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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中日邦交:周恩来召见中国驻日记者

王泰平

1969年,我还是一个未及而立之年的小字辈,迈出大学校门进入外交部剛刚4年。那年,我作为外交部和新华社联合派出的记者常驻日本,一直工作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转职我国驻日大使馆,成了外交部派驻日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记者。到日本当记者,实属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若非中日两国无邦交,我身为一个外交人员,是不可能以记者身份去日本常驻的,而从我1969年踏上日本国土,到1973年结束记者生涯,适逢战后中日关系从敌对到友好的大转折期。

在我的记者任内,中国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国内,“文革”风潮跌宕起伏,林彪事件震惊中外。国际关系上,珍宝岛硝烟弥漫,“山雨欲来风满楼”,中苏关系空前恶化;“乒乓外交”显神通,从美国乒乓球队踏上中国土地、基辛格秘访北京,到尼克松总统亲自访华,中美关系的坚冰解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系列的大事,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使日本国内受到猛烈冲击,佐藤荣作政权敌视中国的政策难以为继,中日复交问题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争斗的焦点;田中角荣政权应运而生,接下来的一幕便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而且牵动了整个世界,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


接到周恩来召见的通知

l971年1月初,我奉命回国述职。同月10日,接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通知:请于今晚9时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接见。闻此,我既兴奋又紧张,赶紧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资料装进大提包,准备带去“应试”。因为我去日本前曾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工作,当时我的司长、处长每次去见周恩来总理时都是这么做的。周恩来总理每次召集大家开会研究问题时,总要向在座的人发出各种各样相关的提问,带上大批资料可在答不上来时临阵查阅应对。周恩来总理的提问皆为明知故问,但这种明知故问并不是为难大家,而是用这种办法督促大家学习、检查大家的业务知识。时间长了,外交部各司、处的同志都知道周恩来总理的这个习惯,从而在学习上谁都不敢怠慢。记得那时,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几乎没有马上回家的,即便处理完一天的工作,也都留在办公室里学习业务知识,不少人直到吃完夜宵后才离去。所以,当时外交部办公大楼夜晚的灯火之辉煌在北京是有名的。

1月10日,我按时到了人民大会堂,在一个会见厅里,我荣幸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总理。当晚,周恩来总理要在那里会见日本著名的进步妇女活动家松冈洋子率领的反对军事基地斗争妇女代表团。客人到来之前,周恩来总理同我和他的译员林丽韫等同志聊了一会儿天。

期间,周恩来总理问我:“泰平,你的日语水平能赶上小林(指总理翻译林丽韫——笔者注)吗?”想到林丽韫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我怎敢和她比呢,便笑着答道:“还远远不如她啊!”总理又问我:“听说日本琵琶湖污染,鱼也死了,你去看过没有,究竟是不是这样?”当我回答说“我去过,的确被污染了,几百万条鱼都死了”时,总理露出了十分惋惜的表情,说“很可惜呀”。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50年前对琵琶湖印象很深。我是1919年3月去的。”我说:“琵琶湖盛产鲇鱼(香鱼)。现在,幼鱼几乎全被毒死了。”总理问:“东京城里像过去那种两层高的小房子还有没有?”我回答说:“还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心两层的房子越来越少了。”总理又问:“神田区呢?”我答:“那里盖了很多大楼,但旧书店街还有。”总理接着问道:“早稻田呢?”我说:“变成市中心了,比较繁华。”

周恩来总理是l917年9月中旬乘船抵达日本的,随后于10月进入东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一直到1919年4月底回国。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位于日本东京都神田区猿乐町,现为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该校所在地现在成了千代田区立的一座公园。当地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在公园里竖起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周恩来曾在此学习”, 作为中日友好永久的纪念。

据介绍,周恩来当年曾在离校不远的三崎町寄宿。关于这段留学生活,他在写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

据当年与周恩来有交往的长岛善雄回忆,周恩来上学时身穿黑色立领雪花呢制服,头戴俄式帽,平时穿和服,脚蹬一双木屐,一副英俊潇洒的模样。日本人还回忆说,周恩来那时并不是天天上学,有时在宿舍阅报,有时则外出,进行革命活动。他是一些游行集会的组织者。

回国前,周恩来去京都一带旅行,可能就是这次旅行时去过景色幽美的琵琶湖。

1919年春,周恩来决定告别日本,回国报考新开设的南开大学。回国前,他把19l7年写的《大江歌罢棹头东》这首名诗送给考取第一高等学校的朋友张鸿诰。诗的后面题词:“十九岁东渡时所作,浪荡年余,匆又以落第返国图它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明确地表明了回国后的志向。

在京都,周恩来作了暂短的停留,游览了市容,观赏了雨中迷离的岚山和圆山,写下《雨中岚山》诗和《四次游圆山公园》诗。

岚山和圆山都是京都著名的风景区,周恩来游览后诗兴大发。他在诗中借景抒情,不仅表达了对古都京都的钟爱,还表达了自己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心境。结束京都之旅后,他便从神户港上船回国了。发问多多 并作重要指示

晚11时许,周恩来总理结束同松冈洋子一行的会见,走出会见厅,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刚进屋,他就通过门口的警卫员叫我进去。周恩来总理亲切地唤我到他吃饭的桌子前,请我坐在他的对面。

虽说我这个无名之辈是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受到这位伟人的单独接见,但不知怎的,当周恩来总理亲切地问候说“泰平同志,你在日本工作辛苦了”,并说“你报回的情况我都看了”时,我的紧张情绪顿然消失,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接着,当我看到工作人员端着小托盘给总理送饭时,心头不禁涌起无限的感动:原来总理还未吃晚饭就接见了我。

周恩来总理的饭食很简单,只是在一个托盘上放了一碟炒鸡心、一碟素菜、一小碗米饭。总理吃的很快,吃完后他用开水冲菜碟做了一碗汤喝。接着,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几片药服下。事后我才得知,这时的总理已积劳成疾。

周恩来总理与我谈话谈了近一个小时工夫,问了不少关于日本的情况,也作了重要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的提问范围广泛又至细至微。他首先问我对佐藤荣作内阁对华政策的看法和日本政局的情况。我说,日本国内要求尽快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正在高涨,佐藤政权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但从目前情况看,佐藤并未下决心解决中日邦交问题。

我還说,据了解,佐藤政权已时日不多,中日复交的问题必成日本下届总裁、首相选举的焦点,谁当选下届首相都必须面对,要回避是回避不了的,但形势尚不明朗,还需继续观察。

周恩来总理听后说,1964年中法建交,本想日本也能跟上来,结果拖到今天也未解决。现在,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变得有利了,解决中日关系的条件走向成熟,日本政局的变化应成为一个转机,你们在第一线,要冷静观察,准确把握形势,还要相机推动。接着,他又叮嘱道,政局流动多变,不能掉以轻心,今后要以政局为采访重点,多报情况,多提看法和建议。

这时,我才意识到周恩来总理召见我的用意。原来他一直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日本的动向,关注着我们在东京的工作。他召见我,是肯定我们在第一线的工作,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对我们的鞭策。总理的指示非常重要而具体,不仅指出了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和工作重点,而且还语重心长地作了叮嘱和提醒。看得出,他不仅非常希望我们在第一线的同志真正起到中央耳目的作用,而且希望我们利用在第一线的便利条件,多做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促进工作。

此后,周恩来总理问及日本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的情况。我就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介绍,重点介绍了创价学会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如创始人牧口常三郎的反战和遭遇,池田大作会长强大的号召力,他们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础,号称l000万人的组织规模,组织的高度严密性,发展会员的“折伏”功夫以及公明党对它的依附性,等等。

周恩来总理听后说:“现在日本的一个新党公明党怎么样?在选举中议席增加,道理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派别。在军国主义复活情况下,日本反动派总想影响和利用中间群众,把他们引向反动的道路。不过,他们主张恢复日中邦交,要给予鼓励,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要多接触。”

周恩来总理向我了解日本工人的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及学生运动中的派别划分及其观点。当时,越南抗美战争尚未结束,总理在我谈到“越平联”(给越南以和平市民联合)这个组织时,提问得十分详细。从他的提问中,我感到他对日本学生和市民的斗争状况十分了解,其思想之缜密、工作之认真和刨根问底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在我谈及日本新左翼的情况后,周恩来总理还问我在日本当记者是否去过工厂、农村。当我回答“去过一些工厂和农村,还到农民家里住过”时,总理指示我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了解别人,宣传自己。他说,要想了解日本,宣传中国,就要广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就要积极地接触各方面的人,光在大城市里转,光看报纸,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的。看电影 叫我坐在他身边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虽已经是午夜时分,但周恩来总理仍精力旺盛地继续工作。他叫人把在京各单位负责日本工作的人找来同他一起观看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啊,海军》,并约我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电影。当时国内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几部日本电影,作为反面教材,也开始在内部放映。

当我随周恩来总理走进小礼堂时,在京的各单位从事对日工作的负责人都已应总理的召唤陆续赶到了。我找个靠后的位置刚刚坐下,不曾想总理却从前面的位置上站起来,转过身来呼喊我的名字,并招手让我过去。我不便推辞,只好应声走上前去,坐在他的身边。我落座时,总理发现我手里提着一个大皮包,便笑着问我:“怎么拿这么大一个皮包,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我也笑着回答:“是些资料。”

我从提包里掏出从日本带回的一本厚厚的《中国年鉴》给周恩来总理看。他看后说:“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要比我们对日本的研究和了解深入得多,细致得多,这点我们应向日本学习。我们也应更多地搜集日本各方面的材料。”

周恩来总理对我说:“现在有几部日本片子宣扬军国主义。第一部《日本海大海战》从1904年日俄战争提起,宣扬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然后就是《山本五十六》,宣扬太平洋战争;还有一部片子就是今天要看的,描写训练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宣扬江田岛精神,是上两部片子的继续。”

银幕上出现江田岛时,《日本海大海战》总理问我:“江田岛现在怎样了,你去过吗?”

我告诉他,我已去采访过,它离吴港很近,战争期间是联合舰队司令部和大日本帝国海军士官学校所在地,现在仍有海上自卫队的学校,但气氛已经与战时大不相同了。

周恩来总理说:“日本那时面临军国主义的失败,那是1945年,从影片上可以看出,日本海军学校毕业生一批批走到社会上。那时日本已不能组织大规模的海军了,他们准备将来再起用那些人。”他还问了我日本人剖腹自杀的心理,等等。

看完电影,周恩来总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紧紧地与我握手告别。几十载过去了,这次握手始终温暖着我,鼓舞着我,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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