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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新中国是怎样成立的(上)

陈晋

1949年,世界上诞生了好几个新的国家。英国被迫承认爱尔兰共和国完全独立;印度尼西亚正式脱离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成立了印尼联邦共和国;后来人们习惯上称为西德、东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这年成立。对中国来说,不用说,这年最大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这些新国家的名称,都有“共和国”三个字。在中国,走向人民共和国的步伐,似乎迈得格外沉重。但当1949年到来的时候,似乎又迈得格外的迅速。

社会变局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弱变化以及从乱趋治的演进,最能集中地突现历史走向的真谛,最能有欣喜的发现。而1949年所发生的一切,则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新生和没落的较量过程所蕴含的历史规律,并且能够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创建新中国,新中国是怎样成立的?

大变局的神韵

在1949年第一天,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或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署名的是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他掌握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已经22年了。在这篇元旦文告里,他承认“戡乱”失败,并说自己愿意向已经解放北方大片领土的中国共產党“求和”,但条件是要保存现行的宪法,保存中华民国的法统,保存国民党的军队,否则,国民政府就要和共产党“周旋到底”。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也发布了一个新年献辞,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这篇文告里充满信心地宣布:迎面而来的1949年,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战争将在这一年获得最后胜利,并且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敌人也不怀疑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果然,1月还没有结束,故都北平就变换了旗帜。国民政府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率几十万部队宣布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改编。2月3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入城式。沿途欢迎的人群挥动着小旗,喊哑了嗓子,更多的人则扭起了秧歌,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时候,如果你是生活在北方的农民,体会这场历史巨变的焦点,应该是土地。解放区多数地方进行的土地改革,把中国人几千年来视为命根子的土地,给了像土地一样纯朴的农民。农民们丈量着自家的土地,也丈量着自己的选择,丈量着希望。

那时候,如果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或士兵,你谈论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概要算是你的上级传达的那个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决战已经结束。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势如破竹的气势。4月,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千里防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向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大进军。

大进军带来的是大解放。大解放的含义,不光是从旧统治者手里解放了人民,也是从帝国主义列强手里解放了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驻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外国武装力量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内河航行、海关管理、领事裁判等各种特权都被一一取消。

席卷一切的大进军,是1949年大变局的军事神韵。而大变局的政治神韵,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普通而宁静的小山村里绽放出来的。就在平津战役结束那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秘密接待了苏联斯大林派来的使者米高扬。斯大林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米高扬的使命是来摸底。毛泽东对他说,胜利后的新政权,必须是包括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是其中的核心和骨干。

解放战争的炮声还没有停歇下来,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自己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里着手勾画新中国的蓝图了。1949年3月,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里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4个中央委员和19个中央候补委员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毛泽东在会上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决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即将成立的新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个国家的首都定在北平。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便进了北平。

一路悲欢

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在中国大陆叫了38年。在1928年之前的17年间,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出任过总统或国家首脑的有7个人,当过总理的有26个人。政府内阁变动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47次,其中最长的存在17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在围绕国民政府的首都应该设在哪里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出现了分歧。北方的人说,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是亡国之都,而北京是元明清以来传统的首都。南方的人则说:南京是孙中山先生生前指定的首都,总理遗训不能违背。南北的政治家和文人,都引经据典,打了好一阵子笔仗,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都想就近控制首都。争论的结果,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控制中央大权的蒋介石,干脆把北京改成了北平,中华民国的首都便确定在了南京。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蒋介石也宣称中华民国已经跻身于四大国之列。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建国目标,成为全国各政治党派的共同呼声。中共甚至计划,在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也把自己的首脑机关从延安搬到南京附近的江苏淮阴,以便就近商量国家大事。然而,蒋介石在1946年5月回到阔别8年的南京总统府后,情势便急转直下。这年6月,国民党军队派出22万人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人们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全面内战的爆发,毁灭了人们和平建国的梦想。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所有进步人士都看清了一个事实:民主和自由之花不会在旧有的体制土壤上自动地生长。诗人闻一多此时的感受,就像他在一首诗里写的那样:“我来了,我喊一声,进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1946年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再次“进着血泪”喊出: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消灭!当天下午。他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生前他曾经在诗里写道:“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闻一多的倒下,只是国统区一连串血案的开始。更多的人,还在期待着、梦想着,进而猜测着国家的未来。两个月后,《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政论周刊《观察》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他自信地预测中国的局势发展有三种去向。第一种去向是,出现以江淮为界,国共分治的“南北朝”。第二种去向是爆发“十月革命”。不过王芸生认为,“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那么大”,如果真出现了中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国家大乱”。第三种去向是“政协协议之路”,即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框架内,组建联合政府,“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

王芸生对中国前途的预测,一个也没有成为现实。经过1947年的大转折、1948年的大决战。1949年合乎逻辑地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49年,对生活在国统区的民众来说,普遍的情绪早已不只是希望破灭,而是痛苦、愤怒以至抗争。2月间,上海的通货膨胀已达到最高峰,金圆券如同废纸。如果要买东西,就得用麻袋或网兜装钱,还要一路狂奔,因为稍一迟缓,手里的钞票又要贬值许多。由此,要和平,要民主,反饥饿,反内战,成了国统区民众的普遍呼声。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解放了上海,能不能管理上海,是不是站得住脚,国内外不少人还抱着明显的观望态度。而共产党接手的上海,又是一副用什么语言都难以描述的烂摊子。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走马上任时,他看到的早已不是昔日繁华的“东方巴黎”。全市的主要工厂四分之三已经停工,饥饿和失业成了家常便饭。对市民们来说,手里的钞票成了用处不大的废纸。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人们不再相信纸币的价值,市民们大量兑换黄金、银圆和外币。国民党特务还说:“只要控制了两白(粮食、棉纱)一黑(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一些资本家也纷纷传言:“共产党打仗可以得100分,搞政治可以得80分,而搞经济却只能得O分。”

这时候,陈云来到了_上海。在他的谋划下,大量的粮食悄悄地从东北、四川等地运往上海,棉纱和煤的储备也在进行之中。当物价疯长到了市民難以忍受的顶点时,市场上忽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人们期望已久的平价的“两白一黑”。此前囤积居奇并以为稳操胜券的投机商们再也吞不下了,一些投机商宣布破产。

民众不再焦虑,他们的期待成真了。事实上,这种期待在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就已出现。那天,一位年轻人打开自家大门,看到进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扰百姓而睡在马路边上,不禁感叹:“看来,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年轻人就是民族资本家中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后来,他成了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人心挪移

对蒋介石来说,“再也回不来”的感觉,早在1949年1月21日就出现了。那天,他在南京宣告“引退”,理由是“因故不能视事”,把总统权力交给了来自广西的副总统李宗仁代理。离开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时,蒋介石特意让飞行员绕着南京古城飞了一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里非常清楚,政权的更迭即将发生。

其实,不光是蒋介石心里清楚,他身边的不少人也失去了信心。就在蒋介石“引退”20天后,他的结拜兄弟,当了20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广州吞食大量的安眠药告别了“党国”。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幕僚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即已先行一步。陈布雷和戴季陶,一个被称为“领袖文胆”和“国民党的第—支笔”,一个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谋士”和国民党内的大理论家。陈、戴的自我弃世,多少也是自绝于他们追随多年的“道”。国民党的治国之“道”似乎不能再唤起他们的信心和希望。

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了。半个世纪后,台湾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一同走过从前》里是这样说的:“(民国)三十八年一月,蒋中正总统引退,他在引退前,急电派令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省党部主任委员,开始把台湾建设为复兴基地的准备工作。陈诚跟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联络好,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运来台北,再加上蒋经国、徐伯元,也抢运了部分黄金来台。”国民党抢运黄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据统计,国民党先后从大陆运走了110吨黄金以及价值1.4亿美元的外汇和白银。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安排政治和经济后路时,蒋介石还在南京宋子文的公馆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默然搬走。81名院士中,除了一些人选择了海外,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Z。

虽然大势已去,国民党仍然不放弃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194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趋赴福州,代表蒋介石劝说一位92岁的老人去台湾。这位老人叫萨镇冰,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之职,参加了甲午海战,亲历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就是他的船装着丁汝昌的遗体离开刘公岛的。作为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名人,他的去留自然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李宗仁对他说: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云云。萨镇冰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不久还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他知道北平在筹备成立新中国的事情后,又写诗云:“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萨镇冰拒绝去台湾不久,另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上海到了北平。她就是被国民党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后,她便再也不愿意到这个伤心的地方了。但是,即将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忘不了这位在革命危难时,始终帮助自己的好朋友。毛泽东两次写信,邀请她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又派邓颖超专程南下迎接。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的火车到达北平前门车站的时候,她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毛泽东还亲自上车迎她下车。这种礼遇,是毛泽东对中共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的。

随着宋庆龄的到来,一个新的国家就要宣告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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