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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是个“抠门佬”

王子君

艰苦的革命生涯,使黄克诚养成了开源节流、精打细算的节约作风。事无巨细,凡是能“抠”出一厘一毫的,黄克诚就绝对要“抠”出一厘一毫,因此常被打趣为“抠门佬”。长期以来,黄克诚为民、为国、为军队“抠门”,留下了不少令人感动的事迹。

亲改军帽军服省布料。为根据地人民“抠门”赢“称号”

1941年1月,黄克诚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率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抗日。

苏北地区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受很大破坏,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黄克诚向全师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要求全体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提倡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

当时,苏北盐阜区种植棉花,却没有纺织厂。老百姓穿衣,全靠自己手工纺织,一年织的土布十分有限。1943年,部队制作夏季服装时,出现了棉布短缺情况。黄克诚在指挥抗日战斗之余,也在思考着如何解决部队棉布供应困难问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一天深夜,黄克诚突然有了主意。他拿着军帽,让妻子唐棣华帮他改帽箍。

新四军的单军帽,沿用了国民党军队陆军军帽式样。这种军帽,在后脑处多一道双层布箍,放下来,前面部分可以拉到下巴,但这种帽箍平时没多大作用。黄克诚早就在琢磨怎样把这道帽箍由双层改为单层。他盘算着,一顶帽子节约一块小布条,100顶帽子节约的布就能用尺量了,第三师两万余人,算起来就能节省三四千尺布,要是全军算起来,就更多了。他让唐棣华把他的帽子改成单层箍,他先试戴。

唐棣华听黄克诚这一算账,很是惊喜,连忙掏出针线包,把帽子拆下来改成单层箍,又一针一线地缝合。黄克诚戴起帽子,正了正帽檐,高兴地说:“这跟双层箍的帽子不是一个样嘛!”

第二天一早,黄克诚就把这顶改过的帽子交给师部其他干部试戴,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样改得好,帽子同样戴,布却省了不少。

黄克诚从帽箍得到启发,又仔细地审看自己穿的军装,思索如何节省更多的布料,最后提出改革制服的办法:上衣翻領改成直领,去掉两只口袋;裤子由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不发绑腿布。军装本来就是土布做的,改制后就显得更“土”了。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军区的全体指战员领到新军装时,有人发起了牢骚。为此,黄克诚穿着和大家同样的“土”军装,专门召开大会。他说:“军装改—下并不影响我们穿着。我们现在土,现在不习惯,以为不美观,但我们今天的节省,是为了明天的丰富多彩……全师两万余人,一天一人省一两粮,一天就是上千斤粮;一人一套军装节省_二尺布,全师省下来的布料就有万多米。积少成多,就能派大用场……”

果然,此项改革举措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样一改革,整个苏北部队一年就节约服装面料万余米。连续几年,布料节约数量很可观,大大减轻了苏北人民的负担,使根据地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黄克诚发现,打篮球在场上奔跑,鞋子容易坏,于是号召全师干部、战士,打篮球时脱掉鞋子,赤脚上场,以减少对鞋子的磨损。有一次,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穿着布鞋打篮球。黄克诚看到后,毫不客气地当场叫吴法宪脱下鞋子再打球。

黄克诚要求部队厉行节约,自己总是首先做到,能为公家节省就尽量节省。根据地巩固扩大、部队供给好转以后,黄克诚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爱护公家一钱一物,从不大手大脚。部队发给他的毛巾,他剪成两块,一条当成两条用。他说洗脸时,只用毛巾当中揩脸,两边揩不到,结果当中破了,四边还完好,剪开来用就可以节省一半。

在黄克诚的亲自倡导和严于律己模范行动影响下,苏北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十分注重爱惜人力物力,节约一分一厘。一张白纸两面用,一只信封用两次,自制墨水,个人日用品和津贴也都尽量节省使用。他们还自发地利用工作之余或战斗间隙帮助农民耕地、栽种、收割,同时还自己开荒种粮食、养猪、种菜、磨豆腐、纺纱织布。久而久之,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军区备部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爱惜民力蔚然成风,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与苏北人民亲如一家的抗日“铁军”。

人民群众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很快,苏北盐阜区、淮海区500多万群众投入大生产运动,掀起开垦荒地、多种粮食和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的热潮。因此,在艰难困苦、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黄克诚率第三师竟创造了烽火弥漫下的经济奇迹,使苏北抗日根据地呈现出百业兴旺、生机勃勃的初步繁荣景象,被人们誉为“江北小延安”。

黄克诚的一些类似于“改军服”“光着脚打篮球”“半块毛巾”的故事在苏北广为流传后,上上下下都亲切地叫他“抠门佬”。黄克诚很受用,他觉得节约无小事,节约能办大事,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抠门”才是。

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苏北回延安时,称赞黄克诚是“经济学家”。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说:“全军7个师,第三师人最多,花钱却最少。”

下基层调研基建成本。每平方米40块钱建营房,不行也得行

1952年9月,黄克诚受毛泽东“点将”,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4年10月又兼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面对当时军队后勤系统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黄克诚提出了“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后勤工作指导思想,以“保证国家的资财不要在我们手里浪费掉”。

当时,朝鲜战争即将结束,几百万军队要回国,而全国的剿匪工作基本结束,解放军也要各回各处。两厢加起来,部队数量庞大,营房成了军队后勤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也早就在考虑志愿军回国后的住房问题,他责成黄克诚领导的后勤部门先拿个方案出来。

1953年8月,根据彭德怀指示和黄克诚的建议,中央军委作出了修建营房的决定。黄克诚主持领导修建营房工作。

大规模修建营房当然需要大笔的经费。但中央已经下发了压缩军政费用的通知,国家拿不出足够的资金建房,而营房需要又迫在眉睫,同时,营房建设方案怎么搞也尚无经验,怎么办?为妥善解决营房建设的矛盾,加快营房建设的进度,黄克诚亲率张令彬、范子喻等后勤干部到北京、沈阳等几个军区和一些地方建设部门考察调研,了解情况。在一些地方砖厂、水泥厂、木工厂和建筑工地走访时,他们和水泥匠、瓦匠、木匠、油漆匠以及技术员交谈,了解到了建设住房的真实成本,心里面便有了基本的盘算。

黄克诚认为,要从我们的国情军情出发,考虑经济条件和部队实际需要,少花钱,多建房,要把内部挖潜考虑进去。最后,他们制定标准时主要考虑两项内容:一、确定建筑标准:二、实行经费包干。一个师建20万平方米房,投资800万元,要能使用20年。他们要求各部队在坚固、实用、节约的前提下,做到少花钱多建房子。在建筑结构形式上,除住城市的部队可以修建楼房和配备卫生、暖气、上下水等设备外,其余部队基本建平房。建房时,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的造价实行包干,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造价包干后,费用超过不补,节约归本单位支配。

此标准一出,各部队牢骚满腹,纷纷抱怨按这样的要求建房子太难了。有位姓杨的军长是黄克诚的老部下,他对建营房的事有想法,特地跑来找黄克诚叫苦:“黄老,我是您的老部下了。您知道,我这个人是不怕难事的,可40块钱建1平方米房子,那是难死人的,我怎么算也不够用,建议再提高点!”

黄克诚对他说:“我们可以从人工成本处节约。要发动群众。我们的战士都是农村出来的,不少人会烧砖、烧瓦、垒墙砌石、做木匠活,人工钱你几乎可一分钱不花嘛。要不咱俩换换工作,我到你那里抓基建,你到总部替我工作一段时间如何?我对搞营房建设挺有兴趣,也有信心。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处处要用钱。国家拨的军费有限,而需要钱的地方又多,这就要求我们大家学会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杨军长恍然大悟,连忙表态:“回去就照您说的办。”

军费预算要减少,众将军“吵”不过“抠门佬”

1952年9月,在研究拟制1953年军费预算时,根据军委批准的《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纲要》提出的建设目标和1952年国家规定的军费指标,总后勤部经过综合平衡,提出了一个58万亿(旧币,下同)的方案。9月10日,中央开会研究1953年的军费预算。会上,毛泽东明确指示:军费不能超过1952年的预算标准,即以50万亿元为好。这比总后提出的预算还少了8万亿。在1953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如何在不超过军费总定额的前提下,把钱用好,成为军委面临的大问题,也是黄克诚所领导的后勤部门要思考解决的大问题。

受彭德怀委托,黄克诚主持召开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人联席会议,研究年度经费预算问题。发给与会者的预算文件是根据各单位上报的精简计划,经总参和总后有关业务部门做过审核、黄克诚审阅后的文件,大多数项目比备单位上报的数额有所减少。会议要就这些数额分配是否合适进行讨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军兵种和部门领导人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将军,个个雄心勃勃,都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创建新的功绩。于是,他们纷纷向军委、总参、总后写报告或找上门,强调本部门工作的重要,要求多拨一些经费、多给一些物资、多进口一些机械装备,常常为经费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1953年军费预算一发下去,他们更是吵得一塌糊涂。

工程兵司令員陈士榘率先表示反对:“黄副总长,我对预算中国防工程建设部分的几个项目大幅度削减有意见!比如,工程机械,我们预算需400台,现在核减为200台;汽车需240辆,现在核减为100辆,其他差不多都减掉了三分之一还要多。你知道的,国防工程建设计划是军委和毛主席已批准了的,今年初彭总又带队进行了勘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设防及沿海重要岛屿的设防已经开工,并定了完成时限,多数部队目前还是人工作业、土法施工,不购置相当数量的机械、汽车,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总后不能卡我们太死!,,

其他总部的领导也纷纷赞同:“对对!不能卡得太死!”

“黄副总长,炮兵的预算有几项也砍得太多。我们解放军的枪炮数量确实不少,但牌子太杂,有的部队还是‘汉阳造,不少炮要人背马驮,重炮还有不少靠马牵引,没有汽车拉。炮兵可是突击兵种啊!”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发言说,还用手指叩了叩桌面。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一只手拎起预算文件抖了抖,站起来说:“黄老,我有意见!海军的预算不能削减!毛主席提出,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我国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多公里,目前的舰船少得可怜。蒋介石敢于对大陆不断袭扰,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横冲直撞,不就是欺负我们海军落后吗?我承认,发展海军花钱比友军单位是多些,但我仍建议,我们上报的预算不要再减了!”

不待萧劲光坐下,总参军训部部长萧克又站了起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军的部队训练和院校建设亟须加强,这方面的经费投入明显不够,希望再适当增加一些。”

“萧克部长你想得美,我们是减,你还想增加!”陈士榘揶揄道。

“就是就是!”萧劲光连声附和。

众人哄笑起来。笑声中,总参通信部部长王诤慢条斯理地说:“通信保障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除需加强人才培养外,还要多进口些现代化器材,经费无论如何不能再减了!”

“总之,不管怎么减,我们海军的经费不能再减了!”萧劲光有几分霸蛮地挥了挥手。

大家都站在本部门的利益上你一言我一语,辩论着,争吵着。

黄克诚知道,大家争吵的理由无非是为了争取多拨一些经费,多要一些物资、器材等,各总部都想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新的贡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于是,他发表意见说:“各位司令官、各位部长,你们的意见建议都很好。我作为总参、总后的负责人,又何尝不愿满足大家的要求呢?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加强边防、海防、空防建设,加强军事训练和装备建设,尽快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强大革命军队,这是上至军委领导下至一般干部和战士的共同愿望!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工业基础还不行。现在国家的重点是搞经济建设。毛主席已作出指示,1954年的国防费要减少三分之一,挤出来的钱用来搞经济建设,发展工业。经费减少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还不能削弱。怎么办?”

黄克诚故意停顿了一下,扫视着大家,然后接着说:“怎么办?军委和总参多次研究,提出的方针和办法是:第一,不向国家伸手,矛盾不上交,自行调节安排;第二,号召大家,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千方百计,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全军目前进行的营房建设就是照这一方针搞的,效果不错!”

最后,黄克诚说得大家不再有意见。有人打趣道:“碰上这个‘黄老抠把门,恐怕也只能这样了!”有人无奈地说:“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吧!”

其实大家也都明白:“黄老‘抠门抠得有道理!”黄克诚站的位置同他们不一样,他考虑的是全局,他们想的是局部,局部服从全局,理所当然。

炮击金门为示威,黄克诚

心疼打炮太多白花很多钱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第一次大规模炮击金门正式开始。作为毛泽东指挥金门炮击的主要助手之一,黄克诚深知炮击金门作战是一种特殊的作战,是深具战略眼光的一着妙棋。他一再指示作战、情报等部门:一定要认真领会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及时掌握、报告有关情况,为毛主席、党中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在炮击作战的具体指导上,黄克诚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随着战事的进展,毛泽东作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暂不收复金门、马祖等岛的决策,但炮击仍在或集中或零星地进行。这时,黄克诚主张,炮击的主要目的是示威、表明态度,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不应再过多打炮,以减少炮弹消耗。前线使用的大炮及炮弹,绝大部分是从苏联进口的,经几次大规模炮击显示,现有大炮射程和威力不十分理想,炮弹也趋紧张。10月1日,福建前线指挥部急电,請求向国外订购130加农炮及100以上高射炮,调补加农炮弹。黄克诚一面部署调补,一面给彭德怀写报告,提请向苏联紧急订购,并提议适当减少发射炮弹数量。福建前线指挥张翼翔也提醒炮兵指挥员要注意节约炮弹,不要乱打,并心疼地说:“购一发大口径加农炮弹,要花4两黄金的钱啊!”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召见黄克诚时,对黄克诚说:“你总好提意见,上到党中央,下到党支部,你都要提意见。什么意见你都提!”“去年炮击金门,后来你也有意见!”黄克诚辩白说:“至于炮轰金门,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继续炮轰的意义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此话令毛泽东哭笑不得:黄克诚这个“抠门佬”,“抠”得不是没道理。

黄克诚无论身处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还是身居高位手握审批重权,于公于私,都以勤俭节约为本分,从不铺张浪费,始终保持着为国为民谋福利的初心。他“抠门”,是为国、为军、为民,“抠”出的是大境界,体现的是大情怀。他的“抠门佬”的称号,也由最初的趣称变成了后来的敬称,并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赞誉。毛泽东说:“我就是喜欢黄克诚这一点。”周恩来在战争年代就认为黄克诚不但会打仗,对经济工作也很内行,而且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会用钱,称他为“管家理财的行家”。周恩来说:“你给他1万块钱,他能当10万块钱用!”

陈云更是称黄克诚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黄克诚逝世后,除了留下几件棉袄、军衣和珍贵的历史图片外,几乎没有留下其他东西。但是,他艰苦朴素“抠门佬”的种种传说却成了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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