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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必须搞好质量”

毛胜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向来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从大的基建工程质量,到小的工农业产品质量,到发展质量,提出了一系列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见解。基建质量:事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踏上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新征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一大批基本建设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神州大地“旧貌换新颜”。在人们强烈渴望加快建设速度的时候,陈云清醒地意识到确保基建工程质量的重要性。1954年11月,他主持召开讨论“一五”计划草案会议,针对宝天线、宝成线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强调:要有长期打算,铁路“质量如搞不好,子孙都会骂的”,今后我们要新建的铁路,许多在沙漠和山地,技术上更困难,“必须搞好质量”。

被陈云不幸言中的是,“大跃进”运动出现了只顾数量和速度、不顾质量和效益的严重问题,导致基本建设中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比如:1958年建筑工程部系统的死亡人数,较之1957年增加2.2倍。接二连三的重大事故,使陈云忧心如焚,并思考如何解决这个突出问题。1958年11月13日,杭州半山钢铁厂发生倒塌事故后,陈云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12月22日至26日,他在杭州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下大气力纠正片面图快图省而不顾工程质量的倾向。


会议开始后,陈云首先和大家一起分析了事故频发的原因,指出基建工程中存在的“注意了数量,忽略了质量”“片面节约材料和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有些地方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技术工人不够,某些必要的设备不足”等问题。这些分析很客观,使人信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到了“二五”计划时期,大部分工厂主要靠我们自己搞。因此,“头脑必须清醒,要看到我们的本领还不大,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面对现实。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并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

在陈云的指导下,会议用4天时间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由他作总结报告。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工程质量问题,陈云着重从“建筑结构在厂房建设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设计是基本建设的关键部分”“施工必须有准备”“工地上必须恢复和建立材料的验收机构”“要恢复安全作业的各种制度”“地方党委要加强对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6个方面,对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进行了深刻论述,并要求对那些质量不好的工程采取补救措施。

回到北京后,陈云立即致信毛泽东,报送自己在杭州现场会上的发言记录。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目前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很坏,事故很多。总的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多快省”,不讲“好”;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节约,把不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只注重搞群众运动这一面,放松了业务和技术管理制度这一面;任务很大很急,新工人和设备与之不相适应。1959年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了陈云提出的意见,决定已列入1959年基建计划的728个项目不变,但在具体安排上要保证重点,有些项目的施工时间可以放慢。两天后,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在杭州现场会上两个讲话的纪要,并在给各地各部门的通知中强调:“提高工程质量是必须引起全党严重注意的大事”,各地各部门要立即组织力量,对1958年开工的各项工程的质量,特别是重大工程的质量,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查。对于质量不好有危险性的建筑物,必须制定合理的补救方案。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当好“事后诸葛亮”,是陈云倡导的重要工作方法。基于一段时间以来对新中国基本建设工作的深思熟虑,他写出了《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于1959年3月1日在《红旗》杂志第5期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其中就工程质量问题进一步指出:“基本建设是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在质量方面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因为工程质量不好,有的就要返工,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的会造成生产上的长期不合理,或者影响到产品的正常生产。”也正因为如此,陈云到地方开展调查研究时,经常前往基建工程现场,并反复强调保证质量的重要性。1960年10月24日,他在三门峡市冒雨视察水库大坝建设工地,并在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时指出:“一定要严把质量关,把工程建设好,保证万无一失。”产品质量:“鼓励质的提高,要有必要的竞争”

重大工程建设要确保质量,工农业生产也要确保质量。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对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提出了质量上的要求。1944年10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指出:富村、关中两个铁厂都已出铁,但质量不佳,成本过高。必须“减低成本,延长炉子寿命,裁减多余人员,搞好组织管理”。1945年8月8日,他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军工局生产座谈会上又提出:军工生产要建立质量检查制度,“因为质量问题特别重要,而且我们生产条件不如人家,机械化很差,又无标准化,工人技术水平也低;另外,没有检查制度是最大的浪费”。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始终要求各部门把质量摆在重要位置。1950年9月15日,他在政务院第50次政务会议上,就全国橡胶工业会议、火柴工业会议的总结报告指出:生产在全面兼顾的情况下,“要鼓励质的提高,要有必要的竞争”。1952年6月13日,他在政务院第140次政务会议上,对轻工业部的工作也提出注意质量的要求,强调“老百姓对名牌货有好感,应该奖励好的,淘汰差的”。

在1959年抓基建工程质量的时候,陈云强调钢铁等工业品生产也要确保质量。当年5月11日,他就1959年钢铁指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口头报告时说:“钢铁要强调改进质量,设备制造、日用工业品生产、基本建设等,都要强调提高质量。”“数量虽然多,但是如果质量很坏,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真正顶用,不仅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和市场的需要,而且要造成极大的浪费。”所以,“过去质量好而后来降低了的产品,应该尽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质量一直不好的产品,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限期提高”。

要“真正顶用”,可以说是陈云对工农业产品的基本要求。1960年11月,他视察上海化工研究院时,对年产800吨的合成氨厂的设备制造指出,要保证可靠,钢材多花一点没有关系。“设计精巧是好心。但是,太娇气,农村没办法用。要像北方的锅驼机那样,不要像林黛玉、贾宝玉。”1974年7月,陈云与华北协作组负责人吕东谈钢铁工业生产时又说:要抓质量,一吨钢要顶一吨钢用;要抓品种,品种齐全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1978年2月,他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东北组会上发言时再次指出:“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今年钢将达到年产3000万吨,如果质量好,是很顶用的。其他工业也是如此。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

提高质量,关乎国家建设,亦关乎百姓生活。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特地请陈云讲一讲公私合营后发生的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不好吃的情况。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一点上,要羊肉必须继续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陈云在会上分析指出:“不能保持好的品种、好的质量的情况,在统购包销以后就发生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竞争,统统是国家收购的,结果大家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意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他认为这种情况在公私合营后很可能进一步发展,一定要严加注意。不论工业、商业,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的品种和质量,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


对保持产品质量和经营品种这件事,陈云抓得很紧很实。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对已降低了质量的产品和已减少经营的品种,必须迅速恢复。所有合营工厂、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组织,都必须指定经理或一位副经理专管产品质量和经营品种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于4月底5月初在上海主持召开苏浙闽沪三省一市对资改造汇报会议时,强调当前工业生产主要是如何保证质量问题,并提出6条具体办法:逐步规定产品品种的规格及操作规程;好产品要供应好原料,如无好原料,宁缺勿滥;优质优价,劣质低价;新产品的试制费用,由国家补贴;建立对于产品发明的奖励制度;纠正重产量不重质量的偏向。

由于陈云的办法针对性强,加上各方面努力,商品质量和品种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1956年8月,他在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上总结说:人民的需要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在改变品种方面,小厂要比大厂灵活得多。要有大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也要有小工厂进行多品种小规模的生产,以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对农业也是一样,主要农产品的生产由合作社搞,其他的可以放手让农民自己搞。在他看来,只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才能解决好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社会主义就是质量下降”等问题。发展质量:“不是什么发展都是好的”

无论是基本建设,还是工农业生产,实践反復证明了一个道理:正确认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辩证关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如果片面追求数量,不仅会“欲速则不达”,而且会在质量问题上栽跟头。

还是以陈云抓1959年钢铁质量为例,在当时强调这个问题,既有利于解决钢铁产品本身的问题,也有利于解决高指标的问题,这就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病根。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平后来回忆说:“1959年春,在一次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的会议上,我根据矿石、煤炭、运输、设备等实际情况,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年要完成1800万吨钢铁生产指标有困难。话虽然讲了,但思想压力很大。会散了,走到门口,陈云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质量!质量!我领悟到,在当时条件下,光讲产量,不讲质量,高指标降不下来。”

时隔20年后,1979年3月14日,陈云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对当时的财经工作提出意见,强调“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时,陈云进一步指出:“钢产量1985年搞到6000万吨根本做不到,两个五年计划搞到8000万吨有点根据。如果将来超过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性。1954年12月31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针对私营工业生产出现的困难,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分析,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是:“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并不是什么发展都是好的。”陈云说:具体而言,在生产发展较快时,容易出现盲目乐观的倾向,片面地赶速度、求产量,从而造成原材料、能源和运力的供应紧张,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和管理的失序,造成产品供过于求等困难。因此,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什么发展都是好的”,注意发挥好“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作用,不仅对于搞好私营工业生产极为重要,对于国有企业的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是一条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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