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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与盘县会议

吕小蓟

盘县会议,是指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在盘县召开的关于两军团下一步行动方向的会议。会议根据同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的来往电报,决定放弃在盘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同总部会合。关于这次会议,在党史乃至军史上,少有记述,甚至重要当事人在当年的记述中也未提及这一会议,但研究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它在红二、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不应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领军转战到盘县

红二、六军团是在长征途中打下盘县县城的。这时,三大主力红军先后进行了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战略转移的任务已胜利完成;红四方面军还在川西一带迟滞,力图在此建立根据地,但那里显然不能长久坚持;红二、六军团仍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奋力前行着。

虽然此时红二、六军团仍在战略转移途中,但红六军团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最先开始长征探路的。1934年8月,他们奉中革军委的命令,自湘赣根据地西征,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执行先遣探路的任务。两个月后,红六军团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合,此后两军团“集中行动”,并在1934年1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这里,他们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拥护,坚持了一年的时间。到1935年11月,两军团的兵力从会合时的近8000人发展到约两万人。这时,他们撤离了这里。红二、六军团的这次撤离虽然是主动的,但也是被迫的,只有大约两万兵力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面对20余万国民党军的“围剿”,撤离是上策。他们于1935年11月从桑植突围成功,继续长征,寻找新的立脚点。

突围成功后,两军团为了摆脱追兵,从湘西进入黔东,又转到黔西、滇东等地,一路转战了5个多月。他们既要面对数量多于自己10多倍的国民党军的“追剿”,克服物资匮乏、情况不明等困难,又要伺机寻找适当的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6年3月28日,两军团经过奋战,进占盘县,并集结于盘县、亦资孔一线。在转战中,他们发现这里有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而且历经几个月的辗转,他们也迫切需要休整。但在几天前的3月23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给两军团发来电报,电报中说:“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進”,并说“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这封电报对红二、六军团来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行动方向,但又只是一个“建议”,并不是必须照办的命令。当然,留在此地创建新的根据地和挥师西去北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战略行动方向。何去何从,需要马上做出决断。

两军团最高负责人任弼时在1936年11月撰写的《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途远征经过报告大纲》(以下简称《报告大纲》)中。以“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之决定经过”为题,较详细地记述了这一过程。他首先叙述了朱德等3月23日电报的内容,接着说明红二、六军团对这封电报的认识:“因军委无肯定之指示,我们不知是因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很难战胜敌人而要我们北上。”可以看出,朱德等3月23日的电报使任弼时等人感到情况不明,难下决断,因此在打下盘县,情况相对稳定后,有了3月29日他们给军委的电报。对此,任弼时在《报告大纲》中说:“3月29日在盘县,我们曾请求军委决定我们行动。”接着,他几乎引述了电报全文来说明这一情况:“‘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受大的困难。‘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活动是否孤立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以上望在—二天内电告。”这封电报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红二、六军团的情况,特别是说明了在盘县一带的滇黔川广大地区是有创建根据地的可能的以及他们的渡河技术是“很幼稚”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北上有一定“技术”困难,留在此地是可以的;但电报的重点是后半部分,而这后半部分的内容最终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向。电报的后半部分询问的是当时的大局、大势,从国内外形势到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以及对红二、六军团的影响等,而对这些问题的考量,显现出任弼时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格局,也正是这种战略眼光和政治格局使他们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决断。

第二天,朱德等复电任弼时等:“1.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2.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3.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4.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很明确,复电仍没有硬性规定必须如何,只是客观地讲了当时的形势,最后决断权仍给了红二、六军团自己。这样,红二、六军团必须召开会议对下步行动方向进行讨论,于是就有了盘县会议。

盘县会议作出正确决定

盘县会议是任弼时等接到朱德等复电的当天召开的。

萧克(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回忆说,他和王震(时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张子意(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从驻地亦资孔赶到盘县参与研究军事问题,即两军团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当时在任弼时身边专门从事无线电破译工作的王永浚也回忆,会议是经过讨论作出的决定。

萧克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两篇回忆文章中都记述了任弼时当时是如何分析和认识形势而作出最后的决定的。他说:“在黔西的盘县时。总司令部提出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建议。任弼时同志认为红军要抗日反蒋,北上是大势所趋。由于弼时同志能从政治上、战略上及时地把握大局,并教育干部认清形势,使大家能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自觉地按照中央的正确方向行动,所以常能化险为夷。这是一个高级领导人能够率领千军万马,信心百倍地团结奋斗的首要条件。”他还说:“弼时同志从全国形势考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逼,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青年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抗战。红一方面军已到了陕北,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现在又要我们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北方。讨论结果,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这次会议,对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及尔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弼时同志胸怀全局,洞察战略大势的才能。”

令人遗憾的是,任弼时当年的《报告大纲》虽然较详细地记录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没有提及盘县会议本身。他在《报告大纲》中说明了会议讨论的结果:“因为军委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这几句话,看似是他们尊重军委的意图,但实际上是他们对当时大局、大势分析和认识的结果。

这样,会议在任弼时领导下作出了放弃在盘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立即进行有关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的决定。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大势的。正是由于这个决定,较早实现了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合。而这一会合又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实现了全军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为全党、全军全面转入抗日斗争作出了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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