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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毛泽东:以革命报刊为利器

莫志斌 张维

1919年5月4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震动了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毛泽东以革命报刊为利器,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洪流。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湖南,湖湘青年学生再也不能平静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了,他们按捺不住內心的悲愤,迫切地要求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坚决反对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藐视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坚决反对军阀政府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

而对激昂的学生,湖南省省长张敬尧采取高压手段,对长沙城严加管控。他下令手下每天严查报纸,严禁报纸刊登北京爱国运动的消息以及对段祺瑞政府不满的言论;下令禁止游行、集会等一切爱国行动。然而,其倒行逆施的高压政策。阻挡不了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爱国激情。其时,毛泽东等优秀爱国青年顺应民众之强烈反帝呼声,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领导开展了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楚怡小学何叔衡的住处,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提出青年学生应迅速行动起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勇敢地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还特别指出,新民学会会员,决不可作旁观者,应立即行动起来,联合广大的民众,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为此,毛泽东还写了一份字数不多却激情洋溢的传单,号召大家即刻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和全国各地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传单用长沙几所学校学生会的名义联合发出。随即,新民学会会员紧急去备校联络,动员各校学生准备罢课。为了统一行动,毛泽东提出各校推选代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经毛泽东精心组织。统一领导全省学生爱国运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于6月3日正式成立。成立当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即通过组织长沙市和全省学校全体罢课的决议。紧接着,长沙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全省各地学生也陆续举行罢课。

为了号召湖南人民参加爱国运动,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彭璜、柳直荀等准备以全省学生为主体,组织发动社会各界掀起规模更大的爱国运动。7月7日,经毛泽东等人艰苦细致的工作。长沙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国货维持会等采取联合行动,发动各界群众举行了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月9日,学生联合会又联合长沙纱业、泥木业、理发业等30多个工商行业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并根据北京、上海的经验,组织救国十人团,作为联合会的基层组织。很快,400多个“十人团”组成,各界爱国群众纷纷加入。当时,长沙的报纸用“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来形容群众斗争热情的迅速高涨。与此同时,学生联合会又趁暑假期间,将长沙各校留校学生组成14个讲演团,赴街头、车站、码头、居民区进行爱国斗争的宣传。

为了指导和推动湖南的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并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稳固人民群众高涨起来的反帝斗争激情,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商量,尽快编辑出版一份政治刊物,以号召、鼓舞人民群众更加勇敢地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促进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

毛泽东办刊办报的意愿。最早萌生于看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人士郑观应在19世纪70年代所著的《盛世危言》之时。《盛世危言》是少年毛泽东很喜欢读的一本书,作者在书中的《日报编》中提出要“广设报纸”,以求“民隐悉通,民情悉达”,这让年幼的毛泽东初步认识到了办报的意义。1910年秋,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毛泽东读了梁启超在维新变法中主编的《新民丛报》。他读梁启超的文章近乎痴迷,对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政论文童”读了又读,乃至默记于心。1911年春,考入湘乡驻省中学的毛泽东读到了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和《民报》,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革命、力倡民主共和的文章,让他深受鼓舞。对此,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到,从革命派的报纸上,“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此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但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该杂志的问世,标志着极具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一师。正在湖南一师就读的毛泽东通过老师杨昌济的推荐,读到了《新青年》。其时,毛泽东兴趣甚浓。有较长一段时间,他看书、谈话、思考都涉及《新青年》提到的新学说新思想中的问题。他后来在与斯诺的交谈中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粱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以上这些报刊所载文章对毛泽东的影响,使他看到了报刊在号召、动员广大民众中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热衷于办刊办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1919年2月,他在北京大学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学习时所受的影响。1918年8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为帮助蔡和森等人筹备湖南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之事来到北京。由杨昌济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馆员。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重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北大准备成立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新闻学研究会。此会将“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还聘请了对新闻学有独到研究和办报经验丰富的徐宝璜和《京报》主笔邵飘萍等人担任研究会导师。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出席在北大文科第34教室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之后,毛泽东常去听课。听徐、邵等导师的课,使他受益匪浅。他后来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坚实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当五四运动的巨浪波及湖南之际,毛泽东立即行动起来,将办刊办报意愿付诸行动。

毛泽东主编的革命报刊中,战斗力强、作用重大、影响深远的,应首推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该刊从创刊至8月中旬第4号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共出4期加临时增刊1期。虽然该刊面世时间不长,但所产生的作用与社会反响甚大。《湘江评论》的创办也显示出毛泽东主编革命报刊的非凡才华。

《湘江评论》的编辑,承继了中国近代报刊擅长政论的传统,在栏目编排方面,视野宽广。毛泽东从中外与本省时评着手,设置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法国通訊”“新文艺”“放言”等栏目;该刊所发表的文章,主旨鲜明,内涵丰富,文风清新、充满活力。这些文章首先热情讴歌了俄国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意义以及它对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深远影响,指出十月革命“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联合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埔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其次,这些文章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它痛斥参加巴黎和会的英、法等国代表,虽然道貌岸然,“满嘴平等正义”,而实际上都是无视中国主权与利益、参与分赃的“一类的强盗”。再次,这些文章大声疾呼全国民众紧急行动起来,紧紧联合起来,团结一心,称只有民众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在连续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中,指出民众的大联合是“世界上最强之力量”,只要广大民众提高觉悟,认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军阀的斗争,就可以推翻封建政府的统治,求得自身的解放。就联合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先从小联合入手,由许多的小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小联合以各阶级人民的切身利益作基础,大联合以各革命阶级的利益作基础。他断定,中国的民众大联合必会成功。由此,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文章的结尾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国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仅出4期,因连续刊载文章猛烈抨击军阀张敬尧的暴政,1919年8月中旬即被军阀张敬尧封杀。《湘江评论》虽被封,但它的影响很大,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时事新报》等刊登评论文章,赞扬此刊“最大的特点就是文风新颖,笔调尖锐,通俗易懂,是同时期的其它刊物所远不为及的”。以上刊物还评价《湘江评论》:“其反抗精神,斗争精神也是很突出的。”

1919年9月上旬,即《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不久,毛泽东应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主席兼校报主编龙伯坚之邀,从第7期开始接手主编该校校报《新湖南》。他当即对该报进行改革,在第7期发表《刷新宣言》,提出改革的宗旨为:一是批评社会,二是改造思想,三是介绍学术,四是讨论问题。可见,毛泽东改革主旨明确、务实,切中时弊。为了改出成效,毛泽东在《新湖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文章,获得社会良好反响。1919年10月,毛泽东又指导长沙周南女校创办《女界钟》周刊。该刊在毛泽东指导下,刊登了一系列文童,对宣传新思想,唤起妇女觉醒,争取自身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1919年11月,毛泽东以报馆外撰述员身份,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本报特别启示》,提出报纸就是要“傍着活事件来讨论”的倡议,得到编辑部同仁的认可和支持。1920年4月,毛泽东为扩大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影响,抵达上海,他在《天问》《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等多篇文童,为反对军阀独裁统治,发动湖南自治运动大造舆论声势。1920年9月,毛泽东应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之邀参与指导主办《湖南通俗报》。在该报改版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要鲜明,观点要明确,不可含糊不清”,并强调报纸就是要“依据事实说话,切不可专谈空洞乏味的大道理”。通过毛泽东和何叔衡、谢觉哉等人的共同努力,新出的《湖南通俗报》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受到读者一致好评。

通过主办革命报刊,毛泽东深切地理解了大造革命舆论的重大作用。为进一步扩大对民众的影响,他又采取与主办报刊相通的宣传教育方式,即通过创办书社,销售、推介新书报刊,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1920年8月,他与何叔衡、易礼容等发起在长沙成立了文化书社。书社主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中外各种有价值的新书报杂志。除了在长沙办书社,他们还在平江、衡阳等多地,以及第一师范等多所学校设立贩卖部。随着文化书社事业的日益发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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