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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满怀绘蓝图

吴楚婴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的主题报告,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报告的形成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报告的内容及一些新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

在西柏坡这段时间,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在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常将吃饭当成“负担”,总是经多次催促才吃上一顿;他的睡眠时间也很少,曾多次两三天时间不上床休息,平时也是躺下三四个小时就起床办公。中央行政处为了保证毛泽东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处理党政军民的各项大事,准备在生活饮食上进行一些改善。毛泽东知道后,对行政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为我吃东西费心费力,一个星期给我吃两次肥肉,那就足矣。”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不要乱忙,你弄了,我也顾不上吃。我就是补补脑子好工作,你只要隔3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他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骄傲,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如何防止骄傲,毛泽东有其经验。他曾经说过,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


在1949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向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出了新的任务: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二、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 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三、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一是缺少大量的干部。人民解放军就要渡江作战,解放南方数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这就需要大量的干部。

毛澤东的办法是:主要依靠军队解决,把军队变成工作队。他指出,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2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

把军队将士变成干部,其中间环节就是培训。毛泽东提出11个“善于”的培训目标: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二是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的花招。由于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企图保存国民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这场“和平”闹剧,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而绝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

同时,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中国革命不能走中间道路。

《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反对美蒋的假“和平”提供了思想武器。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八项条件”概括为4个字就是“缴枪投降”,击破了美蒋的“和平”阴谋。

三是接管城市的新问题与新经验。中国共产党长期生活、战斗在乡村,许多人不熟悉城市工作,最初接管城市时曾出现过一些问题,走过一些弯路。比如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

1948年下半年,共产党陆续接管了若干较大的城市。其中,沈阳的接管工作创造了许多新经验。沈阳是工业城市,其接管工作由陈云主持。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例如迅速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警察枪支、利用报纸传播政策、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等。

接管城市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毛泽东起草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素材。

四是张闻天提供了东北经济建设的新经验。就在毛泽东思考新中国的经济方针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特别强调: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国计民生的轨道。

五是解决国民党军队的3种方式。天津是打下来的。天津解放之后,北平守敌25万人陷入绝境。为了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央军委决定继续同傅作义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

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协议。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解放,华北全部解放。

绥远的国民党军队也受傅作义指挥。毛泽东对傅作义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

于是有了绥远方式。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推广了这些新鲜经验,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3种。

六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强调“革命必须进行到底”,郑重声明愿“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决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至此,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形成了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党政治格局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毛泽东会见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

194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进行了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会谈。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系统地对米高扬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米高扬在西柏坡一共呆了8天。这8天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

米高扬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他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这次西柏坡会谈,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毛泽东在会谈中所提出的看法,反映了在过去长时期以来,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迫近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他对一系列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实际勾画了未来新中国蓝图的基本轮廓。具有如此历史意义的会议却是在大伙房里召开的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人员有11人,一共64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有20人。从全国各解放区和战场上赶来的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们带着一路的风尘,重逢在这普通的偏僻山村。战友久别重逢,一双双大手紧紧相握,大家不仅沉浸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憧憬着即将建立的新中国。

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食堂(当时称大伙房)里。这个食堂是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后,部队自己动手盖起来的,白灰顶,土坯墙,面积不足85平方米。其实,原先的会址选在东柏坡村的政协礼堂。当年,为了迎接民主人士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便在东柏坡村建了一个大礼堂,由于还没到政协会议的开会时间,因此最初打算在那里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筹备者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用不着那么大的地方,另外选地方吧!于是,会议筹备者选中了西柏坡的大伙房。

会场布置得庄严而朴素。屋内北墙上挂着一块绛紫色的幕布,上有两面绣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党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幅挂像。幕布的两侧悬挂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两面锦旗。南墙上挂有一张向大会作汇报的全国形势图,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最新形势图。为烘托气氛,会场布置者又在东西两侧窗户间的白墙上各悬挂了4面党旗。

主席台上摆着一张略显陈旧的小木桌,桌上放着笔架、蘸水笔,两侧是供记录人员用的方桌。会场中唯一豪华的陈设就是桌上铺着的一张虎皮,那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会场正对主席台的前面,是两排双人沙发,后面是高低不一的长条靠背椅、木凳。开会时,除了5名中央书记处书记前排就坐外,其他人不讲座次,先来先坐,后来后坐。

那天,毛泽东特别高兴,穿上新棉衣,面带笑容走进会场。他一进会场,大家就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招手致意,接着他也鼓起掌来。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了宏伟蓝图。正因为如此,人们总喜欢用“中国命运定于此村”“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诸如此类的题词和名言,凸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个伟大的奇迹。在普遍陶醉于胜利的情绪中,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政治家,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振聋发聩的“两个务必”由此诞生。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全会立下了6条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6条规定被人们简称为“四不二少”。

毛泽东模范地执行了上述规定。会议通过该规定的当天,毛泽东便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原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毛泽东、朱德画像摘下来。对此,毛泽东向党内同志解释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义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还说:“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用“两个务必”来警示全党,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深刻领悟和历史总结。

在毛泽东心目中,李自成既是一位历史英雄,又是一面历史明镜。他每每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關头,提起李自成。尤其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时刻,毛泽东更是以李自成这个浴血奋战16年,却只在紫禁城坐了41天皇位就被赶下台的失败者来警示自己、告诫全党。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对《甲申三百年祭》倍加赞扬,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看作整风文件,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8年底,中共中央接管平津两市之后,毛泽东在对接管干部的谈话中,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赶考”,特意号召大家再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一天,毛泽东来到警卫班,了解进城准备情况,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进城市享福的思想?”有一个同志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还有一个同志说:“进城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毛泽东听后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毛泽东还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这一席入情入理的话语,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江泽民,胡锦涛曾先后视察过西柏坡,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

习近平还说,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牢记“两个务必”,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时刻居安思危,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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