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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为创建新中国不懈奋斗的“骆驼”

高阳

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党的历史上著名的五大书记。这一年,任弼时只有41岁,是五大书记中名副其实的年轻人。虽然因为健康原因,任弼时经常感到身体不适,但面对全党的信任与重托,他丝毫不敢懈怠。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任弼时与敌人斗争、与病魔斗争,直至为党的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所有。

转战陕北见胆识

在党的七大之前,任弼时的身体就已经出现了问题,总是感到疲惫、头晕,不能看东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常常因病不能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当时,斯大林派了一名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来到延安,给党内高级干部作了一次身体普查。普查的结果是:“除了任弼时外,所有干部的身体都是健康的。”“任弼时的病情是严重的,随时都会发生问题,如果护理得好,还能维持一个时期。建议马上休息。”但是,任弼时并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马上休息”,而是依旧满负荷工作,直至中央决定让其休养一段时间。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率部主攻的胡宗南甚至扬言“3日之内占领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留下指挥延安保卫战,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则率领中央机关的部分人员率先转移,确保中枢机构正常运转。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任弼时表现得无比沉着和坚定,在工作笔记上写下了“中央机关与人民共存亡”的誓言。

不久,中共中央重新调整分工:刘少奇、朱德等率中央工委前去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留在陕北,“由毛、周、任三人主持中央”。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昆仑纵队”(不久又改用“三支队”的代号),任弼时任司令员。毛泽东风趣而郑重地对任弼时等人说:你们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800人的“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刘少奇和朱德临行前也叮嘱任弼时:“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面对强敌压境,全党把保卫领袖和党中央安全的重担托付给任弼时,任弼时深知这副担子重如千钧,丝毫不能懈怠。

对于主动放弃延安,有很多同志一时想不通。任弼时了解情况后。为纵队作了一次思想政治工作报告,以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告诉同志们:“大家要懂得一个道理,我们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我们要像正月十五扭秧歌那样来回和敌人兜圈子,使敌人疲劳,相机加以消灭;我们要提高胜利信心,增强战斗意志,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来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的光荣任务。”任弼时的报告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下子就消除了大家的疑虑,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刘胡兰就是其中之一。当获知年仅15岁的候补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事迹后,任弼时当即表示:“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后来,毛泽东为刘胡兰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著名题词。刘胡兰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题词迅速传遍陕北,传遍各个解放区,鼓舞着人们同仇敌忾、英勇奋战。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昆仑纵队终日在黄土高原纵横的丘壑间与敌人周旋,时刻面临着敌人炮火的威胁,这严重影响了任弼时的健康,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病痛,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土改纠“左”有原则

高强度的行军转战,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也是严酷的考验,更不要说是本已重病在身的任弼时。1947年底的一天,任弼时一阵头晕,从炕上摔到地上——过度的透支终于还是超出了他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时他的舒张压(高压)已经升到220毫米水银柱,超过健康人近一倍,所以经常头晕,行走时拄着手杖。”11月中旬,遵照中共中央的安排,任弼时来到一个名为钱家河的小山村养病。

在钱家河,任弼时说是来养病,但却没有真正休息。他每天要阅读中央与地方往来的电报和文件,头疼了就在炕上躺一会。任弼时主管着工青妇等工作,他派人收集解放区工人运动的材料,并找人来听取工作汇报。护理人员为了他的健康考虑,特别提醒客人要注意时间,但往往是汇报者谈得越简要,他却问得越详细。大家对他这样忘我的工作,既担忧,又敬佩。

这时候,“最令任弼时关心的事,莫过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股‘左的错误倾向”。他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亲自做了调查,掌握了周围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他还调阅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汇报材料,深入分析研究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但这次会议对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有所忽视。土改中,“左”的错误倾向在晋绥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以致在该地发展到胡乱划分阶级成分,甚至乱斗乱杀、破坏统一战线的地步。任弼时对此非常震惊,感到土改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必须要明确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他记起在1933年,为纠正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曾起草过一份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他立即多方托人查找,找了一个多月方才找到,同时还找到了当时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在任弼时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两个历史文件略加删节后电告各地,指出文件中关于阶级成分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要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参考文件。“提出关于阶级成分分析的明确意见”。毛泽东还派胡乔木专程将这些文件送给晋绥分局的负责人,请他们改正划分阶级中的混乱现象。

由于記挂着土改工作,在钱家河养病10多天后,任弼时又拖着病体到杨家沟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上,他主持了土改小组的讨论,对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非常重视任弼时的发言,他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土改问题时说:“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杨家沟会议后,任弼时又受命为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中,任弼时就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标准,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等问题,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毛泽东看了任弼时的报告文稿,认为他把土改的有关问题讲得很透彻,当即亲笔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毛泽东决定,以此代替中共中央已原则通过的《一月决定》(即《关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几个基本政策的决定》),“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任弼时这份报告,遂成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政策的一份经典文献。

联系群众树榜样

任弼时常说,“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任何英雄好汉离开了群众,是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工作的”。因此,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

当他得知中央军委从事电台工作的部分同志,因不分昼夜地在机房收发译校电报,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时,立即写信给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叶剑英和杨尚昆,建议应“由中央及军委给以特别健康补助费”,而且这一补助“并不机械以职位为标准”,“拟每月每人补助三斤小秤的猪肉,从本年十二月份起每月上旬按市价由特会科付款”,并建议“每年能给以一定时间(如一个月,分两次)”休息。

赴西柏坡途中,任弼时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干部和群众,听取汇报,指导工作。对他而言,这就是一次调查情况之旅、联系群众之行。途经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蔡家崖时,任弼时在10天时间里“陪同毛泽东,听了三天汇报,召开了五次座谈会”。路过繁峙县的伯强村,在等候清扫积雪以通过五台山的间隙,任弼时向伯强村的贫农团主席耿香民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这份珍贵的调查记录保存至今。

任弼时:地主在家做什么事?

耿香民:什么也不做,人家是念书人。

任:分给他七八亩地,他自己可以种吗?

耿:可以,去年他就没雇长工,短工非雇不可,因为这里种地时最少得三个人,一人种,一人撒粪,一人撒籽。

任:他婆姨和女儿能劳动吗?下地“受苦”还是在家纺线?

耿:婆姨能下地“受苦”,女儿还没有参加。

任:像李九近这样三十来岁的人,变成个好劳动力得几年?

耿:要慢慢来,我们一次能背柴一百斤,他只能背五十斤,慢慢就好了。种庄稼也得慢慢学,我在平山种的是谷子、高粱,来这里种莜麦就不会。

任:把体力锻炼出来得几年?

耿:得三年。

以上摘录的只是这份调查记录的一小段,已足可见任弼时做调查研究的细致认真。

中共中央机关到了西柏坡后,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更糟糕了,但他仍未稍微放松工作。他集中精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研究党的政策。他还和周恩来抓了协调各大区经济物资、人力、军火等方面的工作。他经常和负责交通的同志一起研究各种物资调运的问题,要求“我们后勤工作要时刻想到前方”。任弼时时刻想着前方,也时时刻刻牵挂着身边工作的同志们。有一次,他陪同朱德视察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得知同志们自淮海战役以来,每天工作都在15个小时以上,任弼时很是心疼,连声说:“太长了!太长了!”

任弼时始终保持着联系群众的作风。到北京后,他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然通过多种渠道联系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在去世前几个星期,他还找通县农村的一位党支部书记谈话,研究制定生产度荒的办法。与人谈工作的时候,在涉及群众利益的每一件事上,他都要求谈工作的同志把问题说得具体些,深入到每个细节。正如朱德评价的那样,任弼时“树立了一个朴素切实、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

鞠躬尽瘁做“骆驼”

当新中国的曙光渐行渐近时,任弼时的病情却日益严重。苏联医生建议他多卧床休息,不要参加会议。他却对医生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五大书记中年纪最大的朱德也劝任弼时说:“你虽然年轻,但有病在身,得注意。”任弼时说:“我年輕些,应该做更多的事,不舒服时,靠一会就行了!”众所周知,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其实,他哪里是怕工作少,而是怕自己不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更多的事”啊!

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弼时最主要的公务是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召开全国青年大会。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长达一万多字的报告对这时的任弼时来说实在是难以完成了。“他讲罢头一部分后,开始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休息的时候,许多同志关心他的健康,建议由别的同志代为宣读讲稿。他遗憾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不肯中途退场。”“他坚持坐在主席台上,直到会议结束。”

到了5月份,任弼时开始出现昏迷的症状。医生分析,可能是眼底血管出血引起的。毛泽东得知后,特意派人送来一缸红鱼,并亲笔致信:“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此后,重病缠身的任弼时不得不住进了休养所。但他始终是乐观的,并且一直关注着国内外大事。他不习惯安闲的疗养生活,“当他独自在屋子里时,他总是抱着书本读书,医生发现后,他便立刻释卷”。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医生的建议下,任弼时前往苏联治疗。此前,毛泽东亲自联系斯大林安排任弼时的治疗事宜。临行前,“怕麻烦人、怕花钱多”的任弼时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随行人员宜少,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他说:“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他还提出家属一个也不带,译员也不必配备,最终只带了医生和秘书各_人。在苏联治疗期间,“怕工作少”的任弼时仍然闲不住。除了遵医嘱治疗和散步活动之外,他“其余时间阅读《真理报》和《党的生活》杂志,把其中有关的文童摘录下来,译成中文”。这些文章的内容,集中在战后苏联经济恢复和党组织的建设等方面。任弼时认为:“我们国家将要开始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和经验是不行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任弼时人在苏联,心却在祖国,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早日回国恢复工作。他来到莫斯科不久,出访苏联的毛泽东专程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来探望他。他乐观地向毛泽东报告说:“治疗有进步,年底可以出院。”1950年5月,任弼时终于回到念兹在兹的祖国。回国前,苏联医生给他的建议是“每日上下午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4个小时”。6月,他在致毛泽东及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恳切地要求组织给他分配具体工作:“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个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他的请求。

任弼时开始“练习工作”不久,便要求医生把他的工作时间增加到8个小时。实际上,他的工作时间常常超过8个小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非常关心战局的发展,常常在深夜里批阅电报、查看地图、研究文件。“头痛得厉害时,就叫女儿轻轻地捶一捶,接着继续工作。”医生要求他“练习工作到9月就休息”,他觉得有太多的事需要马上去做,坚持“不如继续练习工作,到12月再休息”。岂料天不假年,1950年10月27日,46岁的任弼时竟与世长辞!

“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的“骆驼”,就这样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放下了他难以割舍的事业,告别了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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