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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史全伟

周恩来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始终践行严于律己的行为规范。他清廉当头,公私分明,从不搞特权。他虽身居高位数十年,然而丝毫不影响他近乎严苛的自律自省。

坚持公私分明

周恩来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坐公车办私事要自交车费。”如果司机忘了记账交费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周恩来要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从西花厅乘车,先到北京饭店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要记账交费:“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周恩来凡是看戏、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到医院看病以及私人访友时用车,都坚持自费。他经常提醒司机:“这段路交费了没有?”到了一定时间。周恩来还要一笔一笔地核查。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周恩来必定要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看到确实扣除了才放心。

周恩来有时在家里请一些知名人士、演员、运动员或老战友吃饭,从不让公家报销。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要严格遵守国家制度和各项规定,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不认真执行。每月自家的房租、水电费交了没有,拿回家的自费药交钱没有,他都要过问。

在西花厅园子里,有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年久失修,—直不能蓄水。园子里的花工是个勤快人,便利用这块地方种上了菜,并把地边、墙角边都合理地利用上,种上了老玉米、豆角等。有一天。卫士摘来了花工种的豆角。周恩来发现后,马上问:“给钱了没有?”卫士听到周恩来的问话很纳闷:这菜都是自己人种的,还要给钱?往哪儿交钱呢?于是,卫士想也没想便回答说:“没给钱,都是自己人。”周恩来摇了摇头,说:“这样不对,用公家的地、公家的水种的东西,就得按数量付钱,一部分给机关,一部分给花工。”西花厅的园子里有一棵梨樹,年年梨子成熟后,周恩来都要工作人员一个不少地交给公家。周恩来坚持公私分明,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1963年2月,在无锡视察期间,周恩来到蠡园参观。他问陪同的市委负责同志:“买过门票没有?”那位负责人根本没有在意此事,也没有买票。周恩来却十分认真,马上让同去参观的人停下,郑重其事地——查点人数,当场购票。

不论是接待外宾还是送给外宾的礼品,凡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宴请或赠送的,他都坚持自己付钱。

1964年初秋,正是南方蜜橘收获的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说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签字赠送,这样更亲切些。周恩来说:“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既然以我个人名义送,一切费用由我本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礼宾司的同志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向外宾送东西,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橘并不贵,但航运费比较贵。周恩来的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后来,礼宾司的同志想办法,把蜜橘托人顺便带到了柬埔寨。对于此事,礼宾司的同志心里很不平静,他们说:“我们出的这个主意给总理添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分明!”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周恩来等作陪。送走外宾后,考虑到几天来随行人员十分辛苦,周恩来就吩咐秘书说:“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到楼外楼去吃便饭。”饭后,周恩来叫秘书去结账。省里同志出来阻拦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周恩来听了后说:“今天我请大家,当然由我付钱!”楼外楼经理知道周恩来的脾气,若不收钱他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钱。谁知周恩来不同意,说:“这么多菜,10元钱怎么够呢?一定要按牌价收足。”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又收了5元钱。不料,周恩来还是不答应,认真地说:“不够的,谁请客吃饭谁付钱。总理请客吃饭,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楼外_楼经理没办法,只好又收了5元钱。这样共收了20元钱。周恩来走后一个小时,机场给楼外楼经理打来了电话,说周恩来hZ机前留T10元钱,补付中午的饭费。楼外楼经理和职工们商量了一天,只能按周恩来的吩咐去做,当即把当天午餐的饭菜,按照牌价单子细算了一天,总共19.5元,和普通顾客—样结了账,并给周恩来写了份详细报告,附匕清单和多余的10.5元,寄给了总理办公室。

从不私收礼物

周恩来从不私收礼物,有关团体、组织、个人送给他的礼物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家乡淮安县的人民,为了表达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敬意,分两次给他们送来了一些土特产。第一次,送的是藕粉、莲子、几件小工艺品。因是县委托人捎到北京的,不便退回。周恩来收下后,即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淮安县委。信中明确指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并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同时寄给淮安县委100元钱,大大超过了淮安县委所送实物的价格。第二次,淮安县委送了点茶馓,是县委书记到北京开会时带来的。周恩来坚决不收,委托办公室的同志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又送给淮安县委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许请客送礼的文件。他还亲自用铅笔在文件匕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1970年1月,邓颖超陪外宾到延安。回北京时,当地的同志托邓颖超带上一点小米给周恩来吃。考虑到托邓颖超多带小米不大可能,最后决定只捎2斤。当地的负责同志把2斤小米装在一个小布袋里,交给邓颖超,说:“总理爱吃延安的小米,请你带一点回去……”没等这位同志说完,邓颖超笑着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回了一趟家。”她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邓颖超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定,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就这样,邓颖超留下了粮票和钱,带走了2斤小米。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恩来爱不释手,便问:“多少钱一套?”“500元。”负责销售的服务员回答。周恩来扭头问身旁的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面露难色,轻声说带的不多。周恩来又问了几个同志,都说带得不够。大家凑了一下,也没有凑够。于是秘书向周恩来建议:“是否回北京后汇钱来,请他们寄一份……”周恩来赶紧摆手制止秘书再往下说:“不行,那样做,他们就不收钱了”周恩来的举动让旁边的一位洛阳市委领导看见了,他心想总理喜欢石窟的拓片,这可是洛阳的骄傲,偌大的一个古都给总理送一套拓片都送不起?也太寒碜了吧!于是,他便向周恩来提出:我们送一套!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讲!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送人!”周恩来对拓片看了又看,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

外出从严要求自己

周恩来外出轻车简行,反对前呼后拥,从不提额外要求。

1956年5月,周恩来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首次到太原。到达太原前,省里接到电话通知,说周恩来只允许接待人员去机场接,不许省委领导去接。省委再三研究后,还是决定由省委第一书记和主管工业的书记二人坐一辆车去接。周恩来走下飞机后,见到他俩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接到电话通知没有?即使只是两个省委领导,也不应该来。”周恩来离开时,山西省委作出决定,改变了预定省委常委都去送行的计划。

1958年,周恩来有一次去江西南昌。出发前,周恩来办公室给江西省有关部门打了电话,不让当地干部到机场迎接。可是飞机落地后,周恩来发现窗外来迎接他的党政军领导排成了长队,大小车有四五十辆。他很不满,对卫士说:“你们不是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呀?”飞机停稳后,周恩来仍坐在那里不肯起身,显然有些生气。过了一会儿,他走出舱外,站在舷梯上对前来迎接他的人说:“同志们,我这次来是专门让秘书打了电话的,可你们还是这样做。大家都有工作嘛,各有各的事嘛,大家都很忙,没有必要嘛。大家都回去吧,给我留下一辆车就可以了。”来迎接的人们,听到这番恳切而严肃的批评,全都赶紧散开,各自坐车回去了。机场只剩下省委几个领导以及两三辆汽车,周恩来这才走下飞机。周恩来就是这样,他无论去哪里,都不准迎送,谁若不听招呼,他就动真格的。当时,在场的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工作,只带了3名工作人員同行,乘坐的是一辆普通的吉普车。到达县委后,周恩来向县委领导同志表示:“我是来新会工作的,是来学习的,不需要接待。”他反复强调,我们上面工作的人要到下面来,要像你们一样到乡里去,到社里去,到街道去。不要给我特殊照顾,我是你们中间的人,都是普通劳动者,要平等相待,要创造这个风气。他这样说,也坚持这样做。他在新会县的6天,—直住在县委书记的卧室兼办公室,不去住新建的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的卧室兼办公室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旧办公桌和几张普通的木椅子。周恩来叮嘱县委领导同志说:要朴素,不要同群众的生活有距离。我来后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不要请客,否则会妨碍自己接近群众,不容易了解真实的情况。

周恩来外出,不但不准地方迎送,对于住处也从不搞特殊,不喜欢住高级宾馆,他常说:“随便找个地方住好了。”

有一年,周恩来因病需要手术治疗'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他到上海就医。到上海后,他住在锦江饭店的中楼。住了一些日子,周恩来发现这栋楼除了他和邓颖超外,没有别人住,就向饭店的同志说:“单独为我们烧暖气,开电梯,是浪费国家的财物。”他提出要搬到北楼和其他旅客一起住。饭店的同志解释说:“总理有病,需要安静的环境。”同时,饭店还考虑到周恩来的安全,所以仍然要求他们住在中楼。但是周恩来坚持搬到了北楼。周恩来病愈回京前,还按价自己出钱付了几百元住宿费。

1952年12月,周恩来为接收中长铁路的事情来到黑龙江哈尔滨,到达的当天就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好了。”说完,他乘车前往哈尔滨喇嘛台南边,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当时,旅馆经理不在,同行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临时找了一个房间让周恩来住了下来。在这里,周恩来和群众一道在餐厅就餐,同他们聊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有关社会情况。

1955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回国时路过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安排他住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要去住旅馆。工作人员劝他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旅馆太乱。”周恩来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工作人员说:“住旅馆,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不要把我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党是靠人民群众才有了今天的。”结果,他住到了西安大厦,同大家在一个餐厅里就餐,吃一样的饭菜。

有一天,周恩来突然来到某部队机关。部队负责人想让他到条件好点的办公室去休息一下,但是周恩来说:“随便找个地方好了。”说着走进了一个会议室。那里只有一个乒乓球台子、几把椅子和一张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单人床。周恩来的随行人员说:“你们值班人员休息的那张单人床给总理休息就可以了,总理经常都是这样休息的。”

拒修西花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首选的落脚地是香山。周恩来作为党的副主席,日理万机,有时一天内甚至要不止一次地往返香山与城区之间,这样奔波既劳累又浪费时间。根据当时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等几位领导人率先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最早是同林伯渠一起住在丰泽园。过了—假时间,毛泽东经过大家再三做工作,同意住进中南海,周恩来就把自己原来居住的里院让了出来,先搬到中院的正房,再搬到外院的东厢,最后搬到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本是清末为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修建的摄政王府西花园,因为园内一处主要建筑叫西花厅,所以后来人们就统称这里叫西花厅。当时,王府西花园还没建好,清王朝就垮台了。后来,北洋政府的国务院、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都曾设置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花厅院内早已是_片破败。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回忆说:周恩来住进西花厅后,有关工作人员曾打算把院内整修一下。周恩来知道后,立即给予制止说:“我们国家刚刚从废墟中站起来,底子薄,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这里能住就行了。”结果,工作人员只对房屋做了堵漏和简单粉刷之后,周恩来就住了进去,这一住就是26年。

西花厅是北京的老式建筑:上边是老式筒瓦覆盖,地面是老式方砖铺地。西花厅后院的几间旧式平房,便成了周恩来的办公室。这几间老式平房由于年久失修,柱子上的油漆早已斑驳脱落。屋里光线很暗,地面潮湿,每当严冬来临时,肆虐的寒风就会钻过窗户的缝隙,长驱直入,工作人员只得用旧报纸裱糊以挡风御寒。看到这种情况,作为主管行政生活和警卫工作的秘书们心里很不安。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恩来修房,均遭到他的拒绝。周恩来说,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的窑洞强多了。

《人民日报》原记者金凤回忆,1958年夏天,她采写了一条重要新-闻,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过后说:“这个消息是否发表,还得回去请示毛主席。你和我一起到中南海去,在我办公室等着。”到达中南海不久,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紧接着就下起了滂沱大雨。金凤正在总理秘书办公室等着去向毛主席请示的周恩来,忽然听到滴滴答答的滴水声。她抬头一看,原来是陈旧的屋顶漏雨了。秘书赶快找了一个旧脸盆,放在有裂缝的砖地上接雨水。又找了一个旧脸盆,直奔总理办公室去了。一会儿,秘书空着手从总理办公室走出来,金凤忙问:“总理办公室也漏雨吗?”秘书点点头。她吃了一惊,如果不是耳闻目睹,谁能相信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还身居漏屋呢?

不久,金凤从一个党报记者的责任出发,向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央警卫局派人查看后,打报告请求尽快整修一下西花厅,以改善周恩来总理的工作环境。然而,没有周恩来的允许,谁也修不了,事情就又被拖了下来。周恩来的秘书也为维修房子的事着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正巧,1959年底到1960年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双双去外地视察,离开北京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这给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抢修”西花厅的机会。1959年12月26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领导批准,工作^员对周恩来的办公室和卧室进行了上面堵漏和内部粉刷,撤换了一些旧的沙发、地毯和窗帘,挖去了地面方砖,铺上了水泥地,办公室和卧室还铺上了木地板。最后,工作人员还打算把西花厅的大院门也整修一下,想在上边架上拱形过顶,使之与中南海内的其他建筑相协调,也更方便于安全保卫工作。不料,刚刚砌好大门的两个墙垛,周恩来便回到了北京。他立即找来主管西花厅事务的何谦秘书,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明确表示,必须换回原来的沙发、地毯和窗帘,否则他决不回西花厅居住。然后,他就让司机驱车钓鱼台,找了个临时住地。这样,已经砌好门垛、还未来得及砌拱顶的西花厅院门只好停止施工。

陈毅得知此事后,信心十足地去说服周恩来,但陈毅没把周恩来劝回家,反而被周恩来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没做到。

周恩来不仅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而且在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匕也讲,到后来几乎逢会就讲,就做检讨。国务院的干部几乎全知道周恩来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做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很好奇,他们以为总理办公室的何谦等人把西花厅修成了什么不得了的宫殿,纷纷前去参观。参观之后好奇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1960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把秘书何谦叫到身边,抓住他的手,在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诚恳而深情地说:“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嘛。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呐,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何谦眼含热泪静静地听着周恩来的这番肺腑之言,心里充满了敬佩和自责。稍停,周恩来又注视着何谦说:“我的存折上还有多少存款?”“你们的那点工资,除了每月的正常开支,还要负担一些亲属和烈士子女的书、学费,每月都已不剩什么。”何谦知道周恩来想自己开销修房款,就据实相告。“你看,我赔又赔不起,真是没有办法啊!”说着,周恩来无奈地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他对何谦说:“何谦同志,你们在我这里工作,一定要了解我。我住得好点,吃得好点,穿得好点,别人不会有意见。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是国家总理。我带一个好头,可以影响大批党员干部,如果我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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