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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礼宾一线见闻

袁南生

外事無小事。在外交第一线,礼宾工作是否到位,很多时候决定了外交的成败。

为朱锫基总理访问埃及踩点

外交讲究对等接待。在外交实践当中,从礼宾角度考虑,对等必须明确区分是按习惯对等还是机械对等。

2001年,我担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也就是使馆的二把手。2002年4月19日,朱镕基总理访问埃及。在朱镕基总理访问之前,我与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罗林泉前去与埃方接洽,确定朱镕基总理访埃的活动与细节。按照国际礼宾惯例,总理作为政府首脑,要检阅仪仗队。我们问埃及总理府有关官员,朱镕基总理检阅仪仗队的地方在哪里?对方说在总理府。于是我们要求到现场去看一看、走一走。埃及为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欢迎仪式通常在机场,此次在总理府举行欢迎仪式的安排,显然不符合埃及的通常做法。

此前,我国已将来访国家领导人欢迎仪式从机场改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如果天气不好,则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内进行。朱镕基总理来访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因天气原因,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内为其举行了欢迎仪式。埃方根据这个情况,提出将朱镕基总理的欢迎仪式改到总理府。我们到现场后,发现埃及总理府用于检阅的场地并不大,只能并排站18个人。一般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要有乐队,还要有列队排开的海陆空人员,仪仗队通常在100人左右,并排只能站18个人的场地显然不符合规格。

随后,我们与埃及方面展开了磋商。我问:“你们怎么安排在这里举行欢迎仪式呢?”对方回答:“我们对等啊!你们不在机场,我们也就不在机场;你们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就在总理府。这就是对等。”我告诉埃方,这个安排中方不能接受,地方太小了,朱镕基总理不能够在这里检阅仪仗队。我指出,埃方对外交对等的理解不对,对等是习惯的对等,而不是机械的对等。我们不能说一国仪仗队里有两名女性,另一国的仪仗队里也要有两名女性,这是很机械的做法,这也不是外交对等的真实内涵,外交对等的内涵应当是各国外交礼宾习惯的对等。

我进一步指出,中方欢迎外国来访国家领导人的仪式已经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你们的习惯是在机场举行,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为穆巴拉克总统举行欢迎仪式是按习惯办的,你们为什么不按习惯办呢?而且,如果要讲习惯,中方为来访的国家元首鸣炮21响、为来访的政府首脑鸣炮19响,但是埃及从来不为任何来访的外国领导人鸣炮,因为埃及没有这个习惯。对此,中方并没有因为埃及不鸣炮而在埃方来访国家领导人欢迎仪式上取消鸣炮。你们的习惯是什么,我们的习惯就是什么。既然你们的习惯是在机场,那就应当在机场。我们的习惯有鸣炮,尽管你们不鸣,我们也给你们鸣……但是,埃及方面依然不让步。

相持了一段时间后,我说:“如果贵国一定要这样机械对等的话,那么将来贵国的总统和总理到中国访问,中国将不再鸣炮。如此一来,埃及就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给予鸣炮礼遇的国家。”至此,埃及方面态度软了下来。经协商,埃方决定改到库巴宫为朱镕基总理举行欢迎仪式。库巴宫在埃及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钓鱼台国宾馆,面积很大。我们实地勘察后,认为库巴宫合适,而且欢迎仪式结束后朱镕基总理就可以直接进去休息。

这个实例说明,外交礼宾工作一定要讲究习惯的对等,就是说一国需要一视同仁地以其外交礼宾习惯性、通常性的做法对待其他国家,不能给某一国单搞一套。锦上添花、好上加好的礼宾创新值得推崇,但降格和低于普遍待遇的做法是不符合外交对等原则的。同时,外交礼宾工作一定要细致,不能一味听信对方说辞,更不能想当然。如果埃方说在总理府为朱镕基总理举行欢迎仪式时我们不去现场勘察,那等到朱镕基总理访问时发现不合适再做工作就迟了,那样不仅会直接给这次访问带来一些本不应发生的意外,而且有可能会对中埃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慰问遭遇车祸的津巴布韦总理

在外交礼宾工作中,把握好先做与后做的艺术,有时候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8年,我担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当时津的政治形势因大选变得异常复杂,朝野两党竞争激烈。在第一轮大选中,双方选票都没有过半数,时任总统穆加贝不及反对派候选人摩根·茨万吉拉伊得票。在第二轮大选中,穆加贝宣布得票83%,有西方背景的反对派候选人茨万吉拉伊不承认这一结果,宣布退出大选,穆加贝宣称自己获胜。于是,美国以穆加贝大选作弊为由带头对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进行制裁。

面对这一危局,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应该如何应对呢?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与穆加贝及执政党的传统友谊;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在野党的诉求,发展、平衡多方面的关系,促进津朝野合作共赢。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我们同非盟采取同样的立场,促进成立联合政府,即由穆加贝当总统,茨万吉拉伊当总理。然而,茨万吉拉伊在西方支持下拒绝接受组建联合政府的方案,希望通过再次大选当上总统。后来,通过个别做工作,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茨万吉拉伊最终顶着西方压力,出任了联合政府总理。

但是,意外总是突然降临,转机之中往往存在危机。2009年3月6日下午6点多一点,津总理茨万吉拉伊夫妇在前往家乡途中遭遇车祸,茨被送往医院抢救,茨夫人苏珊及司机、保镖均受伤。我请使馆政务参赞贺萌立即给津总理办公室主任姆班加打电话,请姆班加转达我们对津总理茨万吉拉伊的慰问;让贺萌通过姆班加问清茨万吉拉伊夫人苏珊的电话,打电话慰问苏并表示:中国大使馆愿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随后,我拨通武官卓伟大校电话,请他立即给美国武官、南非武官打电话,问他们知不知道茨万吉拉伊遭遇了车祸?如果知道,他们认为是偶然车祸,还是阴谋?同时请他与津巴布韦军方情报局联系,了解他们对车祸的看法。因为津巴布韦高官遭遇车祸和谋杀的事不少,说法也不少。此前,政府空军司令希里、国防部长玛哈奇、劳动部长杰兹等都遭遇过车祸或其他形式的暗杀,茨万吉拉伊遭遇车祸是偶然事件吗?

过了一会儿,卓伟武官来电话,说美国和南非武官分别向他证实,两国大使馆都不知道茨万吉拉伊遭遇了车祸,因此,是偶然事件还是故意谋杀暂时无法发表意见。他们对中方通报表示感谢,并承诺就此保持协调互动。这个回话使我意识到,津总理办公室第一个把这个重大消息告诉了中国大使馆。茨万吉拉伊伤势如何,我在急切地等待贺萌参赞的回话。不久。贺萌参赞来电话说,姆班加告诉他,茨万吉拉伊受伤了,无生命危险,但他妻子苏珊受伤严重,正在抢救。晚上7点,BBC(英国广播公司)在新闻节目中即时报道,先是说万吉拉伊的茨夫人受重伤,已失去知觉,正在全力抢救。过了一刻钟的样子,BBC又报道茨夫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聽到这一消息,我立即请贺萌参赞与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希望去看望并慰问茨万吉拉伊总理。3月7日中午时分,姆班加打来电话,茨万吉拉伊希望我尽快赶到医院与他见面。于是,我和贺萌参赞及秘书小汤一起,马上赶到医院。茨万吉拉伊所在医院前虽有大批民众聚集、观望并等待消息,但秩序良好。医院正门外还站了不少记者。为不引起注意,姆班加领着我们走侧门直接进入茨万吉拉伊的病房。茨万吉拉伊头裹绷带,但神志清醒。此时,他已知道夫人不幸去世的消息。茨万吉拉伊的病房里有民主变革运动副总裁、联合政府副总理库贝女士,民主变革运动秘书长、政府财政部长比蒂等人。

茨万吉拉伊坐在病床上,我们一行3人和他面对面坐着,茨万吉拉伊的同志们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病房不大,这么多人坐在里面,显得有点挤。我对茨万吉拉伊说:获悉总理阁下和夫人遭遇车祸,深感震惊;我们对阁下受伤表示亲切慰问,对夫人因车祸不幸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送上1万美元作丧葬费用。以表达我们的悲痛和慰问之情,务请阁下节哀,早日恢复健康。茨万吉拉伊对我们的慰问表示衷心感谢,并称将努力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全力投入到联合政府的工作中。

不久,穆加贝总统夫妇到医院慰问茨万吉拉伊并宣布为茨万吉拉伊总理夫人举行国葬。

作为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我第一个去看望慰问茨万吉拉伊总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时间让茨万吉拉伊感受到了中国的和善与友好。中国为她夫人不幸去世而送上的1万美元礼金,是他收到的第一份礼金。这份礼金,在长期坐牢、刚当上总理的茨万吉拉伊心中的分量应该很重,因为当时穆加贝总统尚未宣布为总理夫人举行国葬,而茨万吉拉伊的经济状况是非常拮据的。故此,茨万吉拉伊在担任总理期间,对华一直非常友好。这件事充分说明,从外交礼宾工作的角度讲,看望、慰问、送花等虽然是礼宾的应有之义,但是先做与后做,效果却完全不一样。

看望即将下台的苏里南总统

多党制是国外政治的一大特色,政党轮流执政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政党今天在朝明天在野,这就需要我们在外交礼宾工作中注意处理好在朝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与各党派全面发展良好关系,以保障双边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2010年,我担任中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任期间,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苏里南总统罗纳德·费内西安只差7天就要卸任了,我去总统府看望他,送上我们的敬意,感谢他在任期间对中苏友好做出的重要贡献。费内西安总统对我的到来很感动,说:“我只有7天就要下台了,鬼都不理我啦!只有中国大使还记得我,朋友!”我没料到的是,这次看望,竟产生了意想不到效果。

原来,费内西安总统与接替他执政的德西·鲍特瑟总统是死敌。鲍特瑟年轻时就担任了国防军司令,曾经发动过军事政变。因政变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鲍特瑟上了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名单。费内西安虽在大选中败给了鲍特瑟,但内心认为鲍特瑟是受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犯罪分子,因此拒绝出席鲍特瑟总统就职仪式。拒绝按程序把总统印绶亲自给新总统戴上。鲍特瑟总统上台后,两位新老总统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场合出现过,哪怕是在苏里南的独立日庆典,费内西安前总统都因有鲍特瑟总统在场而拒绝出席。

二者水火不容的状况却因我的离任招待会而打破。2013年2月7日晚,我在官邸举行离任招待会,苏官方没有安排代表出席他国驻苏大使离任招待会的先例。事前我接到苏官方通知,当天,副总统阿梅拉里在西商会会议大厅主持召开苏里南国家发展战略研讨会,各部部长、议员、各政党领袖、各国使节、各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会议,鲍特瑟总统发表主旨演讲。由于时间冲突,我无法出席苏里南国家发展战略研讨会。因鲍特瑟总统早就定下了要在当日晚上的研讨会上演讲,我没想过他能出席我的离任招待会。况且,也从来没有总统参加驻苏大使到任或离任招待会的先例。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鲍特瑟总统在知道此事后,竞决定将他的主旨演讲改到第二天进行。当晚,鲍特瑟总统夫妇率议长、外长、防长、央行行长等参加我的离任招待会,亲自为我送行。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前总统费内西安也到会为我送行。这是新政府成立两年多来,新老总统、朝野领袖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大型活动中。

费内西安此举,也验证了外交礼宾工作中,处理好在朝党与在野党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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