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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平解放:那些珍贵的历史片断

夏远生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将军在长沙和平起义;8月5日,湖南宣告和平解放。这是继北平之后全国第一个省级政权的和平更替,创造了和平解放的“长沙方式”。湖南和平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燃放了一束绚烂的礼花,也为新湖南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

“如果搞不成。也可以争取回湖南”——毛泽东重庆谈判埋下伏筆

程潜是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元老,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宫和天水行营主任。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和程潜晤谈。毛泽东着眼于长远的人民民主事业,对程潜说:你是老资格,国民党下届政府改选,你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搞成了,好主持和谈;如果搞不成,也可以争取回湖南。果然,1948年7jq,程潜在南京竞选国民政府副总统失败后,回到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这是毛泽东为湖南和平解放埋下的重要伏笔,是国民党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华北当面委托湘籍民主人士章士钊向程潜转达自己对他走和平道路的期望,表示对程潜过去一度参与内战之事既往不咎,只要投向人民必当受到礼遇。3月,章士钊在南京将毛泽东的期望转告给程潜。4月,北平国共谈判破裂。毛泽东、朱德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特意指出:“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即可按照“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签订地方性协定”。这也为程潜指明了一条弃暗投明、站到人民一边来的光明道路。

当时,程潜的副手陈明仁愿率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在程潜领导下走和平道路。但他也和程潜一样,认为自己和共产党打过仗,怕算旧账,所以还有些动摇不定。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托人传话给程潜、陈明仁,帮助他们分析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重要意义,并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既往不昝的政策,从而消除了程、陈的疑虑,使其坚定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1949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北平会见从湖南来的李达,听李达转达程潜的和平意愿和正在准备起义的情况后,当即调派在华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明灏,赴武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争取实现湖南和平解放的谈判。李明灏是陈明仁的恩师兼老乡,他不负重托,作为解放军5人谈判小组成员,只身深入长沙,多次会见陈明仁谈和平问题,向其陈述大义,转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殷切期望,打消其对共产党的疑虑,从而使陈明仁进一步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开始从湖南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个人的取舍进退。

“湖南只有和平才有出路”——桃子湖家宴联通国共双方

在中共高层为湖南和平解放而努力的同时,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也在为湖南和平解放奔波。

省工委通过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和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多次做争取程潜和平起义的工作,并通过其他关系影响程潜。1948年11月19日,经过省工委安排,由方叔章出面,在他位于桃子湖的家里设宴请客,应邀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中国民主同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潜族弟程星龄、省工委统战工作小组组长余志宏。家宴上,大家漫谈时局,各抒己见,认为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失利,财政日绌,人心尽丧,已难挽回败局。李达直率地说:程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才有出路。他还谈到要注意对付桂系。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宴会谈话情况告诉了程潜。1948年底,程潜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中共地下党联系,通过内线向毛泽东转达他早有逐渐脱离南京反动政府之意和准备起义的决心。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21日宣布“引退”。代总统李宗仁同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举行和平谈判。月底,北平和平解放。此时,湖南各界纷纷呼吁和谈。程潜赞成和谈,但因共产党提出的43名战犯名单中有他的名字,心中惶惑;又因没有掌握兵权,感到难于控制局势。省工委了解程潜的思想情况后,一方面,通过方叔章、程星龄和程潜的儿子程博洪去做程潜的工作,着重讲共产党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帮助程潜消除疑虑;另一方面,同意程星龄的意见,设法把陈明仁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

1949年2月,陈明仁率部来到长沙。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5月中旬,武汉解放。退到湖南的白崇禧反对局部和平,妄图继续顽抗,阻挠人民解放军南进。他为了严密控制湖南,采取种种反动措施:一是撤换一批倾向和平的高级军政人员,安置心腹;二是对湖南的和平自救运动施加压力;三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湘中等地的游击队进行“围剿”。白崇禧的军队还到处抓丁、派款、要粮,更加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反抗。

省工委根据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第三条,即关于签订地方性和平协定的规定,认为可以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和平解放湖南。在程潜要求约见地下党负责人时,省工委即派代表余志宏去见程潜。余志宏向程潜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政策。程潜表示愿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走和平道路。

尽管如此,为确保和平道路的畅通和万无一失,程潜在与省工委取得直接联系后,又将目光转向中共中央,寻求与中共中央代表的直接联系。为此,程潜不惜假道香港。1949年6月,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乔冠华,正式会见了程潜派去的代表唐鸿烈和李默庵,并将会见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复电乔冠华,要他们认真进行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的工作。同月,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派人到长沙,通过统战关系建立电台,建立了与程潜的联系。“谋致湖南局部和平”——程潜起义《备忘录》受到毛泽东嘉勉

经过省工委的一系列工作,国民党湖南省军政首脑程潜和陈明仁均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的意愿。但是,与中共中央代表取得正式联系,却是程潜下定决心起义的关键环节。1949年6月下旬,程潜慎重地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书写在一幅白绫上,明确表示,为“避免战祸”“减少人民痛苦”“保持本省元气”“爰本反蒋、反桂系、反内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他请省工委迅速把《备忘录》密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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