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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次点将陈云抓财经工作

毛胜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毛泽东与陈云共事、交往40多年。毛泽东把陈云看成自己难得的战友,称赞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能人,比较公道、能干、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多次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特别是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毛泽东非常倚重陈云,在延安时期、新中国筹备和成立初期、“大跃进”运动遇挫后3次点将陈云。陈云受命于关键时刻,迎难而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负毛泽东厚望。延安时期为克服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毛泽东点将陈云

1944年3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派陈云同志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办事处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下决心调陈云去抓财经工作,主要原因是陕甘宁边区当时面临着严重的财经困难,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工作的组织领导力量。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驻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但是,这里地广人稀、经济落后,边区财政收入开始主要来自外来援助。到了1940年,国民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阻截国内外给边区的捐助,加上边区各县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边区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中。毛泽东后来感慨:“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丰衣足食,自己动手”,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紧缩开支,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他在总结边区财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深刻阐明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在毛泽东眼里,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必须让陈云这样的在党内较早认识到经济工作重要性,并具有财经工作能力的领导人去抓。

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后,首先解决的是金融波动、物价猛涨的问题。当时,边区的对外经贸,出口的主要是食盐,进口的主要是布匹和粮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并千方百计阻止边区食盐出口,致使边区不仅存在进口大于出口的入超,而且存在进口货贵、出口货便宜的不等价交换。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将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并总结国民党封锁状态下对外经贸的经验,通过物物交换、提高土产出口价格等办法,争取市场的主动,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

在陈云的领导下,边区进出口两方面都扭转了被动局面,稳住了物价,改善了百姓生活。1944年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每元折换边币20元,逐步收回边币;今后边区贸易往来、债权债务清理,一律以流通券为本位币。商业流通券的发行,对稳定边区金融秩序,支持对外贸易、银行资金周转,方便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进一步改善边区财政状况,陈云提出“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的方针,强调要正确处理“小公”和“大公”的关系,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小痛服从大痛。这不仅克服了一些单位存在的大量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生产发展,为大批干部、部队出发开辟新解放区作了重要的经济准备。新中国筹备和成立初期为稳定市场秩序,毛泽东点将陈云

1949年3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为实现这个转移,全会号召全党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郑重决定,把整个财经工作委托给陈云来抓。

陈云受命之后,一边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一边通盘考虑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问题。1949年6月,他参与指导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的“银元之战”。上海解放后,不法金融投机势力利用人们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其首要分子控制着上海证券大楼,指挥各据点炒买炒卖,破坏金融秩序,并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一些商号也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妄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电告中央后,发动舆论攻势,严重警告投机分子,同时大量抛出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但成效并不明显。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使用的本位币,人民币只起辅助作用。原来一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一块银元值720元人民币,6月4日涨到一块银元值1100元人民币,6月7日更是涨到一块银元值1800元人民币。

鉴于形势严峻,市场秩序混乱,人心波动不安,华东局于6月7日晚召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向中央报告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与此同时,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针对性地提出五项办法:“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在毛泽东、陈云的指导下,上海市军管会6月10日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了200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機操纵者,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甘失败的投机家,很快就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导致全国物价猛涨。陈云领导中财委深入分析复杂多变的局势,特别是在确保东北粮食进关后,决定于1949年11月中旬采取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等办法,一举稳定物价。11月13日,他起草了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毛泽东看后,立刻批示“即刻发”,并在旁边加了着重号。可见,稳定物价是何等的重大而紧迫。

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商场如战场,陈云坐镇中财委运筹帷幄,沉着地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11月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准备妥当后,11月25日各大城市集中抛售,一举稳定了物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尽管接连取得“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的胜利,陈云的态度仍然十分冷静。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措施不过是治标之策,要彻底稳定物价,还要在治本上下功夫。因此,陈云又领导完成了发行公债、增加税收等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初步统一税政、粮政、盐政、路政、邮政、水政等方面的基础上,实现了财政经济统一管理。1950年2月,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云在开幕式上作关于统一财经的讲话,要求大家树立全局观念,提高自觉性,区别小困难和大困难:“统一是小困难,不统一是大困难,宁可小困难,实现全国统一。”“收入都交出来怕支出不能保证,我们可以按月保证支付。但遇到收入困难,不能全支付时,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后方是死不了人的。这都是小困难。如不这样做,则物价波动,关系全国4.7亿人,后果严重。”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核心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在财政收入。为了宣传《决定》精神,陈云为《人民日报》撰写《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进一步阐释小困难和大困难的关系,强调:“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只要严格实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我们很有理由希望财政情况逐渐好转。”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后,全国财政收支很快就趋于平衡,金融物价状况呈现出稳定状态。这不仅有利于克服当时的财政困难,也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夸奖陈云是能人。在“大跃进”运动遇挫后,毛泽东点将陈云

新中国成立后的共事,使毛泽东对陈云的能力和作风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下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说:“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当陈云表示自己“这个料子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我”时,毛泽东评价道:“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個人里头就有1个。”

这是毛泽东对陈云的总体性评价,说得十分中肯,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一致认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并由他们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更加重要的是,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并采纳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令人痛心的是,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并没有贯彻好。从1957年底开始,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就发动了。其在工业方面,表现为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表现为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与此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财经部门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情况,批评“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据薄一波后来回忆,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的批评主要是对着谁的,“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在当时的条件下,陈云主动要求同毛泽东谈话,作了检讨。1958年2月18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检讨,表示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这“在财政、贸易、物资供应这些部门反映得多,就是在我管的方面反映得多。所以,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要负主要的责任”。当他指出“右派也抓住了我们这一点”时,毛泽东插话说:“我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这个时候我就高兴。为什么我高兴呢?是不是幸灾乐祸呢?我的高兴是这样:一抛抛得跟右派相距不远,我们的同志就会生气。噢,你右派把我抓得跟你差不多呀!果然生了气。”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泛滥开来。原本希望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结果却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整顿国民经济,毛泽东自然想起擅长于此的陈云。1959年4月,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指出:“在武昌发表1959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1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两个月后,他又对王任重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1960年底至1961年初,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当时人民生活困难和经济失衡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深得毛泽东赞赏。陈云说:“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陈云立刻投身到紧张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之中。为了解决最为紧迫的老百姓吃饭问题,陈云一方面下气力抓好粮食进口工作,并搞好农副土特产和传统手工业产品的出口,逐步增加粮食进口数量,另一方面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改善农民的生活,并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为解决经济失衡的问题,特别是支持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陈云又提出和实行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农业的困难局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好转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陈云还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对农村、煤炭工業、冶金工业等进行了深入调查,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毛泽东十分满意陈云抓国民经济工作的方法和成效,在七千人大会上称赞他对经济“懂得较多”。


七千人大会召开后,中共中央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1962年开始,陈云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对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了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加强农业战线等措施。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当年国民经济形势就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点将陈云抓财经工作,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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