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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叶剑英:经得起生死考验

郑林华


叶剑英身材魁伟,阔面剑眉,鼻若悬胆,目光如电,堪称英武不凡,威风凛凛。这位护卫孙中山、追随毛泽东、辅佐周恩来、抓捕“四人帮”、力荐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元帅,最崇敬的是统帅毛泽东。80高龄时,他仍然念念不忘毛泽东:“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苏区相交

生长于广东梅县的客家人叶剑英,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中央苏区时期。1931年初,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剑英从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随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虽然刚到苏区,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情况并不了解,但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中,聪明豁达、没有成见的叶剑英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打击排挤时,叶剑英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叶剑英是从正规军校云南讲武堂毕业的职业军人,又是粤军名将、黄埔教官,参加过东征和北伐,策应过南昌起义,是广州起义的副总指挥,又在苏联学习过,他以这样的资历来支持毛泽东,对于当时被嘲笑为没有喝过洋墨水、只懂《三国演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而言,有如雪中送炭、空谷足音。毛泽东曾动情地说:“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我的意见坚持的人不多,剑英算是一个。”

颇有识人之明的叶剑英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心生敬佩,甚至跟着毛泽东一起挨整。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激烈批评毛泽东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鉴于叶剑英与毛泽东的关系,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将叶剑英从总参谋长岗位上调整到红军学校任校长,后来又借故降职把他从福建军区司令员任上调整到总参任四局局长。3年之中,从总参谋长降成总参四局局长,官越做越小,叶剑英却毫不在意,继续任劳任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毛泽东因此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同时他也看到了叶剑英人品的可贵,曾多次对人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长征中,叶剑英曾3次帮助毛泽东脱险:一次是在遵义会议之后。遵义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等人在土城突然遭遇敌人一个连的袭击,危在旦夕,幸好叶剑英率通信排及时将敌人打退,使大家转危为安。大家都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一次是在打鼓新场附近。那天,中央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敌机突然来袭,坐在门口的叶剑英大喊:“主席快跟我来!”一把拉起毛泽东跑到屋外隐蔽;一次是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天,叶剑英获得张国焘要谋害毛泽东等人的密电,火速派人向毛泽东报告,使毛泽东及党中央紧急出发脱离险境。此事毛泽东多年后还经常对人说起:“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指自己的脑袋),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长征胜利后,叶剑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收集各方情报,积极为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出谋献策,真是又参又谋。而叶剑英也从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中进一步体会到了毛泽东的伟大。1963年,他在《关于人民解放军战史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坦言:“毛主席脑子里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拿出来,他领导革命的许多经验、许多窍门还没有拿出来。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现在要急起直追。我们目前的史料工作还只能从历史文电的表面去理解,内在的东西还在毛主席他们的记忆里,本质的东西还在他们头脑中。在胡宗南进攻陕北时,许多人要我劝毛主席离开陕北,毛主席就是不离开。直到刘邓大军南下战略进攻开始,我才明白:哪里形势紧要他在哪里。敌人重点进攻,两翼钳形攻势,我们就来了个中间突破。这些是从文电资料中看不到的。还有长征到达陕北,有人主张先巩固再发展,不同意东征。毛主席则主张在发展中求巩固。先巩固再发展这是一般的原则,但是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陕北的条件,必须在发展中求巩固,否则就无法巩固,更谈不上发展。毛主席是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的。像这样的事例有很多,而这些是历史文电资料上所没有的,要从他们身上去挖宝。”互相敬重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知人善用的统帅,善于提前谋划部署工作并选择最适合的干部去完成任务。1948年,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得我党我军需要更多的军政干部,于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派曾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当古都北平即将解放时,毛泽东又亲自点将,任命叶剑英为新北平第一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因为叶剑英曾经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熟悉北平各方面情况,善于做统战工作,又富有文化修养,为人平和不走极端,同时作为参谋长和负责情报工作的他为人又非常谨慎细致周到,这些性格特点和素养对于保证我军对古都的和平接管、和平改造、和平过渡、文物保护、保障中央安全等都非常有利;当解放军即将打到广东时,毛泽东又亲自起草新华社电文,将叶剑英从北平派到广东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领导指挥两广和海南岛的解放战争。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比其他将领更熟悉广东,同时他在广东又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和社会基础,也有利于领导好岭南这块与内地大为不同的沿海地区。事实证明,叶剑英在广东的工作确实可圈可点,非常符合广东实际。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干部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急躁情绪,以致于叶剑英在广东对土改和华侨、干部等问题的正确做法被视为“右倾”和“搞地方主义”。有人向中央告叶剑英的状,由于毛泽东当时对一些党员干部的右倾保守十分警惕,于是叶剑英不得不检讨“错误”,但毛泽东对叶剑英还是保护有加。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叶剑英虽然获得元帅之衔,而且也正当盛年,但只是负责军队训练、科研方面的工作。这个时期,他虽有“病卧东山惜岁年”的感叹,但他從不去高层走动。或许是他天性使然,或许是他知道,毛泽东是了解他的。他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崇也是一如既往。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爱女叶向真在大学读书时,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叶剑英见她面孔苍白浮肿,虽然什么话也没有说过,但她还是盼着能回家。正巧一天下午没课,中午她就回家,跟叶剑英一起吃午饭。因为在学校长时间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一看到桌上饭菜她端起饭碗就狼吞虎咽。过了一会儿,她才发现叶剑英根本没动筷子,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神情望着她。她不解地问道:“爸,您怎么不吃呀?您不舒服?”叶剑英告诉她:“女儿,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毛主席对炊事员讲,‘全国人民都没有肉吃,为什么还要给我肉吃?每次端肉来给他,他都让端回去……他不是别人哟,连他都不肯吃肉了……”说着说着,叶剑英声音颤动,表情忧伤,眼圈都红了。他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感情,在自己女儿面前展露无遗。


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还表现在诗歌上。1963年3月,叶剑英到韶山参观后赋诗一首:“六亿同胞呼万岁,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而毛泽东也非常推崇叶剑英的律诗,除了向陈毅推荐叶剑英外,他还把叶剑英的诗一字不差地抄写给自己的儿子儿媳。同担重责

1966年,毛泽东准备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长征”,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他而言,下决心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容易。为此,他需要进行相应的人事安排。这时候,他开始对叶剑英委以重任。除了与其他几位老帅一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还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负责首都的安全保卫工作。叶剑英兢兢业业,甚至想到国外给毛泽东买当时最好的尼龙防弹衣。毛泽东在天安门8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叶剑英都陪同跟随。

但叶剑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并不赞同。很快,他就被打成“二月逆流”干将,子女被抓进监狱关押。但毛泽东仍然信任他,因此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仍然得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也在湖南经历了一段受到冷落的生活,但1970年庐山会议后他很快又被毛泽东重用,特别是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更是委任他主持军委工作。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之后,叶剑英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叶剑英和毛泽东都很看重邓小平治国安邦的才干。1973年,邓小平从“下放”地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率先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参加并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谈到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1975年,周恩来病重,当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时,叶剑英给他写信说:“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欣然同意。1975年底,叶剑英于是请301医院写了一份病情报告,由医院建议自己到外地治疗休养。毛泽东批准了报告。生死之谊

1976年9月,在毛泽东即将离开人世前,叶剑英等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向毛泽东告别。自1931年结交之后,他们之间长达45年的同志之情也将随着一代伟人的逝世而结束。对于国家当时非常严峻的政治局面,毛泽东和叶剑英都是我心系之,于是演绎了一场临终召唤的历史哑谜。据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视器,一直看到监视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数年之后,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道出了他对毛泽东临终召唤的理解。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最后的嘱托,要叶剑英在他去世后辅佐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为华国锋资历尚浅,面对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最需要叶剑英这样既有高超政治智慧又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既有崇高威望又不擅权恋栈的中央领导人来担当重任,而叶剑英也确实希望像历史上周公辅佐成王那样辅佐华国锋。1979年,他在过三峡时写诗称誉诸葛亮“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直接道出自己的心迹。叶剑英在1980年自我检讨说:据《三国志》第35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之前说,我不行了,快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治病的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毛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大家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

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紧急召开会议,在讨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下发的第一个文件16号文件时,有同志问: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实际上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叶剑英明确指出: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在此后数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泽东主席的形象。

毛泽东逝世一年后,1977年7月31日,80岁的叶剑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庆祝大會上讲话,当他讲到“我们无限怀念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时,声音哽咽,全场为之动容。

叶剑英非常怀念和崇敬毛泽东,晚年曾多次含泪谈到毛泽东的光辉业绩。他认为正如恩格斯称颂马克思那样,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毛泽东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世长存的。他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谦虚而沉痛地说:“我的事业做得少,如果不跟毛主席,很平庸,不过还在南洋做生意呀!在家里教书呀!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伤心。……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要仰仗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央开会,还要在法租界、英租界开呢。没有毛主席,长征过不去,到陕北也站不住。后来,打日本,打蒋介石,没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这样的情谊,或许所谓的生死之交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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