桂滋,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军”的提议。这封信阐明了全体红军将士的爱国情怀:“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重申凡出于蔣介石“驱迫”,能够“转旆抗日,则前事消忘”。信末表明共产党人的诚意:“当此亡国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了毛泽东的骨髓。在毛泽东的积极争取之下,高桂滋成为最先秘密接受停战协定八条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高桂滋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还致信杜斌丞:“仲节君回来,盛称德意,并聆抗日救国宏论,无任钦迟。……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进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杜斌丞是陕西米脂人,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总参议,对促成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同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明确提出欲与他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书信开门见山,赞扬:“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并说明:9个月以来,我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持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兹派张文斌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最有影响力的爱国将领之一。1936年12月12日,他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于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致信民主人士、社会名流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与宋庆龄、许德珩、陈公培、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就有过交往,与宋子文等国民党中的各类人物打过交道。在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种良好的关系,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遍及全国,然而统率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尚无彻底抗日之心。宋庆龄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她自始至终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在信中,毛泽东满腔热忱地写道:“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

毛泽东提出,要唤醒国民党中央负责人员,认识到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商讨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希接洽,予以指导”。这封信,明确地提出了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作为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同时,毛泽东还附上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并请她介绍国民党重要人物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蔡元培、孙科等与潘汉年接洽、商讨。潘汉年是受毛泽东委托专做国民党重要人物的联系工作的同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

宋子文是宋庆龄的弟弟,与孙中山、蒋介石都是郎舅关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是国民党中的亲美派。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给他:“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他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毛泽东再一次的明确提议:以恢复孙中山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在信末急切而诚恳地呼吁:“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1936年5月,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等人发起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四人联合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9月18日,毛泽东致信他们:“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和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与更密切的合作。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成,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案。”“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信中首次提出的。9月17日,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决议中,对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说明。为使这些民主人士真正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毛泽东特地委托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前往各民主人士居所,登门拜访,转达毛泽东对他们的希望。


毛泽东与蔡元培在五四时期有过师生关系。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蔡元培:“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今又闻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不仅令我毛泽东敬佩,更使全国人民欢跃。希望先生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拯救出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毛澤东在信中指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人民共和国,复兴中华民族,立于世界自由解放之林,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还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寄送70多位民主人士。在给蔡元培的信尾,毛泽东还附了一批“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名单,如何香凝、于右任、郭沫若、程潜、沈雁冰、陈望道、章士钊、周谷城等71人。可见,毛泽东充分利用曾经有过共事或联系的人,共同呼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致信国民党抗日将领冯玉祥等

毛泽东给赞成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冯玉祥、宋哲元、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写信,寄送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纲领草案》。

冯玉祥自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他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寄给他,附信:“有何评判,愿接高明。”冯玉祥复信赞成,并表示“愿尽绵薄之力”。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而设立的政权机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曾担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华北人民的抗日热潮中,宋哲元深受感染,“情殷抗日”“奋力边陲,慨然御侮”。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领导的第二十九军对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尽全力以为后援。”同时,毛泽东信中还明确派遣张经武为驻“尊处之联络代表”,共组北方联合战线。

9月22日,毛泽东分别给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信。在致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毛泽东谈到:“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毛泽东指出,为了抗日救国,“敝党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对抗日救国提出了新的具体方案,检呈一份,敬祈审察。为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19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在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毛泽东指出:“当务之急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希望各实力派对蒋介石给予“督促批判,责其更新。”

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山城堡战役,红军消灭了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部一个多旅。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此时蒋介石仍把个人的统治权,把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顽固不化地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山城堡战役后,还以“剿共”总司令身份飞来西安,逼迫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进攻红军。张、杨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对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一道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消息传开,许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以谢天下。国民党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打着“拯救”蒋介石的旗号,指挥部队向陕西进逼,企图挑起内战;同时,他们还派飞机轰炸陕南,还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制造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窃取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权,为日本侵略者效力。日本侵略者竭力煽动、支持何应钦等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发动内战,坐收渔人之利。

在得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各派的动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采取和平调解的方针。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这一局部利益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報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第二天,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赴西安,在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蒋介石之间来往奔波,劝说,调解。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声明:“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张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防止内战爆发。

经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等条件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得以释放。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以实现。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洗涤了甲午战争以来的奇耻大辱,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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