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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初心不改的骆驼

毛胜


说起任弼时,人们通常会想起他的“骆驼精神”。这是任弼时英年早逝后,叶剑英有感于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崇高品格,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最早提出的:“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任弼时是党和人民的骆驼,而且是初心不改的骆驼。他在年少时,就忧虑民族的前途,关心国家的发展,牵挂百姓的疾苦;16岁参加革命后,更是三十年如一日,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长期抱病担负繁重工作,直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为民族谋复兴:“需要寻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是革命的出路!”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任家新屋。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任弼时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在青少年时期就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更是深恶痛绝。1915年2月,还在序贤初等小学四年级学习时,他就在作文《拟御侮之策》中写道:“今者,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惜吾国缺少兵炮,然吾国地广物博胜于日本数十倍,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

不久,任弼时针对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下令各省严禁抵制日货,又写下《国货宜维持》一文,指出:“自古以来中外不交通,故未闻有用外货者。至近世,交互市,设有汽车、汽舟,而洋货入口,使吾国卖之,以夺吾国之利权,以至外货畅销国货滞销。今日欲提倡国货以挽利权。若勤加研究精良向外转运,庶可保本国利源夺外人利益。能如是维持,则国家何患不富,富则何患不强乎?”这些朴实的文字,彰显了任弼时的拳拳爱国之心。

正因为爱国,任弼时早就确立了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远大志向。据中学同学萧劲光回忆,1920年暑假,他与任弼时一同留在学校,寻找毕业后的出路。任弼时对同学们说,“虽然社会职业的大门,对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是紧闭着的,但凭一技之长,也不难找到一条出路。”“我辈青年需要寻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是革命的出路!”

10多年之后,任弼时走上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岗位,直接参加全民族抗日战争,实现了年少时的爱国之志。1936年10月,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与红一、红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11月24日,他们与朱德、周恩来等人上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经过多方努力,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前往山西抗战前线时,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一行在桥山镇稍事停留,拜谒轩辕黄帝陵。1937年清明时,毛泽东曾经派林伯渠前来祭扫。轩辕庙内的供案上,毛泽东手书的祭文还陈列着,文中写道:“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任弼时一行,一边认真阅读,一边深入交谈,说这就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

八路军入晋后,不畏艰难困苦,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敌后长期抗战。1938年2月,任弼时在《新华日报》发表《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写道:“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将在持久抗战中涌现,滋长、生息、培养、发育起来”。诚如此言,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持久的浴血奋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此后,中国共产党又经过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历史任务。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革命胜利之际,任弼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發言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强调党的建设要与工作重心的转移相适应,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注重党务工作,包括党支部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干部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1949年4月,任弼时抱病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更是对广大青年寄予了殷切期望。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庆祝开国大典。任弼时因病在京郊玉泉山疗养,只能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实况广播。他难掩激动之情,对妻子陈琮英说:“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他们还写信告诉身在苏联的女儿任远芳:“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言下之意,就是一代接着一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为人民谋幸福:“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

任弼时不仅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对人民生活也时刻放在心头。1918年4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学习时,他就在作文《述湘省商业之近况》中抨击军阀混战,使“今湘省之金融界一贫如洗,纸银日下,现金暴涨,故百物昂贵,粮食将绝,民不聊生。以言交通,河水日见干涸。南北战争又处于湘江中游,水运船舶不能行驶,陆运汽车专供军事之用,不能输运货物,故市面萧条一至如此”。他认为“商业发达与否可以观人民生计之难易”,所以救济之法在于整顿金融,停止战事,便利输运,发展商务。不久,任弼时又写了《拟筹救济贫民策》一文,感叹“今日人民之生计艰难困苦极矣”,指出:

一日无事则一家之人均受冻饿。中年之人,尚能求乞,而老幼者,何能以养其生乎?且以一人所得必有限制,何能以供数人之资乎?仁者于此未尝不谋救济之策。救济之策如何?非特以米与之,以衣济之也。其最善者在多设工场工艺别类。如机织缝纫令女子习之,木竹金工等令男子习之。其他如艺徒学校、采矿等均为救济之善法也。照此行之,则贫民受赐者多矣!

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任弼时的这种主张就是“以工代赈”,即以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来解决人民生计。他认为这种方式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正因为如此,任弼时一度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他在高小毕业之际所写的《言志》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志愿:“强国之道莫贵工业。”“我中国处此危急之时,战不能,不战不能,无可如何,有心者能无陨涕!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坚持不变,庶可达其所向乎。”

1918年秋,任弼时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不久转到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他一边认真学习,一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对人民生活之艰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五四运动爆发后,任弼时积极参加长沙的学生运动,并组织各校学生下乡宣传等活动。他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讲、演、唱,样样都干。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任弼时组织同学演出的文明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任弼时最终选择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实现人民的幸福。1921年5月,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安排,任弼时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启程前往莫斯科学习。临行前,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达求学心境:“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在东方大学的3年时间里,任弼时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但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新貌与旧中国状态的鲜明对比,使他的奋斗目标形象化、具体化。1924年5月,中共旅莫支部决定派任弼时等人回国工作。任弼时与任作民一起谒列宁墓时,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任弼时干脆有力地回答说:“决定了!”

在革命战争时代,任弼时始终关心群众生活。比如,1933年10月22日,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共湘赣省委专门作出《关于国民经济建设问题的决定》,指出:为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苏区群众生活,要开展必要的经济建设,“中心的一环”是广泛地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立粮食、消费和织布合作社;在不妨碍苏区群众与红军供给的条件下,允许私人及粮食合作社输出粮食5万担,从白区换回食盐、布匹等群众急需的生活用品;省军区命令地方武装有计划地挺进到白区中心掩护工农采办食盐。

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針》长篇演讲,强调:做好财经工作,首先就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他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快乐幸福的社会,那我们也一定会失败,不能胜利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任弼时看到了人民幸福的希望。1949年4月,他抱病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进一步强调:

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为初心使命持久奋斗:“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

无论是为民族谋复兴,还是为人民谋幸福,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1914年秋,任弼时升入初等小学四年级。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中,他以《试述诸生入学之志》为题,写道:“凡人之生,无论士、农、工、商必各有其志,或为士、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是也。若夫为士者,必宜发愤然后达其目的。”在百余字的篇幅中,任弼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干什么,都要有志向,都必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目的。显然,这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和鞭策。

一要有志向,二要有努力,这是辩证统一的整体。而且,再好的志向,也要在实践中落实才行。为了把志向转化为现实,任弼时反复强调勤劳的重要性。1914年秋,他在作文《民生在勤》中,进一步分析了勤劳与努力的不可或缺:

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知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运转,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也。或曰民之生计不专在是。我国前日所用之军装、衣服皆由外国而来,近来民生皆勤,日日进化,衣服亦渐渐而佳。均用本国之货以挽回利权,则民生何至日艰矣!吾曰:“是也,此即民生在勤也。”

尽管把“勤劳”作为“民生”问题的根本,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10岁少年就联系个人职业发展在于勤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富强也在于勤劳,难能可贵。任弼时还具体论述过勤奋学习的重要性。在题为《说勤学》的作文中,他写道:“凡人之生,无论智愚,莫不以勤学为贵。天下之人,生而知之者少,学而知之者多。故人皆宜学,学尤宜勤。昔有匡衡,家贫性好学,无力购书,每至家富藏书多者为佣,不求值,惟欲得藏书读之。主人见甚好学,命为司书之役。逾年,学大进,卒成大儒。吾人在校读书,岂可不学匡衡之勤学乎?”


事实上,为党和人民勤劳工作,正是任弼时一生的追求。他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原则,长期抱病工作。曾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的戴镜元后来回忆说:1947年9月,他到陕北佳县神泉堡向周恩来、任弼时汇报工作,“他俩每天下午3时至8时听取我们的汇报。连续工作5个小时,中间也不休息,和我们一起研究机要通讯情报保密等问题的方针、原则,甚至工作细节。直到10月底,30多天除了中央有急事,每天如此”,“当时弼时同志身体就很不好了,血压很高,但他从来不放在心上,我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和我一起研究二局工作,他非常认真细致,一尺一码,一丝不苟,还亲自和我一起手工作业,一直到得出科学的结论为止”。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赴苏联治病,但他心里牵挂的总是早点回国工作。12月24日,他就给陈琮英等家人写信说:“我在这里医治和休养的时间,可能比预定还要短一些,就是说我能回得比预定时间要早。”经过一段时间疗养,任弼时按照莫斯科医生所嘱,尝试每日工作4小时。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向中央提出多承担一些工作,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恳切地说:“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過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然而,任弼时一恢复工作,就进入了忘我状态。赵行杰曾任任弼时的卫士,对此印象深刻:

他在处理每件事情时,总要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才发表个人意见。他逝世前的一个星期,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为了给中央将要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准备材料,还亲自邀请河北省武安县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几人到他办公室座谈组织工作中的有关问题。会上他亲自做笔记、征求意见,提出询问。当时,中央根据医生的建议,规定他一天只能工作4个小时,可这次座谈会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下午2点,远远超过规定。

1950年10月24日,任弼时连续工作到深夜,休息前随手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10月25日。他完全没有想到,这天清晨自己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全力抢救两天,也无力回天。10月27日,任弼时溘然长逝,英年46岁。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及其精神是永恒的。正如叶剑英所写:“三十年来,弼时同志经历了各种艰苦的斗争,对我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叶剑英高度评价任弼时的这种精神,指出:“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在全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在毛主席屡次号召我们要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谦虚朴素的作风的今天,弼时同志更是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学习的模范。”毋庸置疑,即便是到了近70年后的今天,任弼时这位初心不改的骆驼,仍然是全体共产党员学习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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