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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秀才吴仲廉

刘丽丽


个子不高,清秀睿智的吴仲廉,是典型的湘妹子。当然,这个湘妹子不简单,在那个“无湘不成军”的年代,曾经就读于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她,不仅天资聪慧,而且思想活跃。在汹涌的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经过同学曾志的介绍,年仅18岁的吴仲廉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大反革命政变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吴仲廉和同志们一起撤出长沙,到农村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1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余部入湘智取宜章县城,揭开湘南暴动的序幕。吴仲廉和同志们得到消息后,在当地党组织的指派下,奔赴暴动指挥部向朱德、陈毅汇报情况,并积极参与暴动前的分析部署。

在指挥部的部署下,吴仲廉配合组织了踦石年关暴动。暴动成功后,由赤卫队员组成了踦石工农革命军独立营,吴仲廉被安排负责独立营的后勤工作。从此以后,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师范女学生,跟随这支队伍,栉风沐雨,参加了攻打桂阳县临武水东和宜章象山、大黄家等战斗,并磨砺成工农革命军中少有的女将。4月,已经回过神来的军阀开始了对工农革命军的疯狂清剿。此时,已调入中共宜章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吴仲廉,奉命率宜章县党政军人员及家属3000余人,随部队奔向井冈山,成为最早上井冈山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红军女干部之一。

正像岳麓书院大门前的那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革命队伍中湖南人人才辈出,吴仲廉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个印刷并不发达,更不可能有什么复印设备的时代,秀外慧中的吴仲廉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在不同时间、地点为红军的发展扩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井冈山的书记员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

人民专政靠兵权。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参加湘南暴动后组成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第一次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在回顾这一历史瞬间时,朱德吟赋了此诗。时年20岁的吴仲廉,就在朱德率领的这支队伍中。

不久,两支队伍重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此时吴仲廉因其文化背景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被调到红四军政治部工作,担任书记员。井冈山的斗争忙碌而又艰苦。一支新的军队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各种会议记录、文件的传达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每次军委会议一结束,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必须手抄多份,并马上下达到各部队。山上没有印刷设备,他们就土法印刷,但一些紧急、保密且复制量少的文件多是手抄。政治部人手不足,吴仲廉经常是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工作没完成就不去吃饭,连夜赶抄文件也是常有的事。

当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经过长途跋涉,突破重围,实现了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使井冈山的红军成为当时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红军。

随着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加上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不断,部队给养成了大问题。1929年1月,在柏路会议上,红四军和红五军决定分兵作战,由红五军坚守井冈山,红四军则下山到敌后作战,一方面牵制敌人的“会剿”,另一方面开辟新的更大的根据地。

为了在行军作战中更好地开展工作,下山前红四军成立了由谭震林担任主任的工农运动委员会,同曾志、伍若兰、贺子珍、吴仲廉、康克清等组成的妇女组,一路上開展群众工作。

1929年1月14日,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直指赣南地区,先后与敌人在大余、大柏地、宁都、广昌等地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每次部队一到驻地,妇女组就走上街头走进人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她们还帮助当地建立雇农工会、农民协会等,为部队筹措粮款。在扩大根据地途中,吴仲廉还和当时军委秘书处的谭政、江华、谭冠三等文化人一起,将红军的任务、宗旨写得一清二楚,作为红四军司令部的布告张贴到街头巷尾。就这样,他们以头脑中的智慧和手中的笔,将革命道理散播出去,发动沿途群众,扩大革命影响,为红军开辟赣南、闽北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那时,毛泽东为了进行社会调查,制订了一份农村阶级关系调查表。妇女组便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一路走一路问,把得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再由吴仲廉归纳整理,然后清清楚楚地抄写到表中,送交毛泽东。在红四军政治部作书记员的那段时间里,吴仲廉更是经常给毛泽东抄写各种报告和讲话。

1929年12月,吴仲廉作为前委政治部的书记员参加了古田会议,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批评了一些错误思想,并坚定了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思路。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9个决议案共2万余字,也就是《古田会议决议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纲领性文献。此后,红军队伍得到不断壮大,并逐步成长为一支听党指挥、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英勇善战、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武能文的坚强军队。决议案最初的版本,便是由吴仲廉亲手抄写而成的。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3次“围剿”,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干部休养连秘书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更多的妇女们走入革命的洪流。她们剪掉长辫子,梳起了革命头;她们打开了缠足布,放开了裹得变形的小脚;她们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走上与封建势力抗争的道路。许多年轻妇女积极参与支前工作,并有很多妇女提出“不回家,当红军”的要求。经过中革军委和地方党组织商议之后,根据地成立了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打算为苏维埃政府培养一批文武双全的妇女干部,吴仲廉和康克清被调去分别担任指导员和队长。

在朱德“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的经验指导下,吴仲廉和康克清对女子义勇队进行严格的军事化训练,仅仅半年时间,就为红军医院和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培养了180多名工作骨干。她们走出红军学校的大门,走进了革命干部队伍的行列,担任苏区各个县、区、乡妇女组织的领导。她们一路唱着山歌,用她们满腔的热情,以她们特有的工作方式,走街串巷宣传革命道理,深入敌后收集情报,为革命燎原之势播下了星星火种。

然而,1934年瑞金的秋天过于沉闷。广昌战役宣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为苏区的革命斗争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的军队长驱直入,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大举进犯。

9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叫到办公室,神秘而严肃地告诉他:“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回到驻地以后,博古和李维汉分别对中央局妇女部下达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发动苏区妇女做20万双草鞋、缝制10万条米袋子;二是草拟一份随军长征的妇女名单。

随后,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并经过深思熟虑列出了一长串跟随大部队一同行动的妇女名单。名单又经过中央的反复筛选,才最终得以确定。作为红军学校教官,吴仲廉的名字在名单之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转移。

能够跟随中央红军一起行动,吴仲廉她们无疑是幸运的,但征途中的艰辛也便伴随着她们从此开始。随队出发时,吴仲廉在中央军委卫生部担架队负责30余副担架、100多名红军战士和随队民夫。但随着一路日夜兼程的强行军,再加之作战中负伤的伤员的增加,抬担架的民夫开始悄悄地脱离队伍。吴仲廉看到这种情况,内心非常着急,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民夫留下来。

就这样坚持走了两个多月,当周恩来看到年老体弱的党的高级干部、为数不多的女红军和在战斗中负伤的重伤员实在需要给予特殊关照时,他决定成立一支特殊的连队——干部休养连。

成立这支特殊的连队,在选择领导班子成员上,周恩来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找来了时任九军团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这位曾在井冈山说服王佐与毛泽东联系,在长征前夕受周恩来、朱德的委托,代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与粤军进行秘密谈判的老同志,这一次又受命兼任这一特殊队伍的领导。找这样一位善于斡旋的老同志来担任兼职连长,可见周恩来对干部休养连的重视。

后来,考虑到干部休养连人员复杂,负担过重,何长工兼管确实难度很大,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向周恩来提议配备一个专职连长。为此,周恩来想到了刚刚整编的原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侯政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学过医,又带过兵,平日里做事比较稳重。于是,由贺诚和蔡畅分头找他谈话。一直不肯点头答应的侯政,最后还是由周恩来亲自出马才敲定下来。侯政走马上任。

由于连长和指导员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有时宣读命令,起草文件有些困难,于是经商议,就把红军学校教官吴仲廉调过来当秘书。

干部休养连属总卫生部,全连约有300余人,分成老同志班、伤员班、女同志班、机要人员班、流动班5个休养班:老同志班,成员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等;伤员班,人员包括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师、团级以上的干部,锺赤兵、张宗逊、文年生、姚喆等曾被收容在这个班;女同志班,是专门为生病和怀孕的女领导干部和中央领导的夫人设立的,先后在这个班的有邓颖超、贺子珍、萧月华、廖似光、陈慧清、杨厚珍、周越华、曾玉等;机要人员班,收容一些负伤和生病的机要人员及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流动班,成员不固定,生了病的领导干部就送到这个班,病好以后就回到原单位。工作人员分别编在医务室、警卫排、饲养排、担架排、运输排。担架员和运输员是请的民夫。在干部休养连,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媛、钱希君、锺月林、刘彩香、邱一涵、危秀英、谢琼香(谢飞)、谢小梅、蔡纫湘等11位女干部,叫“政治战士”,她们什么工作都做,既做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又帮助抬担架、挑药箱、护理伤员等。


吴仲廉作为秘书,要把上级发下来的文件,逐字逐句念给连长和指导员听,有时还要做解释。在长征途中艰苦的条件下,她常常要把司令部发下来的命令和通知,反复抄写多份,下发到每一个班,并将整理的文件材料一路背着,直到背不动了才烧毁。

与此同时,女红军们还肩负着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每到一处都要大力宣传红军政策,打消农民群众对红军的不理解甚至敌对情绪。由于吴仲廉的字写得整齐又漂亮,沿途许多城镇村庄都留下了她写的宣传红军政策的标语。长征路上的生离死别

原本在干部休养连任秘书的吴仲廉,因为在长征路上怀孕反映强烈,过黑水芦花后,住进总卫生部附属医院,并随红四方面军继续前进。不久,她生下孩子,并一度抱着孩子骑在马上行军,后因部队打了败仗,不得不忍痛把孩子寄养在一个保长家里,只身随部队突围。

吳仲廉丈夫正是她的同学曾志的哥哥曾日三。离开苏区出发时,曾日三是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曾日三因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企图不满,被张国焘调离红五军,降职到原红四方面军所辖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在一次红军西路军与马家军交战中,部队被包围,曾日三为保护伤病员和妇女不被杀害,挺身而出,被马家军乱枪打死。当时身为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的吴仲廉也在被围困的红军之中,她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吴仲廉被捕后,被马步芳的军队押解到西宁中山医院做苦工。在这里,她遇到了曾被红军俘虏的马匪军医罗诚训。在甘柴洼战斗中,马匪陆军医院上尉医官罗诚训所在的医疗队整体被红九军俘虏。当时在红九军的政治干部吴仲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执行红军的俘虏政策,为愿意回家的俘虏开具了释放证明书,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和干粮。罗诚训一直对这位写得一手好字的女红军怀有崇敬之意。

这一次,在被俘的红军中,罗诚训见到了吴仲廉。于是,他决定报恩,帮助她摆脱俘虏身份。经过他的一番奔走,吴仲廉真的被解救出来,暂时住进了罗诚训家里。

一天,自由了的吴仲廉来到敌人的新剧团看望姐妹们——这个剧团全部由被俘的红四方面军女文工团员组成。在这里,她知道了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也已经被俘,且处境危险。于是,吴仲廉回到罗家以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诚训,并请求他救助张琴秋。罗先是想办法让张琴秋住进了他所在的中山医院,并与妇女团营长陶万荣住在一个房间。

不久,罗诚训想尽一切办法,将吴仲廉和张琴秋、陶万荣送出青海。但让罗诚训意想不到的是,他虽把3位享有盛誉的女红军送出了青海,却又因他所托付的人恰恰是想要送张琴秋向国民党邀功请赏的人,而使这3位女红军身陷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方营救才被保释出来。1937年10月,吴仲廉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吴仲廉又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战友江华,这位曾经和她一起在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战友,此时已是军委四局局长。当江华得知吴仲廉和曾日三的不幸遭遇之后,重新点燃了对吴仲廉的感情。1938年春天,在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后,江华、吴仲廉二人结为夫妻。此时的吴仲廉,将原名“吴统莲”改为“吴仲廉”。

不久,江华被任命为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吴仲廉任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二人骑马并肩开赴山东抗日前线。

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夫妻双双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新中国成立后,江华任过浙江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历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监委副书记,省委妇委书记,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党委书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从小有着境况良好的家庭背景、过着衣食无忧生活的吴仲廉,因其最早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影响而追求进步,看到身边妇女的不幸遭遇,激发了她思想深处的同情与反抗意识,唤起了她的社会良知,奋起号召饱受压迫的妇女们站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即使是这样心中充满大爱的女性,在十年浩劫中也未能幸免于难。1967年,吴仲廉被造反派迫害致死,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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