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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与妻子的恩爱一生

陈钰

徐特立,湖南长沙五美乡人,著名的教育家。毛泽东、蔡和森、许光达、谢冰莹等人都曾做过他的学生。徐特立在党内德高望重,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徐老同志”。在他六十大寿和七十大寿时,毛泽东还亲自为他写下了饱含深情的祝寿信。徐特立与他的结发夫妻70年如一日,相濡以沫、相敬相爱,始终保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自幼相持

徐特立1877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4岁丧母,12岁过继给伯祖母为孙。伯祖母家居五美山观音塘,家里有一些水田,因年事已高,平日靠收租维持生活。徐特立的到来,为伯祖母的晚年增添了许多欢乐。伯祖母十分喜爱这个孙子,很快为他娶了个童养媳。徐特立的童养媳名叫熊立诚,比他小10个月,徐特立和她以兄妹相称。

熊立诚年纪虽小,但精明能干,家务活样样都会,对伯祖母也非常孝顺,深得伯祖母喜爱。徐特立与妻子相处十分融洽,两人共同侍奉伯祖母。一家三口日子虽过得清苦,但却和和美美。伯祖母用收来的微薄租金送徐特立上私塾,每日黎明必督促他早起,洒扫庭除之后,必须大声朗读诗文。夜晚无事的时候,徐特立和妻子就围在伯祖母身边,听她讲述家族的兴衰及其原因。几年后,伯祖母去世,两人料理完伯祖母的丧事,开始共同支撑起自己的小家。

由于没钱继续读书,徐特立被迫停止了学业。在经历了卜算、皈依佛门的道路选择挣扎后,热爱读书的他还是选择了边教书边继续读书。在长沙有名的举人陈云峰的指点下,他读书的方向开始由八股文转向实用之书。但购买新书需要大量的钱,如一部《十三经注疏》就要15串钱,他教书的收入每年只有20串钱,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买两部书。徐特立思索半天,制订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将每年教书的收入作为生活费用,把伯祖母留下的水田变卖用来买书。这样大胆、不切实际的想法,家人一般是很难接受的。但熊立诚考虑到读书是丈夫的最爱,就鼓励丈夫:“你是教书的,今年才20多岁,多读些书有什么不好呢,你读书我也是做事,你不读书我同样也是做事,我支持你。”妻子的支持,让徐特立坚定了自己的读书想法。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实施的第8个年头,徐特立的工资下降到每年14串钱,连正常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下去,更不用说继续读书了。他对妻子说:“我不打算再买书了。”妻子惊讶地问:“那你的计划不就毁了吗?”“毁就毁了,连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钱去买书?”“那你有什么打算?”“政府已明令取消以八股取士,改考经义了'还增加了历史、地理等科目。我想去参加会试,看读了几年书有没有用。”其实,说这番话时徐特立也是痛苦矛盾的,好学的他内心比谁都渴望继续读书,但终究抵不过贫困的现实。但参加会试也需要一笔钱,此时徐特立家里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来。几天后,熊立诚把几串钱摆在丈夫的面前,说:“考期近了,快准备上路吧。”徐特立知道这钱是妻子从娘家一点一点筹借的,内心很感动。带着这来之不易的几串钱,徐特立去参加考试了。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这场有3000人参加的考试中,徐特立以第19名的成绩取得了复试的机会。会试结束后,徐特立的名声就在长沙传开了,许多学堂争相聘请他,他的工资也从每年14串钱涨到了60串钱。但徐特立内心无比清楚,要不是妻子的鼎力支持,自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办学事业的支持者

1905年。徐特立与同学姜济寰、何雨农一起,在离长沙城15公里的檗梨镇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专门招收农民子弟。虽说此时长沙的办学风气很盛,官办和私办的学校日益增多,但全都集中在城里,没有一所学校办到农村去,农村子弟也很少去省城读书。对徐特立来说,梨江高等小学堂是他参与创办的第一所学堂;对湖南来说,这是第一所创办在农村的学校,是当时湖南省教育界的一个创举。这一年正好是徐特立实施“十年破产读书计划”的第8年,此时家里濒临破产,剩下的田地一年只能收4石谷。再加上自己教书的俸金,仅能勉强维持家庭开支,根本没有余资来创办学堂。所以开办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家境较好的姜济寰、何雨农二人负责。徐特立则因此给自己立下“不拿工资,只吃饭”的规矩。

徐特立参与办学后,因整天忙于教学事务,很少关照家里。8月,熊立诚生第3个孩子时,他也不在妻子身边。直到过中秋节了,学校放假两天。在姜济寰、何雨农的一再催促之下,徐特立才决定回家看一看。从50里远的学校回到家中,他才知道妻子刚刚生下第3个孩子,而第2个孩子则正在患病。在此后的半个月里,徐特立不得不家庭、学校两头跑。为了不影响教学,他将所有的课都集中在上午,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照顾家里。每天天还没亮,徐特立就赶去学校,上午讲完第4节课,又步行回家,为妻子、孩子煎药、煮饭、洗衣服,经常要折腾到深夜。妻子身体好转后,徐特立又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学校中。即使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为了丈夫能够专心办学,熊立诚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

1912年,徐特立拿出自己薪水的一部分,創办了“五美乡第一初级小学堂”,这是长沙县最早成立的乡级初级小学。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他彻底抛弃私塾教学中腐朽落后的知识,以新制度、新思想替之。但农村的封建顽固势力认为这种洋学堂与传统的教学相违背,丢了老祖宗的老传统,会把子弟教坏。从而蛊惑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砸毁了学校。徐特立赶回五美乡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向群众讲清了废私塾、兴学校的道理。农民群众觉悟过来后,赶忙帮忙重整了五美初小,学生人数也由原来的30多人增加到70多人。后来,徐特立又应五美乡群众的要求,在丁家冲创办了一所拥有高、初两级小学、附设师范专修科的府立高等小学。

1913年,湖南都督汤芗铭停拨教育经费,学校有夭折之险。徐特立与五美乡乡董熊瑾商讨后,把丁家冲高小与五美初小合并,改称五美高小,由熊理玎代其出任校长,经费则由徐特立一手筹措。五美高小办了两年后,乡村封建顽固势力借口庙内办学亵渎神灵,多方刁难。为解决校舍问题,徐特立在妻子的支持下,将自家的房子改建为校舍,又扩建两间教室。妻子和孩子则住进老屋旁边新搭的两间茅屋。妻子的支持与理解犹如一道阳光,一扫徐特立办学路上的阴霾。徐特立嘴上不说,但内心却深深感激这位贤内助。五美高小在徐特立的苦心经营下,成了一所革命的学校。著名的共产党员陈昌、熊为华、赵则三等人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或担任教员。

后来,徐特立去长沙师范当校长时,本可以把妻子孩子接到城里,但是考虑到城里开支大,便始终把家人留在乡下。一天,孩子到城里告诉他家里没有钱买油盐了,他只给了孩子几块钱。有人问他:“您为什么不多给孩子钱,您家里不是很困难吗?”他说:“家里可以种菜、喂猪维持生活。”确实,家里的开支基本都是靠熊立诚在乡下辛辛苦苦喂猪、种地来维持的。不过,熊立诚也十分理解丈夫。她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环境恶劣的乡下任劳任怨、克勤克俭。

在妻子不断的支持下,徐特立后来又陆续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等学校。关于这段办学经历,徐特立后来回忆:“长沙县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判会、教员培训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

革命事业的拥护者

1919年,全国上下兴起了去欧洲勤工俭学的热潮。42岁的徐特立也决定去法国留学。面对别人的讽刺与挖苦,年岁偏大的徐特立依然没有改变内心的想法。熊立诚得知后,不仅没有反对,反而支持丈夫,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徐特立临走前,熊立诚还专门为他缝制了新衣,好让丈夫风风光光地出国。

1924年夏。徐特立怀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进家乡教育状况的迫切心愿回到湖南,继续自己的教育生涯。1926年冬至1927年春,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他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任省农民协会教育科长兼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同时,他还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长,协同中共湖南省委全力推进工农革命。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徐特立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被迫离开长沙前往武汉躲避。熊立诚十分担心丈夫的安全。徐特立临走的那一天,她带着孩子,恋恋不舍地站在门口目送着丈夫离去。徐特立想到此次分手,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来,抚摸着孩子的头,深情地凝望着妻子,然后依依惜别。这一离别,就是10年。

徐特立离开家乡后,在革命最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十分敬佩徐特立在革命低潮时加入共产党的决定。他在给徐特立的祝寿信中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尊敬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棄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

1937年12月,徐特立受中央派遣,作为中共代表从延安来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办公的地方离家近在咫尺,但因公务繁忙,徐特立始终没有来得及回家一趟。但是,徐特立回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五美乡。熊立诚内心激动难耐,这一对阔别10年的夫妻终于能够再次相见了。那天,熊立诚带着儿媳刘翠英和小孙女,兴致勃勃地从家乡步行80多里路来长沙看望徐特立。可是,当时徐特立的工作很忙,每天要接待成百的来访者,要处理许多迫在眉睫的紧急事务,只好让家人在一旁的屋子里等着。晚上,所有的客人都走后,徐特立才得闲陪家人。徐特立见到妻子、儿媳和孙女特别高兴。熊立诚风趣地说:“你呀,只管国,就我管家。”夫妻二人将10年来发生的事一一向对方诉说,尽吐了10年离别之苦。短暂的重逢后,夫妻二人再次分居两地。

相濡以沫、互相扶持

徐特立与妻子聚少离多,但体贴善良的妻子在乡下操持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没有一句怨言,全心全意支持着丈夫在外追求自己的理想抱负。徐特立也始终如一。1937年,在党中央为他举办的60大寿上,邓颖超还专门做了讲话,高度赞扬了徐特立对夫人始终不渝的爱情。想到操劳一生的妻子,徐特立眼含热泪满怀深情地说:

“我自辛亥革命前,即进城办教育,把妻子儿女留在农村,后来离开家乡到法国留学,接着回国参加革命,至今十年来,与家庭隔绝,不通音讯,这都是反动派的压迫所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妻室儿女。但国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革命还没有成功,国破家何在?我因为长期不和妻子在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后来在苏联,在江西苏区,也曾有人提过这种事。但我的妻子是一个童养媳,没有文化,从小与我患难与共。我一直在外从事教育和革命,她在家里抚养儿女,还兼劳动兼办学,她支持了我的事业,也成全了我的事业。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我假如丢弃了她,岂不又增加一个受苦难的妇女?”

即使工作再繁忙,徐特立也要抽出时间给家里写信。1948年,徐特立在给孙女的信中写道:“你和你祖母的饮食我很关心,目前时局没有安定,我不能回家,寄钱也困难。时局好转的时候,或者你们到我这里来,或者我回家。你祖母已七十岁,你母亲也不在家……希望你对你祖母多亲近一些。”信里字字句句都是徐特立对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牵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在西单分了几间住房。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和13岁的小孙女接来北京团聚。这时的熊立诚已70多岁了,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小脚老太太。他怕妻子从农村突然来到大城市不习惯、受委屈,特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老伴没有文化,从未离开过农村,你们可别欺负她。”从此以后,他便长期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看戏时,拉着老伴的手一起走;外出做客,也让老伴坐在自己身边。1954年徐特立视察湖南时,曾与妻子回老家小住,两位老人回忆起在这里共同度过的时光,倍感温馨。

1957年12月,妻子熊立诚生日时,有人赠送徐特立夫妻“童偕到老”4个大字。确实,他们俩从十一二岁时结为夫妻,70多年如一日,患难与共,恩爱如初。相比徐特立,妻子虽然没有渊博的知识,但却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

为了丈夫的理想,质朴的熊立诚牺牲了自我。熊立诚去世后,徐特立悲痛不已,终日随身携带一张与妻子的合影,以慰思念之情。他们质朴的爱情,成为党内的一段美好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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