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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1919:心怀忧患、担当奋斗的湖南青年

王文珍 高青

湘江,静默千年。1919年,处士横议,思潮如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1919年,诸子放恣,青年擎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旗帜,迎风飘展;1919年,国运飘摇,有关初心和使命的旅行在历史的大潮中逆浪扬帆,直济沧海。青春1919,一群心怀忧患、敢于担当的湖南青年,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用热血和汗水写就一段永不褪色的青春传奇。

湖湘文化的传承滋润了湖南青年的忧患意识

富于灵气的湖南山水,涵养了千年的湖湘文化。古往今来,迁客骚人徜徉此地,留下许多脍炙人口、优国忧民的千古名篇。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天悯人,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而忘私;从杜甫“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孤舟喟叹,到王夫之“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的辗转难寐……八百里洞庭,早在湖湘文化的千年传承中,沉淀了太多的社稷之愁、黎民之优。

常怀忧患之思,常存进取之志,是“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的湖湘血脉最鲜明的烙印。身处“八分山水二分田”的逆境,倔强的湖南人为了谋求发展和出路,曾无数次披荆斩棘,战天斗地。正如晚清名臣左宗棠所言:“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在他们奋力写下湖南发展史的同时,也将有关忧患意识的生存智慧一代代传承下来。

1910年的长沙,一曲悲怆豪迈的歌曲响彻全城学生运动会的会场:“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或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湖南子弟,一步步遵循着内心的怒吼声,走向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板仓先生杨昌济,幼承“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庭训,后来又得到维新思想的洗礼,很早就接受了“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的观点,一生以感化青年为己任,立志“得天下英才而教之”。1913年留学归国后,他出于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婉拒了多人劝他从政的邀请,“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执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培养出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湖南优秀青年。

20世纪初的湖南教育界,活跃着一大批与杨昌济同样有着湖湘文化优患意识、矢志“教育救国”的中坚学者。他们筚路蓝缕、磨血兴学,甚至不惜毁家从教,推动了湖南进步青年群体的迅速成长壮大。在他们的积极引导下,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在湖南青年学子身上激烈碰撞。最终进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强音。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定48小时内答复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不久后,又逐条签字。消息传到湖南,学界一片哗然。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下,这一年夏天,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全体学生自发行动起来,集资刊印《明耻篇》,进行反目反袁宣传。毛泽东在书的封面上奋笔疾书16个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五四运动以前湖南青年的优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对社会的科学分析预见之中。1916年7月,国内报刊传出了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日本政府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许多中国人幻想未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青年毛泽东却敏锐地预测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和野心。他怀着深切的忧患致信好友萧子升,提出:“日俄争夺我国东北、内蒙的斗争已达成妥协,日本已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发动战争的危险空前加重。”并就此断言: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他在信中疾呼:“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练以待日本。”

都说“潇湘雨,君山青,湘女多情贵如金”,五四时期湘女的多情,也倾注于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之中。一篇“呜呼,虞唐之世,有尧舜,吾民恃之可以弛责也。乃者世界潮流之所趋,古之风不可复见于今矣。呜呼,我中华之前途,我卓尔之诸君不自負之,其孰负之?诸君,诸君,行矣勉旃”,昭示了那个会“为国家大事,常常号啕大哭”的向警予一生情之所系。1919年,在那句“我们生长在这个时候,假如毫没牺牲,毫不能奋斗,简直不能立足了”的铮铮誓言里,一段巾帼不让须眉的湘女传奇就此埋下伏笔。

“往事已矣,来日大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在青年可不焦思尝胆,求为最后正当之防御与根本上之解决乎!特将当日中日交涉略举其颠末以相告,幸永永勿忘国耻焉”的教诲言犹在耳,风云诡谲中,前仆后继的湖湘青年受到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投身于救国事业。他们积极向上、热情洋溢,更无所畏惧。他们坚信:“我们的学术能力,虽然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激发了湖南青年的奋斗精神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行轰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在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中,走什么样的路,成了摆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湖南子弟很早就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洞悉了危机的降临。魏源“睁眼看世界”,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横刀向天笑”“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兴“男儿当为天下奇”,为缔造共和首兴义帜;陈天华“一腔无限同舟痛”,为唤醒同胞不惜蹈海自绝……为了民族复兴,湖南儿女曾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百年徘徊,无数屈辱,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当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当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湖南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在法国,蔡和森通过“猛看猛译”,用半年多的时间,收集了约百种马列主义和传播十月革命的重要小册子,撰写了《给毛泽东的信》两封、《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给陈独秀的信《马克思主义学说于中国无产阶级》,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关于创建共产党的理论。在此期间,他曾帮助“工学世界社”开了3天会。会前,蔡和森依靠—本字典,把自己“猛看猛译”的《共产党宣言》用纸抄好,一张一张地贴在会议室周围的墙上,供大家阅读。经过热烈讨论,大多数社员转向马克思主义。

在日本,“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李达,自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中受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从而立志寻找救国救民的新出路。他通过苦苦探索,在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真理的感召下,很快就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五四运动爆发后,心系祖国的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克服艰苦的环境,翻译出《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3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缺乏,不少先进分子包括某些早期共产主义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当时,这3部译著的问世,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北京,湖南进步学生通过参加各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团活动,逐渐找到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如邓中夏在北大求学时,受李大钊的教育影响,发起组织了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带领讲演团的同志到街头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道理。后来,他又与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定期召开讨论会、报告会,同时组织会员收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称为“亢慕义斋”。他在研究会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逐步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湘女缪伯英,最早是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通过参加北京大学的湖南学生同乡会,与邓中夏、何孟雄等人一起,参与到研讨改造社会等问题的活动中来。后来,她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经常发表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中国广大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在长沙,毛泽东通过总结自己领导民主活动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完成了自身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与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朋友进行的探讨交流中,他表示自己“深切赞同”“俄国式的方法”,不同意所谓“温和革命论”,认定:“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现在“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就这样,在五四时期湖南青年寻找信仰和出路的过程中。这一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知识分子,在真理的感召下逐渐靠拢,最终凝聚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百折不回地奔向五四运动风雷中心。

忧国忧民积聚了湖南青年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华大地,依旧是一幅列强横行、外交逼迫、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悲惨景象。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没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艰难求生。对此,有识之士无不深感忧虑:“堂堂中华,常受人欺,昂昂七尺,将为奴隶,安乐茶饭,恐难久吃,稍明时事,谁不忧惕?”

“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面对着“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现实,一群“只愿意谈论大事_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的湖南青年,在岳麓山下成立了一个以“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湖南青年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至此之后,湖南青年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在湘江之滨积聚融合,逐渐形成磅礴之力。

“破碎叹金瓯,烟瘴谁收?独将大论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北京学生爱国举动的消息冲破北洋军阀政府和湖南当局的新闻封锁传到长沙,湖南学生群情激愤,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群众运动由此拉开大幕:长沙市区高校、中学、小学都行动起来,没收日货,提倡国货,学生演讲团、演剧队走向街头,演出《亡国鉴》《青岛风云》,演唱《朝鲜亡国惨痛史》。“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919年的湘江两岸,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呐喊声中,无数湖南青年接受历史的召唤,聚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融入了命运的铁流。

在五四风雷的中心——北京,“醉心救国事”的邓中夏不断思考:“覺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我们是开门呢,还是不开门呢?”1919年5月4日凌晨,他和其他学生一起,参加了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总务干事。5月中旬,他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当时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并参加了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李大钊发起领导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作为成员之一,从一开始就协助李大钊进行各项具体工作。他负责编辑的社会主义宣传通俗小报《劳动音》,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为宗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他曾在长辛店主办劳动补习学校,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他创办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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