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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罗英:茶陵唯一完成长征的女红军

谭平娇

90年前,中国人民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位从井冈山西麓莽莽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茶陵女儿,凭借坚定信仰和满腔热忱投身革命,在波澜壮阔的艰苦革命岁月里,写下了一页页壮丽的篇章。她,就是茶陵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红军女战士陈罗英。

命运多舛的大山女

1916年5月25日,陈罗英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的一个小村落里。村子坐落于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脚下,隐匿在名叫潭前山的大山深处,仅有3户人家。陈家家道贫寒,饥不果腹。在陈罗英呱呱落地时,为了能让小罗英存活下来,陈父咬牙把她送给了严塘垄上一户刘姓人家。刘家同样是贫苦人家,没过几年,养父母因饥饿、疾病先后去世,她又被转给了养父的弟弟刘清云带养,才得以生存下来。后来,生母吴秀(同音)曾感慨说:“罗英是大山的女儿,命硬!”

刘清云长年累月给地主修茶山,一家住在祠堂。陈罗英自幼在严塘垄背牛坪里放牛,逢五六月就在分水坳路上的亭子里烧茶水给路人喝,每年能挣两三箩谷子。

一天,陈罗英自小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姐姐因挨打跑了出来。她偶遇姑姑,从姑姑那里知道在牛坪里放牛的就是陈罗英。姐姐一路叫着“妹妹”跑了过来。可陈罗英并不知道有个姐姐,说:“你叫我妹妹,可我并没有姐姐呀?”姐姐问:“你姓什么?”“我姓刘。”姐姐一把抱住她痛哭:“我俩是家穷、人穷、骨头也穷,连自己的姓都不要了。你不姓刘,你姓陈。生我们的爸爸姓陈。”陈罗英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

幼时所经历的苦难,锤炼了陈罗英坚强刚毅的性格,也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万恶旧社会仇恨的种子。

1929年冬天,陈罗英的家乡来了红军,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年仅13岁的陈罗英看到这支红军队伍总帮着穷人干活,新的政府也带领着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于是她也踊跃穿梭于红军队伍之中,热情地为战士们端茶送水,忙得不亦乐乎。

1930年初,陈罗英因工作大胆、热情,经乡儿童团团长段苏权和儿童团骨干周玉珠介绍参加了革命,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湘赣苏区,参加革命的妇女寥寥无几。陈罗英立场坚定、性格倔强,工作泼辣、能吃苦耐劳,将严塘垄上、垄下一带的儿童团、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革命妇女的典范和楷模。

当地有位童养媳想投奔革命,却又顾虑重重。陈罗英多次上门做工作,对她说;“男的能革命,我们两条辫子的同样能革命!”陈罗英倔强的个性感染了那位童养媳,使她毅然打消了顾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1年上半年,茶陵县蘇维埃主席谭余保来严塘区巡视,称赞年轻的陈罗英工作能吃苦、有能力,提议她当上了区女工代表。接着,陈罗英又当选为茶陵县女工代表,并出席了在茶陵县召开的湘赣省工农代表大会,会后被调到湘赣省工会女工部担任巡视员。1932年1月,陈罗英作为基层代表被选派往江西瑞金参加中央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即,她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工作出色,1934年2月,陈罗英被提拔为湘赣苏区工会女工部副部长兼农业工会女工部长。此时,这位从大山中走出来的少女尚未满18周岁。但她以稚嫩却勇于担当的肩膀,不知劳累,不畏艰险,带领湘赣苏区的妇女熬硝盐代食盐,挖菊宇根(一种野菜)当粮食,力尽所能地为红军和当地百姓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湘赣苏区乃至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长征途中的女铁人

1934年6月,陈罗英被调到红六军团政治部工作团担任宣传小组副组长。8月,她随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向湘鄂川黔边进军,一路担负宣传和收容工作任务。

在行军的路上,仅有18岁的陈罗英既要挑担子,又要搀扶伤病员。有一次,陈罗英忙着奔前跑后,不慎失足落到一座断桥下,还是战友甘祖昌(江西莲花人,开国少将)用绑带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0月下旬,在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的前一天夜里,部队经过连续的急行军,好些战士疲劳过度,一停步就拄着棍子打瞌睡,陈罗英沿路唤醒战士,催促赶路,自己还要挑一担用煤油桶装载的东西疾走。正要过河时.突然遇到敌人的阻击。陈罗英迎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三摇两晃地过了桥,冲破敌人火力网,走进了一片树林。忽然,她发现近处有个影影绰绰的身影在树下摸索着。走过去一看,她吃了一惊:原来是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陈琮英当时担任红六军团机要处处长。于是,陈罗英急忙喊:“麻雀(陈琮英的小名),是你呀!快跑,敌人追来了!”然而,陈琮英带病行军,筋疲力尽,疾行中又把鞋子弄丢了,步履维艰。陈罗英见此情景,不容分说扔下担子,连背带拽,搀扶着陈琮英赶了10多里路,成功脱险并将藏在陈琮英身上的密电码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当她们赶到红六军团指挥部时,军团首长正为陈琮英的失踪而万分焦急。看见她们来了,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高兴又诙谐地说:“罗英同志,真要谢谢您!我丢得起老婆,可丢不起机要处长啊!”

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陈罗英当选为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兼任湘鄂川黔共青团特委书记。1935年10月,根据中央部署,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原根据地党组织缩编为特委。担任团特委书记的陈罗英随同特委书记方汉英带领湘鄂川黔省委、特委和红十八师向桑植方向转移,伺机袭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不料,中共湘鄂川黔特委在转向龙家寨时,由于省委书记刘士杰叛变,特委书记方汉英遇害,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危急关头,陈罗英带领特委一行人员,在红十八师师长张振坤的协助下,果断处决叛徒刘士杰,成功扭转了中共湘鄂川黔特委的危局。旋即,陈罗英接过中共湘鄂川黔特委工作的重担,继任中共湘鄂川黔特委书记。就是这位年轻的女红军,临危不惧,带领特委配合红十八师不分昼夜、几经迂回终于在贵州甘沟桥赶上了红二、六军团。

11月,陈罗英担任红二、六军团政治处巡视员,随部队踏上了北上的漫漫长征路。经年的风餐露宿,超负荷的工作,加上营养不良,在部队走出草地前一天,陈罗英染上了伤寒。饥饿、疲劳、疾病一并袭来,一向坚强的她倒在了水草地。红六军团后勤部长甘泗淇带着收容队经过时发现了尚存一丝气息的她。于是,甘泗淇令人将陈罗英捆绑在马背上(因为身体虚弱,坐不稳),并嘱咐收容战士:“罗英同志是湖南省茶陵县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这位女战士很坚强。她要是死在路上,千万不要撂在草地里,要把她带出草地,安葬在哈达铺……”也许是顽强毅力的作用,被绑在马背上的陈罗英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好了起来。随后,她揪住马尾,历尽千辛万苦,于1936年9月顽强地抵达哈达铺,成为茶陵唯一完成长征的女红军。

在哈达铺,甘泗淇见陈罗英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无法跟上部队,便对她说:“先把你寄放在这儿,以后部队再来找你。这些钱你就留着用吧。”“我不要钱。”陈罗英推开了他的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们会见面的!”离开部队的陈罗英没有住下,而是和几位掉队的同志一道互相搀扶着继续前进。

然而,命运不会老是眷顾这位钢铁般的女子。当红军走出草地继续北上时,陈罗英和几位掉队的同志在甘肃徽县不幸被马步芳的部队俘虏。陈罗英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被当作“女政治犯”特别押送到西安黄城监狱,一关就是3个多月。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谈判,并点名要求国民党释放关押在西安监狱中的陈罗英、石芝、杜玉珍、张四妹4名所谓的女“政治犯”。这样,陈罗英等人才被从监狱中营救了出来。

陈罗英出狱后,不畏西安城的动乱,不顾身体的虚弱,旋即在西安女子中学、师范学校参加演讲与座谈会,从事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直至1937年2月,陈罗英才服从组织的安排撤离西安,前往延安。

内蒙古草原的劲草

陈罗英回到延安不久,便與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吴吉清结为革命伴侣。1941年至1945年,陈罗英一直留在延安公营永丰栈工作,一方面为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服务,另一方面为抗击日寇侵略筹措经费。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和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新解放区急需要干部。10月,陈罗英和丈夫吴吉清编入由南汉宸率领的财经干部工作队第三小队,从延安出发北上,经过50余天的行军,于12月初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驻地张家口。

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往东北的交通受阻,这批财经干部被迫滞留在张家口。此时,恰逢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他们提出“开展自治,贸易先行”的口号,正拟筹建内蒙古实业公司。于是,陈罗英随着这批从事过贸易工作的干部,留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建实业公司。1946年3月,内蒙古实业股份有限总公司在张家口成立,陈罗英被抽调留在秘书科从事管理工作和政治工作,为公司培训了一大批民族干部和青年干部。

8月,张家口地区时局紧张,实业公司的物资开始向锡蒙草原牧区转移。当时,陈罗英身怀六甲,带着5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烈士遗孤)紧跟着部队。转移途中,国民党军队、土匪不断袭扰。为了适应战斗需要,年轻的干部都充实到战斗队伍,而把妇女、孩子和财产全部交给了腰部疼痛、行动不便的吴吉清。陈罗英不顾身孕,协助丈夫吴吉清挑起了这副重担,带着80多辆牛车迎着割脸的寒风,躲开土匪的骚扰,艰难地向内蒙古方向行进着。

不料,行走没多远,牛倌们不知这些老弱妇孺要往哪儿走,想着路途吉凶未卜,便趁着天黑溜走了。没有了牛倌赶牛,大家一下子乱了套。有人说:“把东西扔了逃命吧!”眼看队伍要散、财产要丢,陈罗英急了。她拖着笨重的身子跑到队伍前面,让人把牛车集中起来,激动地说:“这点儿财产是我们的命根子,掉脑袋也不能扔!”

于是,陈罗英和吴吉清分配每个人赶5辆牛车,最后剩下7辆没人赶,她便自己拿起牛鞭,拖着笨重的身子赶了起来。陈罗英凭着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一路上照应零乱的队伍,照顾腰痛的丈夫和5个孩子。寒冬腊月,气候十分恶劣,队伍刚走到喇嘛园圃,陈罗英就在冰冷的雪地里分娩了。孩子落地不久,就因中风抽搐而夭折……陈罗英无暇顾及丧子之痛,顽强带领牛车队安全抵达牧区。

实业公司抵达牧区后,仍承担着内蒙古骑兵师的后勤服务工作。1946年冬到1947年春,陈罗英坚守保管物资的岗位,成为实业总公司的实际守摊者之一,为内蒙古人民财产的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内蒙古实业总公司将物资移交给西蒙实业公司,陈罗英留任实业总公司机关秘书部门。1948年11月,陈罗英被党组织选调去筹组内蒙古财贸直属机关托儿所,并担任所长。此后几年,她一心扑在幼教事业上。1953年,陈罗英带着托儿所的工作人员跟随机关迁到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1956年,被调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担任招待所所长。

在内蒙古,有人曾替陈罗英在内蒙古的任职打抱不平,说:“您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革命年代的党、团特委书记,现在只担任所长,这不是降级使用吗?”陈罗英听后,哈哈大笑,爽朗地说:“我从小靠乞讨糊口度日,是地下党组织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我的生命属于党,党要我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当特委书记是革命的需要,当托儿所所长和招待所所长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就这样,陈罗英在托儿所所长和招待所所长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了16年。

1962年,当吴德峰、甘泗淇等中央首长知道陈罗英的工作、生活情况后,纷纷给自治区党委写信或打电话,介绍她的历史,建议提高她的政治待遇。1964年,陈罗英调任自治区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招待所等工作。“文革”期间,陈罗英被诬陷为叛徒,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她辩解道:“罗英同志很坚强,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你们不要诬陷她!”自此,陈罗英更加信任党!即使后来丈夫吴吉清被打成“走资派”“特务”“内入党”,她都表现得极为镇定,反复地安慰家人“要相信党,相信组织”。

1971年春,陈罗英因病转到江西南昌治疗,开始离职休养。从此,陈罗英这棵扎根在祖国北疆的劲草,离开了她兢兢业业工作过25年的内蒙古草原。1989年9月30日,陈罗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享年73岁。

陈罗英的一生历经坎坷,饱尝艰辛。她在苦难中成长,在革命的洪炉里锻炼,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活得异常豁达和坚强。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曾称赞她“历史很光荣,一生很刚强”,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也曾夸奖她“还是这么好强”。

刚强,是茶陵大山赋予陈罗英的品格。在战争年代,她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屡建功勋;在和平时期,她意志顽强、充满热情,矢志不渝。她犹如一株疾风中的劲草,用钢铁般的意志,为党、为人民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诠释着一位女红军战士坚强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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