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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苏联大厦的舆论操盘手

赵强

28年前的8月,一场影响深远的政变爆发。从舆论观察者的视角审视政变的前前后后,可以让人把舆论同国家安全之间那根很隐秘的连接线勾勒得异常清晰,甚而刺眼。

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苏联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发动政变,企图废黜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并取得对苏联的控制。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

政变在短短3天内便宣告结束,戈尔巴乔夫其后恢复了权力。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九事件”,又称“八月政变”。这一事件最终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红色国旗黯然降落,标志着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退出了世界政洽舞台。

作为一个曾经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苏联在历经74年的风风雨雨后急剧走向毁灭。无论对苏联持何种态度,单就事实本身而言,这都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事件,令整个世界震惊。

毫无疑问,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其中,舆论的原因不可忽视。

群狼环伺

苏联诞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直接军事入侵和间接军事遏制行动,但都相继宣告失败。在使用武力消灭不了社会主义而又绝不甘心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背景下,和平演变战略出笼了。

一般而论,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而大规模地实施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乔洽·凯南、艾奇逊、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腊斯克等人在系统提出和平演变战略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简而言之,和平演变战略就是西方国家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宣传等手段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的统治,从而达到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的目的。

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舆论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整个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引发社会动荡,最终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在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开动宣传机器、培植内应势力、利用人员往来等方式持续不断地进行舆论渗透。

一是开动宣传机器展开舆论攻势。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是西方大国历届政府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手段。

1953年1月,杜勒斯在准备就任美国国务卿时提出,美国要推行一项“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解放政策”。他说:“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尼克松也坚信,“使西方的信息穿过每一道屏障(不管是通过人员互访,还是通过交换书籍,还是通过相互广播),将会给这些屏幕后面的千百万人带来希望,并且将逐渐侵蚀苏联制度的基础,就像渗透的水可能侵蝕一个监狱的基础一样”。

为了展开宣传攻势,西方发达国家分别建立起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BBC)、德意志广播电台等。

美国之音还在世界各地建立发射台,以确保目标区能收到美国之音较强和较稳定的信号,克服可能的干扰。在很多情况下;转播点是秘密的。这些电台电视网都由政府提供巨额经费,设备先进,用数十种语言文字,昼夜不停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性宣传,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战争”。

据粗略统计,1947年,外国对苏联的广播只有美国和英国两家,每周只播1个小时。到1980年,已经有35个国家用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对苏联进行国际广播。从1983年起,美国政府拨款10亿美元专门用作电台广播的经费,企图通过电台广播的作用把西方的“真理”,即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

西方国家对苏联展开宣传攻势的目的十分明确。1949年成立的美国“自由欧洲”国家委员会政治顾问杰克逊说得非常直接:“我们机构的成立,是为了在我们对其广播的那些国家的内部制造混乱。”

事实上,西方的宣传攻势也的确收到了良好效果。尼克松直言不讳:“美国从事的最有效的对外政策计划一直是支持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布热津斯基也表示,自由欧洲电台“是我们影响共产主义制度内部政治演变的最好的工具,应该更多地加以利用”。

二是培植内应势力充当舆论领袖。按照“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的说法,“美国最有效的发言人不是美国人,而是既了解美国优点也了解美国错误的当地代言人”。因此,支持、培植和壮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一直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

长期以来,他们有计划地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亲西方势力,收买、扶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甚至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通过政治上的鼓励支持、经济上的提供资助,唆使所谓“自由战士”“反共革命者”去策划社会动乱,挑起民族矛盾,制造国家分裂,剑指社会主义制度。

1982年后。美国总统创立了国家民主基金,成立了“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美国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采取了从言论到行动双管齐下的方法,拨出大量专款支持和促进共产党国家内部势力的发展。

1983年1月,里根签署《国家安全决策指令》75号(NSDD-75)。指令规定,近两年要以8500万美元为社会主义国家培训未来领导人和建立东西方的工会、出版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等。

针对苏联,杜勒斯早在1945年就明确提出:“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为此,西方国家积极扶持苏联境内的政治反对派以及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派,并从中物色合适的代理人。由于苏联政府的防范比较严,尽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声援,但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些人只是零星地从事地下活动,影响并不大。

然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的推行,安德烈·萨哈罗夫等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相继获得合法身份,并公开进行政治活动。在西方及萨哈罗夫等人帮助下,苏联境内有相当多的政治反对派重返政治舞台,逐渐成为反共、制造社会动荡的重要力量。叶利钦后来能够东山再起,也与这股力量的支持分不开。

从舆论渗透的角度看,这些人物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名望和鼓动能力,对舆论的形成、发展及走向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西方国家积极扶持这些人,就是在苏联国内培植了一批亲西方的輿论领袖,这对于加强对苏联的舆论渗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这里特别要提及苏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

据原美国驻苏大使F.马特洛克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末,雅科夫列夫作为首批赴美留学人员,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曾受到美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关照”。

另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后来披露,他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从几个可靠的来源获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

就是这个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个特殊职位到处做报告,发表讲话和文童,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动摇和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搅乱苏联的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任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亲信等办法,控制新闻媒体,使得像《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等一类的刊物成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发表了大量歪曲事实、攻击社会主义和否定苏联历史成就的文章。

西方的“思想战”能够获得巨大成功,雅科夫列夫可谓“功不可没”。约瑟夫·奈认为,雅科夫列夫“在自由化问题上对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则直言,雅科夫列夫“在摧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事情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

此外,西方还在苏联培植亲西方的新闻工作者,设立各种基金和组织,协助反对派建立新闻媒体,并从资金和设备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如1989年9月,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和一家由苏、意、法合资的公司创办了“国际文传电讯”通讯社。该社很快成为叶利钦等民主派的喉舌,并在新闻市场上超过了塔斯社。

事实证明,这些媒体在苏联解体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据在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工作多年的维亚切斯拉夫·希罗宁少将在《KGB-CIA:改革的秘密动因》一书中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苏联有许多长期埋伏小组,其任务之一就是间接地通过媒体的宣传活动,赞美苏联总统的那些对美国有利的行动。

书中说,在改革年代,美国领导人多次公开同苏联领导人“称兄道弟”,电视、报纸和杂志积极宣传从今以后两国关系晴空万里,意识形态对峙的时代已经结束,完全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年代已经到来。

“相当高层的苏联领导人都上了这些宣传的当。”

三是利用人员往来加强舆论渗透。战后相当长时间,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上包围、遏制,经济上禁运、封锁,东西方之间往来很少。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资产阶级逐渐认识到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的必要性。

杜勒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迟早我们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

丘吉尔也曾说过,“俄国人害怕我们的敌对,但更害怕我们的友谊”。尼克松就此进一步指出,“对苏联制度的最大威胁是,他们的思想与我们的思想进行交流,他们的人民与我们的人民进行交流,他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会引起不受欢迎的对比,打破克里姆林宫对信息的垄断,播下有一天会开出和平演变之花的思想种子”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借助科技革命之风,在经济和技术、军事领域保持了强劲发展的势头。西方世界富足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长期处于物资短缺状态的苏联人民有很大诱惑力。

在巨大的现实反差面前,社会舆论自然就要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充分利用了这种反差,通过“国际访问学者计划”“培训中心”“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心”等途径,大力推动人员互访,并期望以此将西方价值观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去。

对此,身为苏联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引导苏联人民理性看待彼此的差距,反而鼓励民众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人必须同外国人直接接触。不用害怕......一些人会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缤纷。”

事实表明,西方的这一策略收效显著。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战略研究报告说,那些受过美国“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和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

后来成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留美学生奥雷格·卡路金说,从1997年回首以往,“交流对苏联而言就是特洛伊木马。他们对苏联制度的侵蚀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这种交流多年来持续影响了更多的人”。

总体来说,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渗透如长流水,从不断线,可谓不遗余力、煞费苦心。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收获果实。

西方通过舆论渗透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是导致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当然只是一种外部因素,并非是对苏联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原因,但它却客观上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自毁长城

苏联时期的传媒系统具有其特殊性。这套传媒系统突出强调,无产阶级出版事业归无产阶级所有是其基本属性。事实上,十月革命后经过不断的公有制改造和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新闻传播业已经百分之百国有化。

此外,这套系统突出强调党和国家对信息出版机构的集中领导。对此,列宁早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因此,苏联时期几乎所有的报刊都隶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如《消息报》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真理报》隶属于苏共中央、《共青团真理报》隶属于苏联共青团中央。各级传媒由苏共中央统一领导,同时接受各级党委的管理和监督。

客观地说,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的传媒系统,为巩固党的领导,为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局性。

苏联时期,由于传媒被赋予“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的角色,因此無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都突出强调宣传功能,传媒最基本的功能,比如信息传播和娱乐大众,反倒被大大弱化。一些本应得到报道的新闻事件受到了扭曲和回避,民众的知情权受到限制。

而且苏联新闻事业和国家政治生活一样,逐步形成了一种过度集中、过度封闭的体制。媒体的自主权利被限制到了最低程度,报刊新闻写作方式越来越枯燥,可读性和趣味性越来越差,与群众的需求渐行渐远。

这就为“非法出版物”的滋生及西方传媒的乘虚而入提供了土壤和市场。通过“体制外的渠道”,苏联民众长久被压抑的信息需求得到了一定满足,时间一长,便不知不觉从内心认同了这些“非法渠道”,对本国传媒反而日益失去了信任和兴趣。

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一有风吹草动,民众便更倾向于接受“非法出版物”及西方媒介的报道和观点,对本国媒体的报道反而充耳不闻。

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苏联的新闻改革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即着手进行新闻改革。这原本是一个改进新闻舆论工作、提升舆论引导水平的良好契机。但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却走上了改旗易帜、否定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基本原则、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最终因为走错了方向导致舆论失序、社会失控。

一是各类歪曲事实和社会生活本质特征的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了“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诠释。

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苏联各类传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毅然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

一方面,在“公开性”的影响下,报刊大量刊登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的文章,揭发出来的情况怵目惊心,大大出乎苏联人民的意料。

我们当然不能说报道出来的这些内容全都不是事实,但舆论就是个“骗子”,它可以将原本并非社会生活主要方面的内容,无限放大到让人误以为那就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地步。这样的操作,与之前机械地粉饰太平的做法,都是极不正确的,也都是片面和极端的。

但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它对人心所产生的颠覆性效果和冲击性力量,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报刊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历史的文章,苏共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特别是,报刊还大肆批判斯大林,对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等领导人都持否定态度,甚至发展到连列宁也都成了批判的对象。这不仅让人们思想茫然、不知所措,而且使大家对带领苏联走到彼时、成为可以抗衡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的共产党产生了怀疑。

更有甚者,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来吸引读者。

这些报道的大量涌现,蚕食着苏联人民的心理防线,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产生了怀疑。

二是各类媒体陷入混乱状态。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当然,可能会有朋友对禁止“行政干涉”文化宣传工作深表赞同。对此,咱们先不去评点其优劣,这里只说后续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舆论生态的搅动。

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该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实质上开放了“报禁”,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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