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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初心与坚守

王桢


1926年1月,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中,许下了他践行一生的伟大誓言。他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短短的誓言,贯穿了邓小平的整个人生旅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他曾遇到过很多生死攸关的困难,蒙受过很多灾难和屈辱,政治上更是几经浮沉,但邓小平从未动摇过自己最初的誓言、从未背离过自己的初心。笃定初心

邓小平的初心,是在赴法勤工俭学时期建立的。

1920年10月21日晚,邓小平来到法国的巴耶市,进入巴耶中学学习。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此时,由于家里经济拮据,无法提供学费,囊中羞涩成为了邓小平最大的困难。到1921年的3月份,邓小平手中的钱已经捉襟见肘。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主要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勤工俭学生的求学计划,大部分学生陷入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的艰难境地。

因此,邓小平只好离开学校,自谋出路。

邓小平辗转来到了法国克鲁梭市,在施奈德钢铁厂找了份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拖送热轧的钢材。尚未满17岁的邓小平在这家工厂做了20多天的苦工,不仅饭吃不饱,还因为昂贵的杂费倒赔了100多法郎。邓小平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了工人阶级的辛酸,亲眼目睹了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对他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不久,邓小平离开克鲁梭来到巴黎,开始断断续续打些短工以维持生活。1922年2月份,邓小平到法国夏莱特小城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11月,辞去工作的邓小平来到塞纳市,希望进入夏狄戎中学上学,但最终还是因为经费不够没能如愿。邓小平靠勤工来维持就学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于彻底破灭。1923年2月2日,邓小平只好返回哈金森橡胶厂。然而,就在这一年的3月7日,邓小平突然离开了工厂。

邓小平之所以放弃这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不再是为了圆自己的求学梦,而是为了追求一个更远大的人生目标。

邓小平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在这里结识了汪泽楷、王若飞、郑超麟等一批当时的进步青年,并和他们同住在一间工棚里。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邓小平后来说:“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到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

辞职后的邓小平来到巴黎,于1923年6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后来,他曾感慨地对家人说:“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

邓小平在巴黎一边做工,一边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1923年底,他到书记部工作。此时,邓小平参加由周恩来负责的《赤光》刊物的编辑工作,主要是负责刻蜡版和油印。他也经常在《赤光》上发表自己的文章,针砭时弊。晚年,他曾这样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被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7月16日,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根据党的规定,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支部)负责人均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这时,邓小平还不满20岁。

邓小平热情饱满地为笃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奔走。他活跃的行动逐渐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8日,法国警方决定对邓小平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驱逐邓小平出境。但法国警方的搜查行动最终扑了个空。早在1月7日晚,邓小平就已经在夜色掩护下坐上火车,悄然离开了巴黎。

法兰西岁月在邓小平的人生中至为重要。在对“机器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验之后,他原有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彻底破灭,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考察、比較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投身革命实践,从一名普通的勤工俭学学生成长为一名有理想的革命者。初心如磐

信念坚定,是邓小平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他曾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邓小平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是在斗争和考验中磨炼出来的。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的“三落三起”。1984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专门问邓小平:“您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感慨地回答:“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这个时期,邓小平经历了“三落三起”的后两次“跌落”。

中南海里有一座名叫含秀轩的住宅,曾是邓小平的旧居。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住在这里,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1966年三四月间,邓小平到西北各地视察工作。4月4日,邓小平突然乘专机返回北京,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悄然摆在了他的面前。1966年5月16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后,当了10年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含秀轩从温馨的家变成了监管邓小平的地方。从1966年8月起的3年时间里,邓小平除了写检查和学习之外,无法做任何实际的工作。

1969年,随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中央决定向各地疏散一些在京的老同志。10月22日,一架军用飞机载着65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由北京飞往江西。在周恩来的专门关照下,邓小平被安排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步兵学校的一栋小楼里。这栋小楼曾是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当时,学校已经停办,人去楼空。


在江西,邓小平仍处于半监管的状态。他除每天步行到一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外,是不能够随意外出的。

拖拉机修造厂安排邓小平做钳工。钳工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做过的老行当。50年后,他竟再一次“重操旧业”。对这项工作,年近70岁的邓小平依然干得很认真,很拼命。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劳动成了最大的需要,虽然在盛暑,也坚持到工厂。”但是,钳工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有一次,邓小平在车间工作时突然晕倒。卓琳判断邓小平应是犯了低血糖的毛病,连忙和工人们一起扶他坐下。热心的女工程师红杏急忙冲回家中,带回一杯糖水。待邓小平喝下糖水稍微缓过来后,工人们用拖拉机将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

江西的冬天阴冷刺骨。善良的工友们在工厂的后墙开了一道小门,方便邓小平夫妇进出。从那以后,人们发现,每天清晨和中午,总有两位老人行进在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踏出了一条坚实的小道。邓小平在这条小道上走了3年,也整整思考了3年。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延伸出来的。

即便身处逆境,邓小平仍然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正如邓小平自己说的那样:“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在江西的这段时光里,邓小平始终挺着共产党人的坚强“脊梁”,不屈不挠、坚忍不拔。即便身处困境,但他仍然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并激起探索真理的勇气,深入地思考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带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追忆往昔时,毛泽东称赞了邓小平的工作才能。这一年的8月,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希望能为党和国家再做几年工作。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1973年4月12日,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上露面了。西方媒体惊叹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传奇色彩,于是送给邓小平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1973年,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本着对国家、民族和党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心,义无返顾地进行全面整顿。全面整顿艰难曲折,成绩却显著辉煌。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创造了“文革”期间最高的水平。邓小平及其领导的整顿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随着全面整顿的逐步深入,邓小平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一次受到错误批判,再一次被打倒。

面对人生第三次大磨难,邓小平依然表现出从容乐观的政治品格。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下,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三次复出。

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表态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不忘初心

坚定维护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从未改变的鲜明立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中国社會主义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邓小平挺身而出,坚定地指出:“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表现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信念。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认真总结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系统思考中国改革开发的生动实践,坚信“社会主义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他说:“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时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9月4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敏锐地指出,部分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推行和平演变的策略,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据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刘华秋回忆:“因为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当时西方预言家们说,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行了。后来小平同志看到西方这些判断以后,他愤慨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肯定能够成功的,他还特别提到关键是我们这个党要稳定。”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邓小平在会上真切地表达了退休后对党和国家事业不变的情怀,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即便退了休,邓小平依然关心和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

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谈话时说:“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战略策略方针。他的一系列指示帮助中国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的解体导致长期以来的冷战结束,两极社会正在向多极化演进,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初见端倪。有利于发展的机会稍纵即逝,中国能不能借此良機有所作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顾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凭着对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深切期待,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谈话。在南方谈话中,他反复强调:“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及时、深刻地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指引了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正确方向。

以实际行动完成了伟业的邓小平,无愧于其坚定不移的崇高信仰。1992年7月,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真诚地说:“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邓小平年少赴法勤工俭学后,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立志“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在此后的漫漫人生道路中,无论革命道路如何艰难,个人处境如何坎坷,邓小平始终不忘初心, 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他浴血奋战、视死如归;面对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局面,他励精图治、百折不挠;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他信念执着、从不消沉;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执着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忍不拔、风雨无阻朝着我们的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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