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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伯渠:“白首壮心驮大海”

谢承新

树木葳蕤宛如苍龙,堰塘两口恰似明镜,门前古柏朴实耸立……站在林伯渠故居这幢典型的湘北民居前,“功昭德永”的家训迎面而来,不禁令人想起了王震在林伯渠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林柏渠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是我们党内在本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为数不多的老前辈之一。”

在党内,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有5种不同表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最具分量。林伯渠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始终坚守、毕生不改,以追求真理之执着,以敢于担当之魄力,以勤政为民之品格,以“严”“实”之风范,在党内和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堪当“伟大”二字。追求真理:“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1886年3月20日,林伯渠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

青少年时代,林伯渠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04年,林伯渠考入东京弘文学院,立下振兴中华的志向:“留学东京时,忧时忧国之思,无时或忘。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若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林伯渠毅然加入,开始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直至彻底的民主主义者。1905年年底,林伯渠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罢课斗争,抗议日本颁发的所谓《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反动法令,最后愤然回国。从此,他的学生生涯告一段落,开始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漫漫征途。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崩溃。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伯渠在其间,严格辨泾渭。”徐特立在《祝林老六十大寿》一诗中如此称颂林伯渠,聊聊数语,将林伯渠坚定的革命信念描述得入木三分。

林伯渠1921年在上海加入党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苏联学习时,部分中国留学生受大革命失败的影响,有的转为右派和托派,还有的搞小集团活动,而他在这期间,坚持正确的立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经过革命的洗礼,林伯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励志唯存马列篇”,顺应革命潮流,不断随着时代前进,“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转入低潮。这时,蒋介石派程潜当说客,劝林伯渠声明脱离共产党,并许诺保留国民党元老地位,但他还是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的一边,坚信革命事业终将取得胜利,不为所动。

面对敌人,林伯渠“严格辨泾渭”;在党内,林伯渠有一双“火眼金晴”。抗战初期,当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企图向中央闹独立性时,林伯渠坚决捍卫党的正确路线。

1945年7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为林伯渠60寿贡献的祝词,称赞他:“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1956年,林伯渠出席党的八大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他说,他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用它去解决革命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使自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明确的观点,不致左右摇摆。

林伯渠逝世后,陈毅在悼诗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无愧怍,路线正确是英雄”,客观地反映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一生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风范。敢于担当:“还仗伯渠作桥梁”

“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这是吴玉章评价林伯渠一生的组诗中的一首,生动地讲述了林伯渠在危难之际勇于攻坚的担当。

1921年6月,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帮助筹备党的成立大会。这年底,林伯渠遵照李大钊的意见,安排马林前往桂林会见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1922年8月,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避居上海,林伯渠又几次安排陈独秀、李大钊同孙中山会见,共同讨论“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宋庆龄回忆说:“在上海,林老看望孙中山先生时,他常是我們家受欢迎的客人。”

孙中山对林伯渠很倚重。国民党改组后,由孙中山指定,林伯渠担任了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1924年春,国民党中央设立汉口执行部,林伯渠“调办汉口党务”。其间,他委派刘少奇为湖南职工部筹备主任,大大加强了共产党在湖南的影响。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8月,林伯渠负责筹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代表共256席,负责代表资格审查的林伯渠、毛泽东、谭平山精心斡旋,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居了绝对优势。但是,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让步,中国共产党不得已放弃了大会领导权。对此,林伯渠一直痛心难平。

林伯渠虽心有所忧,但干劲不减。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林伯渠,兼任全国农民委员会主席,着力培训革命干部,推动全国农民运动。他与毛泽东、李富春等在广州主持开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这个班的学员结业后,一部分派到湖南从事农民运动,一部分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担任连队指导员,大都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离开国民党中央,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弱的杂牌军,建设成北伐中的一支劲旅。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林伯渠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他系统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职工运动史等课程。他还早起晚睡,啃俄文,与“老学生”们交流讨论。并参与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的教学,成立中国问题研究室,向苏联人民和在苏工作的中国人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形势,传播中国革命信息,扩大中国革命影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1937年7月17日,林伯渠奉中共中央委派,与周恩来、秦邦宪一道前往庐山,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9月22日,经过艰苦的谈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至此,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任命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又任命他为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此后,林伯渠经常往返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兼顾两地工作。

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胡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而搞共产主义宣传”。林伯渠严正批驳道:我们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周围,把枪口对准陕甘宁边区,这难道叫做抗战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最后,林伯渠半规劝半警告这位副官:“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林伯渠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很快使这位副官心悦诚服。


勤政为民:“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

林伯渠时刻把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为座右铭,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艰苦深入,不懈奋斗。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3月,他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等。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林伯渠对边区政府和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认真学习和实行调查研究”。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每到一地,就走家串户,了解人民疾苦,宣传党的政策,教育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和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1941年12月,年过花甲的他,亲自率领工作团,深入甘泉、富县一代进行调查,让群众给政府提意见。1942年8月,延安、安塞、延川、绥德等县发生特大水灾,他立即指示受灾各县迅速抢险救灾,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视察灾情,慰问群众。在转战陕北期间,他每到一地都详细了解群众生活,帮助当地政府解决群众问题,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

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林伯渠虽已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个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并郑重地盖上自己的印章。1948年12月12日,林伯渠从延安出发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受党中央委托,他前往东北迎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林伯渠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特别在各地方政权建设和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林伯渠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倡导把定期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制度。1955年,他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为决策工作提供了依据。

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到1959年的3年中,他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他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他于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严”“实”风范:“没有官架子的百姓青天”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交,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光辟草莱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这是林伯渠1944年所作的《个人生产计划》。当时,正是延安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身作则,积极投身到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这个《个人生产计划》,语言平实,寓意深刻,表明了林伯渠一生艰苦奋斗的高风亮节和廉洁奉公的革命情操。

林伯渠一生奉行简朴,崇“严”尚“实”,人民亲切地称他为“没有官架子的百姓青天”。他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还抽空扛着锄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像普通农民一样挑粪种地。他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战胜困难的士气。延安时期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有力地冲击了旧思想、旧文化,提高了党员干部的觉悟,树立起“艰苦奋斗光荣,怕苦怕累可耻”的观念,自觉同好逸恶劳、贪图舒适的不良习气作斗争,养成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精神,涌现了一批“勤劳奉公,公而忘私”的模范干部。林伯渠同志既是引导者,倡导者,也是自觉践行者。

林伯渠虽然担任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但他从不搞特殊化,不讲条件待遇,住着土窑洞,睡的最简陋的木板床,枕的是书。在边区经济发生好转的形势下,尽管患有痔疾,他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愿意花公家的钱使用汽车。1942年续范亭曾题赠他一首诗赞誉他的高尚品格,表达延安军民对他的衷心爱戴:“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

转战陕北时,紧张的行军和繁重的工作,使得林伯渠有段时间身体十分虚弱。同志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贸易局的同志给他送来些水果,可他执意不收,坚决地说:“前方的同志比我们更加辛苦,首先应该慰劳他们。今后要废止对领导机关的任何馈赠。”

林伯渠一生勤劳俭朴,为政更是两袖清风,他的女儿林利回忆父亲时说:“辛亥革命后,他做官不像官,摈斥旧官僚的一切特权、享受,不要钱,不受贿,甚至于把自己的部分薪水用于扶危济困。”

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但林伯渠依然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出于接见外宾的需要,林伯渠先后做了两套毛料衣服,但他一回家就換上旧衣服。

1953年底,他去广东休假并视察,告诫同志们要按规定办事,不许接送。1956年,家乡临澧县两位同志来看望他,他热情招待长谈,了解家乡近况,当他们提出请林伯渠帮助买两辆汽车时,林伯渠说:“汽车是国家计划分配物资。不顾国家计划,乱批条子,这个权我不能用,请你们向乡亲们解释清楚。”

林伯渠对子女要求也一向严格,教导子女要努力学习、力戒骄傲、平等待人、谦虚谨慎,好好为党为人民工作。1938年,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特别地叮嘱秘书、警卫员,不让他们违反制度给孩子享受特权。1947年初,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延安,当时正在小学住读的林伯渠小儿子林用三希望父亲接他回去,但林伯渠却让他跟着老师们一道行军转移,并嘱咐说:“孩子,要记住,不要以为你爸爸是干部,你就可以不同些,要和大家一样,懂吗?”林伯渠还让阔别8年、从苏联回到延安仅一年时间的女儿林利,参加保卫延安的斗争。当组织上决定林利去东北工作时,林伯渠再三叮咛她一定要下农村,要参加土改,争取到基层锻炼的机会。

“白首壮心驮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新中国国庆10周年之际,林伯渠瞻望祖国前途,信心满怀,以诗言志,“波涛万顷望无极,稳掌南针总向前”。然而,就在一年之后的1960年5月29日,病魔夺去了林伯渠的生命。6月2日,首都北京万人空巷,人民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林伯渠举行公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致悼词:“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3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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