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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爱”

金戈


抗日前线 喜结良缘

1937年5月,处在抗日前线太原的抗日军政训练班喜讯传来,十一连(女生连)的岳阳籍工作员、被尊称为陶大姐的陶桓馥与十二连(男生连)指导员廖鲁言结婚了,他们就是我的婆婆和公公。

“为了爱!”公公之所以爱上了婆婆,是因为婆婆不仅有着出身湖湘名门的身世,更有着巾帼女杰的英武豪爽气概。他俩携手汾河之滨,漫步晋阳古城,互相倾吐心曲。公公得知婆婆经历过的闪光青春,为其性格绽放的生命魅力所倾倒。

婆婆的祖父是湘军一员战将,随左宗棠参加过收复祖国大西北地区的征战,后又担任南海边境几处水师总兵,守卫南海疆域,战功卓著,被清帝授予军门提督。婆婆的外祖父也是守卫过云南边疆的爱国名臣。婆婆自幼接受了爱国、尚武精神的熏陶,性格坚毅,后又幸运地在她舅舅办的岳阳洞庭女学接受了新式启蒙教育,青年时期接受五四爱国、民主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自立自强的个性,反帝爱国的意识也日益增强。她认为只有投身革命,推翻压迫和剥削的专制,赶走帝国主义,妇女才能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才能生存和发展。她毅然冲破家庭的束缚,赴长沙考入徐特立创办的稻田女师,投身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回到岳阳后,她与表妹彭文(共产党员、北平女师大学生)一起组织妇女协会,迎接北伐军,并考入黄埔军校,北上武汉成为黄埔军校第6期女生队的一名班长。在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血雨腥风中,她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叶挺独立师的宣传队长,参加了讨伐叛军夏斗寅的千里西征,胜利凯旋。在生死考验的人生关口前,婆婆与那些投靠蒋介石、汪精卫的变节者、逃避凶险的消极者分道扬镳,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党也培育了自己的优秀儿女,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留学深造。

3年后,婆婆回到上海,由于去中央苏区的交通受阻,上前线当红军的愿望落空。于是,她主动要求深入工厂,在贫困的浦东区和闸北区成功领导了工人罢工。她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领导过学运、工运,在郑州公园里被捕,由于未暴露党员身份,被九舅舅一家保释回家。她不顾家人劝阻,再次秘密回到上海,找到党组织,接受组织审查后在中央多个岗位轮换工作。她从事过特科机关、内交等极端秘密的工作,是上海滩著名的侠女“三剑客”之一。但是,她不幸因叛徒出卖而再次被捕。经过敌人多个机关的审问折磨,舌战过一群又一群无耻叛徒的劝降,始终威武不屈,被判10年徒刑,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她与帅孟奇、钱瑛、夏之栩组成女牢党支委,成功领导了多次绝食斗争。后来,她由于多年的肺结核咯血,被保外就医。回到武汉母亲家中后,她被严加管束治病。一年后,她又趁母亲走亲戚之机,离家北上,到北平通过留苏归来的刘亚雄找到了党组织,经过严格审查后恢复了党的关系,被派遣到山西抗日,进入抗日军政训练班任工作员。

军政训练班结业,学员都成为抗日决死队、牺盟会的抗日骨干。婆婆也调入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工作,公公则投身到组建山西抗日决死队的紧张工作中去。山西抗日决死队是一支表面上由阎锡山挂帅,实际上却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通过薄一波领导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实际掌握的抗日队伍,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的成功范例。1937年8月1日,山西抗日决死队(新军)宣告正式成立。公公担任了一纵队第一营的教导员。

太原失守前,婆婆因怀孕,经组织批准辗转调往成都,以协进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在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川康省委工作。她还动员自己的八妹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3月生下长子廖玉后,她一边哺育儿子,一边教书,一边组织成都和川康地区的妇女运动,成立了妇女救国会。一天,一个女孩跑来找她说:“我是朱德的女儿,叫朱敏……”婆婆详细询问了朱敏的家世、经历,立即向上级报告。不久,八路军办事处把朱敏送到了延安,让朱德总司令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相聚。新中国成立后,婆婆在革命博物馆参观时,碰见了康妈妈带着朱敏来参观,朱敏一见她就亲热地喊着:“陶先生!”

山西前线的公公,在两年多战斗中,从营教导员,升任二纵队六总队(团)政治主任,后又升任政卫二〇九旅政治主任。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公公积极、快速发展、加强了团、营的党员核心,掌握了政卫二〇九旅所辖3个团的实际领导权,在12月事变时,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取得了胜利。

公公、婆婆人在两地,但战火与时空却隔不断彼此的思念牵挂。在廖玉一岁半时,婆婆决心携子前往山西前线,与公公并肩战斗。不料,当母子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到达陕北宜川秋林镇时,晋西事变发生,又遭遇日寇飞机连日大轰炸,她不得不带着幼子躲避到乡间,与公公失之交臂。辗转几个村庄,半个月后,她才找到了王世英。在王世英帮助下,母子到达延安。1940年新年,一家4口人终于团圆在延安交际处。相濡以沫舔犊情

1946年冬,蒋介石、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公公、婆婆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身负重任撤离延安。公公骑着马先行,带走了廖玉的弟弟侯侯。婆婆作为中组部材料科长,带着几位科员,负责押送两大卡车经过筛选的材料。这两车材料可不一般,是全党高级干部的人事档案,是党的绝对机密,不能有一件丢失,更不能有一件落到敌人手里!中央任命久经考验、忠诚无畏的婆婆担任科长,并在交通工具奇缺的情况下,专门调拨了两辆卡车装载这批档案。婆婆带着全科同志和廖玉,一起乘车上路。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婆婆指挥队伍夜行晓宿。到了永坪镇兵站,婆婆接到中组部安子文部长的命令,就地再次清理精简材料。婆婆指挥同志们紧张而有序地工作了几天,把所有精简下来的材料就地焚烧干净,把必须带走的材料打包密封。然后,由同样忠诚的徐迈带几个精干的男同志押材料車夜渡黄河,把这批绝密档案安全押送到晋绥军区,交给贺龙司令员,坚壁到最隐秘安全的大山深处。婆婆则带领其余人员和廖玉,从永坪出发,经王家崖村到了袁家沟。这时,已是春节前夕。一天,公公骑着马带着侯侯突然出现在村口。他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到晋北更艰苦的保德县桦树塔村去领导晋绥的土改试点,必须把侯侯送回妈妈身边。公公心疼婆婆,把自己的警卫员刘振喜也留给了婆婆,自己单枪匹马告别妻儿,再次赶往河东。

婆婆带着两个儿子,到绥德附近的小村住下。公公土改试点结束,又突然骑马飞临,忙里偷闲来接妻儿过黄河。一家人平安夜渡黄河,来到临县西沟村中组部招待所。公公又匆匆骑马扬鞭而去。他和晋绥干部杜心源一起总结了领导保德县桦树塔等村土改试点的经验,受到晋绥分局的肯定,准备批转推广。但是由于康生来到晋绥,他批判说此经验太右倾,阻止了在晋绥的推广。康生在这里导演了一场极“左”的土改试点,还大吹大擂,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初夏时节,婆婆带着儿子到了兴县蔡家涯,不久公公也来了。他俩接到新的任务:到晋察冀分局工作。这一次,不仅路程远,还要穿越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同蒲路封锁线,而两个孩子无疑又给公公、婆婆的远行增加了更大困难。公家给他们配了4匹马。公公买了一个木炕桌,把它改造成廖玉的摇篮,给侯侯买了一只驮粪的荆条篓子当摇篮。公公、婆婆各骑一匹马,另两匹马驮着两个儿子和行李,夜行晓宿。某日,公公、婆婆邂逅了康生、曹轶欧夫妇,他们是奉命去山东工作的,便结伴同行。


在一处兵站,他们被告知当天夜间有部队护送他们穿越封锁线,叫大家勒紧牲口驮子,马衔枚、人噤声,孩子不准哭!行动开始后,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躲开敌人的枪炮、灯光和巡逻兵,有序穿越同蒲路和汾河。在部队同志的指挥、掩护下,一行人迅速赶着牲口奔跑了大半夜,天亮时终于来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大家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婆婆一看廖玉,他额头上磕了一个大包,却没有哭!原来在穿越同蒲路时,廖玉睡得很熟很香,哪管牲口奔跑摇晃?任由脑袋不住地磕在“摇篮”边缘,竟浑然不觉疼痛,一声未哭,真是一个“守纪律”、有福气的傻小子!婆婆抱起儿子亲着吻着庆幸着,公公轻轻摇头哭笑不得。

一行人翻过五台山,沿着滹沱河往河北省行进。这里是公公抗日时期带领六总队战斗过的地方,对山河地貌比较熟悉。公公、婆婆骑着马,另两匹马驮着摇篮和行李,走在陡峭、狭窄的河岸小路上。在一拐弯处,炕桌摇篮蹭了一下崖壁,失去平衡,整个驮子连牲口一起滚下了河谷。公公、婆婆惊出一身冷汗,只听见康生惊呼道:“完啦,完啦!”没想到,河谷间突然传来孩子哇哇的哭声……啊!谁说完了?有希望!公公和警卫员赶紧择路跑下陡峭的山崖,把廖玉和牲口抢救上来。第二天,在滹沱河另一处悬崖边,侯侯的驮子也翻到了山下,幸亏下面是一块庄稼地,并无大碍。

一路上有惊无险,不断地打听着晋察冀分局的所在地。一天,老乡指点,说不远处有咱们的军队驻扎,公公、婆婆喜出望外,以为是到了目的地。没想到这里竟然是平山(当时叫建屏县)西柏坡村,是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领导的中央工委机关所在地。更没想到的是,刘少奇和朱德总司令竟然把被派去晋察冀分局工作的公公、婆婆留了下来,令他俩在工委机关工作。亲爱有度

1954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后,公公、婆婆的家随机关搬到了万寿路10号院。

万寿路的家经常处于“空巢”状态。廖玉、廖侯(小名侯侯)哥儿俩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住校,周末回家,常常享受“空城计”,因为公公、婆婆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乡,一个还没回来,另一个又走了。记得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要找“陶大姐”,电话打到家里,不知婆婆去向,再打电话到部里,说到河北省JiXian去了。哪個JiXian?是冀县?还是蓟县?不知道。总理办公室只好给两个同音的县委办都打了电话,才在蓟县找到了婆婆。

实行薪金制后,10号院里钱最多的可能要数公公、婆婆家。公公领5级工资,婆婆领7级工资。关键是,大院里公公、婆婆家孩子最少,其他如邓子恢伯伯、陈正人伯伯家多是儿女成行,花销很大。但是,公公、婆婆不准儿子在同学中生活“特殊化”,廖玉、廖侯上中学、大学时,生活费限制在每月20元。那时,大学贫困学生的最高助学金是每月17元至19元。公公、婆婆的工资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每月哥俩按规定标准自取生活费。公公很精明,出差回来是要查账的。一次,他发现钱少了十来元,问哥儿俩。廖玉回答说:我看到几本好书想买,就拿了钱。公公问明书名,没有再说什么。他是赞同孩子们多读好书的,公公、婆婆他俩自己也是书痴,抽空也去新华书店、中国书店、朝内大街的内部书店买书。公公、婆婆枕头边总是放着书。无论睡觉多晚,睡前看会儿书是他们的老习惯。

公公、婆婆家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令人羡慕的,除了三年困难时期,廖玉、廖侯周末回家的饭桌上总是有肉和鸡。不像邻居邓子恢伯伯家,一桌围坐老小十几人,一碗肉端上来,一人一筷子就没了,小孩子们总是眼巴巴的。幸亏他们家有一位勤俭持家的姑姑,协助陈兰阿姨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困难时期,各家都在院子里种菜、种玉米,唯独邓家姑姑还养了一头猪,保证了过年时全家人有足够的肉吃。邓家姑姑真是个劳动模范!这是全大院公认的。

我公公的偏心眼,不仅全大院有名,在省部级干部圈里也是有名的。有一次,水利部副部长刘澜波来家吃饭,公公旁若无人,不停地給侯侯碗里夹肉,还歪着头笑眯眯地欣赏着儿子大快朵颐的吃相,不停地说:“好吃吧?多吃点儿!”刘澜波忍无可忍,便指责说:“哎,哎,你这偏心眼也太明目张胆了吧!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客人?!”公公嘴硬:“哎,你吃呀,又不是外人,自己动手。谁不让你吃啦?!肉有的是,尽管吃呀!”

无论如何,廖玉、廖侯在生活上都是优越的,他俩上初中就有了自行车,上高中就有了手表,公公、婆婆认为这两件东西有必要买。因为,从他俩上学的101中学回家有10多公里,要倒几趟公交车,公公、婆婆虽然都有专车,但公车是不能私用于接送孩子的。于是,公公、婆婆就答应了他们买自行车的请求,先给廖玉买了一辆捷克工业展览会出售的自行车,后来又给侯侯买了一辆英国的三枪牌自行车。同时,公公、婆婆认为手表可以培养孩子珍惜时间的良好习惯,有益无害,于是也给他们买了手表。几年后,侯侯得寸进尺,提出要买一辆摩托车,最偏心眼的公公也有底线,断然拒绝:“吔,那怎么行!”公公、婆婆对儿子的宠爱是有度的,不准他们搞特殊化!

公公、婆婆限制儿子的生活消费,却非常尊重儿子们的好奇心和兴趣。廖玉有了新自行车,假期里他买了修车的钳子、扳子、改锥和一盒汽车上光蜡,想自己擦车,但他不满足于擦车,想弄清自行车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干脆把车的零部件一点一点拆开,摆了一地,蹲在地上忙乎着。公公走过门口看见,问他:“吔,你怎么把新车大卸八块了?”“嗯。”廖玉头都不抬,全神贯注地拆着,观察着手中一个个零件,思索着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搭理公公。公公伫足观察了一会儿又问道:“你自己能把它重新安装好吗?”“能!”廖玉信心满满。半天以后,廖玉终于骑上了自己重新安装好的自行车。在院子里转悠时,他发现车轮有点晃,轱辘好像蹭着什么,有点涩。下来查看,找不到毛病,他便骑上车去找修自行车的师傅请教。师傅很快就找到了毛病,用扳子紧了紧后轮的内轴,又问廖玉:“你看看你这闸皮是怎么安的?”廖玉仔细看了看,掰了掰,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把闸皮安反了!掰正以后,轱辘就不蹭了。“哎,原来这么简单,谢谢师傅!”付钱后,廖玉高兴地骑车回家。公公、婆婆看见他喜形于色,都很欣慰,并没有责备他乱花钱。后来,廖玉迷上了安装矿石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购买了电烙铁、锡条和各种无线电元件。廖玉上清华大学后,聪明好学,好钻研,动手能力强,为他的系主任汪家鼎教授和滕藤教授器重。他帮助汪家鼎完成了关于原子弹研制决策方案中的一连串实验,还独自一人完成了滕藤交代的拆、装苏联援助的机械手的任务,为仿制机械手作出了贡献。他毕业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后,为有关原子弹研制课题及时出色地完成了汪德熙教授分配的任务,他和他领导的小组被评为五好职工和五好集体。他和他的战友们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切,与公公、婆婆对他自幼表現出的好奇心及兴趣的尊重、放手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公公、婆婆约定,各人的工资可部分用于各自的亲友。南京的爷爷和二爷爷都有了工作,温饱不成问题,但公公每月给爷爷寄70元,由爷爷做主支配,除赡养祖母外,还要应付爷爷和独身的二爷爷以及当医生的二叔一家的不时之需。另外,小姑姑上中专也是公公供给的,三姑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周末或暑假回家,公公也会补贴她。婆婆有兄弟姊妹12个,其中十姨妈、十二姨妈家庭负担较重,她俩的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都得到了婆婆的资助。公公、婆婆的工资多得花不完,他们完全可以为爷爷在南京买一个院子居住,但是他们却没有。爷爷和二叔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如果当年公公、婆婆给爷爷买个院子,现在咱们回南京也有个老家啊,也可以为公公、婆婆布置一间纪念室啊!可是公公、婆婆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买房子的念头。

公公、婆婆这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他们一生百折不挠的奋斗,就是为了一个目标——与传统的私有制彻底决裂,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实现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他们知道实现理想,还需要走漫长曲折的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作为共产党员,自己首先应当是与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带头人。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把多余的钱全都买了公债,支援国家建设。他们就是这样的干净、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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