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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人民情怀

王文珍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从人民中走出来的刘少奇,其一生真正昭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与无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对内俯仰无愧、不逾规矩,对外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一举一动从人民利益出发,一言一行时刻情系人民,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这就是将人民情怀充盈于胸的共产党员刘少奇。重民本——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义无反顾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是一个深受湖湘文化“老成持重,耕读传家”影响的小学教师。在他的影响之下,童年时代的刘少奇接受了7年的私塾教育。少年时代熟读儒家经典的经历,在为他积累丰富的文化素养的同时,也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民本思想“烙印”。在刘少奇的理论研究中,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尤为丰沛深邃。在他看来,“党是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儿子,群众和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母亲”,“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只怕一件事,就是怕脱离群众”。

亲民爱民是刘少奇重民本的出发点,这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凸显出来,后来随着他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了贯穿他一生的重要人生信条。他不仅经常强调民本思想的培育,更是身体力行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他说:“群众观点是革命观点,革命精神,它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人民的情感都有联系。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彻底的群众路线。”

童年时代,刘少奇不顾小家顾大家的故事一直在家乡花明楼被传为美谈。那时候,刘少奇家除了继承祖辈留下的几十亩耕地,还兼营米、酒生意,在父母兄弟的辛勤经营下,刘家成为炭子冲里比较殷实的人家。刘少奇在家中排行老九,是最小的儿子,父母着意要把他培养成为知书识礼的人,因而特别重视对他的培养教育。

1917年底,刘少奇就读的陆军讲武堂由于战乱被迫解散,他回家自修半年。在老家,他除了勤奋自学和锻炼身体之外,还抽空帮助七哥管理自家经营的店铺。“站柜台”期间,他常常背着家人偷偷接济贫苦人家。凡是窮人家到他家籴米买酒,他总是把米装得满满的,把酒盛得足足的,有时候遇上家里特别困难的,甚至分文不收。一天,他偶然得知帮自己家修盖茅屋的工匠师傅由于欠了公堂粮食,被团总催逼,无力偿还,于是毅然背着家人偷偷打开了家中谷仓,给其送了两石粮食。

1921年,刘少奇在莫斯科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他身上水乳交融,奠定了他信守一生的群众路线。在刘少奇眼中,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

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接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安源煤矿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在安源,他和李立三一道,领导工人们进行了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亲自担任与路矿当局谈判的全权代表。在领导罢工斗争的过程中,刘少奇带领工人骨干们,团结带领1.7万多名工人,利用工人俱乐部这一合法组织,沉着冷静,机智果敢地对抗敌人的威逼利诱,在一次次唇枪舌剑、明争暗斗中,成功化解和打退了敌人的阴谋。由于形势趋于白热化,斗争局势不明朗,工人们担心冲在斗争最前头的刘少奇会遭到敌人暗算,但刘少奇自己却表现得十分坦然:“不要紧,革命哪能怕死,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

在刘少奇等人的坚持和努力之下,震惊中外的安源罢工以迫使路矿当局承认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取得了胜利。然而,作为安源路矿工人起义的领导者,刘少奇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次斗争时,说:“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简短数言,谦虚无华,亲切实在,他没有神化和拔高自己,而是把一切成绩归之于群众,自己退到群众的后面,把自己融入组织之中、群众之中。

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到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掏粪工人时传祥的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称呼对方“老时”,并对他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传祥深受感动:“我已经干了30年的掏粪工,只要党需要,我还要再干它30年、60年!党需要我干到什么时候,我就干到什么时候。”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合影,“掏粪工”时传祥的事迹传遍全国。在刘少奇的带动下,“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遭受了冲击,他对妻子王光美感叹:“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在被迫与家人分别的前夜,他又把子女叫到身边,教育他们:“将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刘少奇自小浸润于崇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中国文化,长大以后又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创立的人民主体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身上,这两种文化思想的交流碰撞,锤炼出一种鲜明的注重民本的人民情怀,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提供有力理论武器的同时,也形成了他坚定信仰人民,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义无反顾、担责不推的崇高品格。他一生敬爱人民,信仰人民,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了人民。顺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刘少奇常说:“一个好党员的重要标志在于懂得人民的心。”他曾指出:“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建立的,我们的一切牺牲、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

在刘少奇看来,共产党员就应该老老实实、真真切切地替群众“做事”,凡是自私自利、不肯为人民办事、在必要时刻不肯牺牲自我的人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欣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常以“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自勉。他说:“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要甘心给老百姓做牛马,凡不愿意给老百姓当长工、当牛马的可以退党。退党有自由,入党没有自由。”刘少奇一生坚持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

1942年,刘少奇奉命从华中抗日前线返回延安。从鲁南到陕北,他率领小分队,曲折迂回,辗转各地,穿行于环境险恶的敌占区,好几次与敌人擦身而过。由于平原地区没有山林作为屏障,他们除了昼伏夜出,不得不借助密密匝匝的庄稼作掩护。刘少奇特别叮嘱小分队成员,千万不要踩坏庄稼。然而就在行进过程中,一天下半夜,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庄稼地里休息,几个牵马的同志因为劳累至极,沉沉睡去,几匹饿慌了的马挣脱缰绳开始啃食庄稼。待到发现时,庄稼已经被啃去了一大片。刘少奇见此心痛不已,给大家讲了曹操军务再急也不让糟蹋老百姓庄稼的故事,教育小分队的同志: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不爱护群众利益就不会有党性。我们革命完全是为了群众,应该随时随地有这份心思。通过他的教育,小分队的同志在思想上把弦绷紧了,行军时把马缰绳拉得紧紧的,休息时注意离庄稼远一点,还把马缰绳拴在自己手上,防止马儿偷吃庄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在了解到人民群众的困难疾苦之后,他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和人民群众一起共渡难关,他定下了规定,把自己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坚持不吃肉,不要特殊照顾。他一再要求工作人员,不准买定量以外的物资,定量之内的也尽量少买。他规定,上学的孩子一律在大食堂用餐。工作人员过意不去,想做工作让孩子们回来吃,却被他一口回绝:“国家主席的孩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的孩子一样,不能特殊。”“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

1962年2月、5月,为了尽快渡过经济困难,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的“八字方针”。其中一条决策就是要精简机构。为了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刘少奇积极响应政策,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工作人员做起,为精简工作做表率。在常委会召开后不久,他主持召开了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党支部擴大会议,讨论精简人员的问题。会上,部分同志提出:主席办公室的人员配置本来就不够,如果再要精简,会影响工作。刘少奇耐心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措施,这个措施不光对别人而言,也包括我们。我们这里不仅不能例外,而且更应该起好带头作用……我们只有从自己做起,才能取信于民。至于大家的工作,可以做些调整。他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总之,这次减人的任务是硬性的,否则我们国家的调整工作就要落空。”他进一步开导大家:今后形势好了,我们不仅要恢复原有的工厂,还要建设更多新工厂,到那时候招收职工,这次精简回农村的,特别有一技之长的,就要优先照顾。在刘少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工作人员被说服了。他们纷纷表示:绝不辜负刘少奇的殷切希望,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绝不讲半句价钱。


“民心无影又无形,却是人间定盘星。”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刘少奇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感情,紧紧系于人民。民心向往什么,他就朝着什么方向去努力奋斗。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向往消除剥削、消除压迫,他就奔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向往经济向前、社会发展,他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废待举之中,为了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刘少奇提出:“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好,上、中、下一条心,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达到上下一条心的办法就是让干部参加生产,关心工人的生活和作息,以身作则,还要领导正确,政策正确。”为了这一目标,他不仅敢想,更敢于坚持。“民之所思,我之所忧;民之所忧,我之所为。”顺应民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被刘少奇当作了自己执着追寻一生的情怀。察民情——深入人民群众了解实情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刘少奇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曾屡次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他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党内有口皆碑。他常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跟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因此,在工作中,他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恰当的工作方式应当“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刘少奇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他把倾听人民的声音视为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提出:“党和国家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1957年,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全党、全国人民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刘少奇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立即动身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开展调查研究。他通过深入群众中,认真倾听民声,总结了某些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4种错误观点:第一,“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做仆人”;第二,“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去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有的领导人只分清别人的是非,而不分清自己的是非”,“讲群众,只讲群众的非,讲自己,只讲自己的是,结果,非的就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第三,“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第四,“把群众内部的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他在报告中真诚地劝告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的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

为了了解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1958年下半年,年届花甲的刘少奇先后几次到外地调查研究,每到一处,他都放下架子,特意到群众中去虚心“听闲话”。7月,骄阳似火的盛夏,他来到山东、河北;11月、12月,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隆冬,他来到河南、湖北。他注重实事求是,坚决反对浮夸风:视察农业,一定要到田里亲眼看看庄稼,到农民家里问问温饱;视察煤矿,他一定要戴上矿帽矿灯、脚蹬高筒雨靴来到井下,看采煤,看掘进,到矿工食堂、宿舍看伙食、问冷暖;视察钢铁厂,他一定要到铁水滚滚、火花飞溅的炉前询问产量和质量,叮嘱千万要注意安全……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年4月1日,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踏上了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回乡调研之旅。在长沙,他对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搭地铺、铺禾草、睡门板,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为了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刘少奇白天带队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揭开锅盖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察看油盐坛子、米缸和衣柜,看看农民的生存状况。晚上又召集大队干部、老农、青年后生、家庭妇女问情况,之后和随行人员写调查报告。困了,就打开自带的背包,囫囵睡上一觉;饿了,大家一起烧饭炒菜,有滋有味品尝粗茶淡饭。他多次告诫调查组的同志们,要重视农民群众的诉求,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有效接近群众、顺利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面对调查刚一开始群众的顾虑,他积极开导大家:“讲错了也不要紧。好就好说,坏就坏说,实事求是。”在他的循循善诱之下,群众深受感动,讲出了心里话。

刘少奇善于在调查中听真言,访实情。他此次在湖南调查共44天,有33天吃住在生产队,连续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撰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通过摸实情、查民意,他果断平反冤假错案、解散食堂、保留社员的自留地,及时调查农村粮食、分配、住房情况,了解和解决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一些问题。在调查中,他深入田间、山林、食堂、猪场、医院、社队企业、社员家中,与社员同吃野菜和糠粑粑,为的是切身感受群众遭遇的巨大困难,亲自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在他的带领下,工作组通过深入群众,认真调研,掌握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为党中央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还特别注重善待不同意见者。天华大队是当时湖南省树的一面红旗。刘少奇刚刚抵达天华蹲点时,时任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彭梅秀主动找到刘少奇汇报。汇报中,她对天华的成绩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却唯独对民情、灾情、退赔等问题避而不谈。刘少奇为了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单独找到其他干部群众谈话,彭梅秀对此很不高兴,千方百计阻止社员向刘少奇反映真实情况。对此,刘少奇并不在意。在他看来,彭梅秀本质并不坏,只是背上了“红旗”的包袱。他几次找她恳切地交谈,坚持讲道理、摆事实,还特意请了省里几位有声望的大姐开导她,帮助她把思想扭转过来。4月27日,彭梅秀的母亲病故,刘少奇特意委托省委领导代他前往吊唁。4月30日,刘少奇结束在天华大队的调查,返回长沙。在离开天华大队之前,他又打道回到自己住了18天的小屋,语重心长地和彭梅秀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刘少奇的悉心开导下,彭梅秀的心结最终被打开,恳切地接受了刘少奇的批评,基本认清了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而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如果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一味地照抄照搬或按照自己想法去做,只会让我们的党面临脱离群众且离群众越来越远的危险。刘少奇明白,搞调查研究,假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沉不下去、待得不长,永远无法摸清实情,更难以求得群众的真话。因此,调查民情,他从来都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带着真感情,对群众将心比心,以情换情。由于一直保持着严谨的调查态度和谦虚的调查作风,真正做到了走到群众的家门口,进到群众的心坎上,全面深入地听民声、察民情,刘少奇的民本思想,不断地在与人民群众的接触中得到深化和拓展。厚民生——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具体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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