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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的延安岁月

陈立旭


从1937年到1945年,邓力群在延安整整生活、学习、工作了8个春秋。这段时间,是邓力群从一个青年革命者成长为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领导干部的关键时期。邓力群晚年经常回忆这段岁月,讲述在延安这个革命摇篮里成长的历程,以教育晚辈继承革命传统,加强自我修养,增长工作本领。为了抗日奔赴延安

邓力群1935年在北平读书期间,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时年20岁的他,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实际革命运动中,很快成长为领导学生运动的骨干人物,担任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组织北平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在风云变幻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斗争中成长为职业革命者。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義青年团,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当年,国民党执行的是对日妥协、对内压制抗日运动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的北平,谁要求抗日,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杀头。共产党领导的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就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在中国,连主张抗击侵略者的自由都没有,这使邓力群的抗日激情受到极大压抑,心情也很苦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延安的召唤,让邓力群看到了中国的光明,也看到了实现自己抗日心愿的希望。而在当年,延安召唤青年革命者参加抗日,也不能公开,而是通过贴在北平胡同里的布告发出。对这段历史,邓力群回忆道:

1937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沙滩的胡同里看到一个布告,是共产党秘密张贴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布告。布告上说学校要招收进步青年,将其培养为军队的团级干部,毕业后到抗日前线去。布告中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能参军抗日这个内容。

邓力群看到这个布告后,就有了奔赴延安的打算。

当时,邓力群已经是北平地下党的干部,是民先总部的干事。他有了要去延安的打算,需要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得到批准才能成行。于是,邓力群就向全国民先总部北平总队的队长孙滔林提出想去延安。孙滔林向中共北平市委请示,中共北平市委很快就批准了邓力群去延安的请求。

得到党组织批准后,邓力群的心已经飞向延安,他决定马上就走。当时,邓力群已经结婚,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叫贺凌。邓力群是和妻子一起去延安的。与邓力群夫妻二人同行的,还有孙滔林的表弟吴钢。

中途,红军高级干部罗瑞卿、刘晓等人上了他们的车。4月下旬,他们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城。党校工作、学习受益匪浅

邓力群等到达延安后,立即把北平党组织的介绍信交给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两个月后改称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首道。王首道认真看了北平党组织的介绍信后,思考一下,对他们说:你们是党的干部,应该到组织部去报到。王首道这个话的意见是,邓力群他们三人与投奔延安的其他爱国进步青年不同,是已经参加共产党并且在党内做了一段时间工作、担负一定职务的干部,与其他来延安的进步青年是有区别的。于是,邓力群三人就拿着介绍信,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接待的同志安排他们三人住在组织部的招待所里。

邓力群是从北平沙滩一个胡同里看到共产党秘密张贴的布告后,有了奔赴延安的打算的,那张布告上写的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要招收学生,培养成团以上干部,然后上前线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因此他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后,仍然希望进抗日军政大学。但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反复研究后,却决定分配他去中央党校。邓力群原来在北平不知道有中央党校,这是第一次听说。但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他作为共产党员,就表示服从。

邓力群1937年4月底到延安中央党校报到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是副校长李维汉(当时的名字为罗迈);教务处长是成仿吾。这3个人都是党内老资格的干部。中央党校根据邓力群的经历和大学生身份,分配他到中央党校教务处当秘书。

当时,中央党校教务处的干部主要工作任务是到各学员班管理学员的学习、活动和生活等方面的事情,类似于现在大学的班主任。教务处干部少,一个人要管几个学员班。邓力群分管一、二、三班,同时还担任其中一个班的文化教员——当时进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普遍文化底子薄,所谓文化教员,主要是教学员识字、唱歌。后来,他又担任了长征过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组成的班的文化教员。这个班有两位藏族同志:一位叫天宝,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过军队的团长。邓力群负责教他们读中文、唱歌。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一共只有4个班,就让邓力群管3个班,可见他一到延安,就受到了组织的重视。邓力群管理的一、二、三班的学员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中下级干部,大部分是连级、营级干部,少数是团级干部,第四班的学员是陕北干部,学员中有高中级干部,其中有白如冰、白栋材等同志。

1937年8月,邓力群到中央党校工作、学习了4个月后,中央党校又新成立了一个第五班。中央党校教务长成仿吾派邓力群去第五班,既当班长,又当学员。中央党校学员过的是军事化的生活,这对邓力群又是一个不小的锻炼。对于当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军事化生活,邓力群一直非常怀念。他在1996年12月2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怀念郭化若同志》中,对当年的军事化生活有详细记载。但是,对邓力群提高最大,到晚年仍然怀念的,是他在第五班的刻苦学习生活。用邓力群晚年回忆时讲的话说,就是:“这是我精神生活非常充实的4个月。”

邓力群在第五班学习的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经济学、党的建设、军事、中国革命问题(包括统一战线)这几门课。吴亮平讲马列主义课程,王学文讲经济学课程,罗迈讲党建课程,罗炳辉和郭化若(他们两个人与邓力群一样,既是教员又是学员)讲军事课程,中国革命问题课程换了几个老师,后来由陈伯达讲。邓力群在第五班的学习十分刻苦。他上课时认真听讲,下课后又反复复习,认真体会。邓力群平时热爱读书,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读书,读的主要是马列著作、中央下发的学习材料,他把听课和读书结合起来,认真思索,反复领会,从此打下了深厚的马列主义根底。邓力群在第五班,有一个被当时第五班同学一致称赞的优点,就是记笔记记得全,记得准确。其实,这和文化水平有关。邓力群到延安之前,是经过系统教育考进北京大学的,文化基础和当时延安中央党校的一般学员比,自然是很高的,记笔记当然要比其他文化水平还不算高的学员记得全、记得准。由于邓力群有这个优点,第五班的同学下课之后,就都要来和邓力群对笔记,邓力群也热情地帮助他们对笔记。对笔记的过程,使邓力群等于又复习了一遍所听的课程。

这些课程,让邓力群的思想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邓力群晚年回忆这段党校学习生活时,非常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追求真理啊!我虽然在白区看了一点书,有一点知识,但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党的建设中有什么问题,我并没有实际的认识。在几个月里,虽说学习只是初步的,但对我来说,每堂课都是丰富的精神美餐。


邓力群在中央党校,不止于学习理论,还要参加实际的党内活动。这对邓力群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对于他了解党的历史,总结党内历史经验,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马列主义理论,体会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殊的学习使他的马列主义基础更扎实。拿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说,不管是谁,职务有多么高,只要有错误,就会受到批评,但批评是文明的。当年,邓力群就参加了对张国焘的批评。此前,邓力群在北平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党内生活。张国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非常高。但是,对于他分裂党的错误,中央党校学员们照样能够批评。邓力群在学习期间,就参加了几次批评张国焘的会议。批评张国焘时,很文明,让张国焘坐在桌子旁边,可以喝水、抽烟。参加这些党内批评会议,让邓力群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内,真正是讲民主的,张国焘那么大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只要有错误,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对他进行批评。

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所作的报告。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作报告,有的是到中央党校去,有的不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有时也会组织学员前去听。毛泽东作报告,有时中央党校没有组织学员去听,但只要学员们听说了,不管多远,也自发地跑去听。那个时候,延安就有这样一种浓厚的学习风气。邓力群后来回忆说:毛泽东主席的报告,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说理清楚,我听后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毛泽东主席在作报告时,讲现象和本质,举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孙悟空变来变去,变成了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根旗杆,立在庙的后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最后发现这个庙的旗杆为何不竖在前面,而是竖在后面,终于发现了破绽。

邓力群在第五班学习4个月就毕业了。和大家一样,邓力群毕业后,就要求上前方。但是,那个时候,中央党校学员都自觉服从组织分配。邓力群第五班的同学,大部分被分配上前方了,还有一部分被派到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去工作。但组织上却把邓力群留下,在中央党校当教员。和邓力群一起留在中央党校当专职教员的,还有王任重和李华生。

邓力群把留在中央党校当教员,当作学习的又一次出发。他留校后,先是当班级教员,刚刚当了一个多月,中央党校成立了几个教研室和教研组,邓力群就被调到中国问题教研组。在教研组,邓力群开始了新的学习历程。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时的学习,不仅要更多地读书,而且要和研究问题结合在一起。当年,在延安,图书很少。中共中央在延安立足后,为了开展党内教育,开始自己印书。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组织印的书,数量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尽管如此,当年在延安要找到书读,也不容易。邓力群在中央党校任专职教员后,开始在延安到处找书阅读。他最早找到并反复认真阅读的,是延安中共中央组织印的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对于这本书,邓力群反复阅读,反复领会其中的思想,连自己也数不清读了多少遍。接着,邓力群又找到由张闻天组织翻译并且在延安印刷的《列宁选集》二十卷本和《马恩丛书》十卷本。延安印刷条件不好,印刷这些书,是陆续完成的。邓力群盯住了这些书,只要印出一卷,他就立即找来读一卷,而且读得非常认真,反复思考。邓力群有了在中央党校第五班的学习基础,再读这些书,领会就比以前深刻得多了。邓力群在教员和教研组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5个月时间。这5个月,他的教学工作不多,只是备课,还没有正式上课。他的时间都用来读书。晚年邓力群回忆那段时光时讲道:这5个月,“白天、晚上,我都是读书,《列宁选集》《马恩丛书》出齐了,我也读完了。我当教员安心,读书也安心”。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

邓力群在延安中央党校任专职教员5个月后,调入党中央新成立的马列学院。当时,张闻天任马列学院院长。邓力群到马列学院时,延安整风开始,邓力群参加了延安整风。晚年,邓力群回忆自己经历时,觉得自己生平最值得记忆的,是在延安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他说:“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终身受益。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励着我为党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的许多本领是那个时候造就的。”

邓力群参加延安整风,最大的收获,是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在整风之前,邓力群刻苦学习马列著作,打下了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但是,当年还是年轻共产党员的他,对于马列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这种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还不甚了解。他说过,那个时候,他对于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还区分不出有哪些不同来。他听报告的感觉就是都很新鲜,讲得都很深刻,分不清其他领导人的报告与毛泽东主席的主张有哪些不同,“哪些对、哪些不对,根本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听了以后都觉得好”。

参加延安整风时,邓力群下了很大功夫研究了毛泽东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稿。他后来回忆说:这两个报告,就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接着,邓力群在整风中进一步下功夫钻研了党中央印发的《两条路线》这本书,由此深切认识到,马列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中国、拯救中国的作用,而毛泽东是这种结合的典范,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时隔几十年后,邓力群在讲述自己思想发生飞跃的过程时说:“什么事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条路线》一书既编进了正确的文件,也编进了有错误的文章。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一看这些文件就比较清楚了。这个文件产生了什么结果,那个文件又是怎样结果,经过比较,是非分明,功过了然。在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正确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错误路线则以王明等人为代表。”


认识到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做出的重大貢献后,邓力群由衷佩服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整风期间的掌舵本领,也让邓力群佩服。对于延安整风中“抢救失足者”出现过“左”偏差的问题,毛泽东于1944年4月发表《学习和时局》的讲话,讲了这样的道理: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的环境分析,弄清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彻底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要实行弄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方针。这个讲话,对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巨大作用。在这个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党中央开始起草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至此,党的整风运动圆满结束,实现了党内团结,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邓力群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由衷地说:“毛主席显示了他掌舵的本领,对于问题就是能抓住时机、抓住火候,抓着以后就以最妥善的办法来解决。”“毛主席高明,不是靠灵机一动、心血来潮,就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延安整风,邓力群切实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奋斗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此选择终生拥戴毛泽东,终生坚持毛泽东思想。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由邓力群任赴东北工作的由十几名干部组成的小分队的队长,率队赴东北。1945年10月24日,十几个人在延安聚齐,在邓力群率领下从延安徒步出发,奔赴东北。从此,邓力群离开了他工作、学习、生活了8年的延安,奔赴东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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