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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6:怎样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

陈晋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中国。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任务是搞建设,因而从1949年到1976年,又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的目标,是搞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赶上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但是,怎样搞建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现代化。怎样才能追赶世界的现代化潮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全新的时代要求,全新的时代课题。由于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摸索着尽最大努力去问、去学、去试、去做。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称之为探索。

探索从学习开始

新中国的探索,是在怎样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呢?

新中国的治国理政,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一个国家的利益,还包括尊严。如果失去了尊严,这个国家的其他利益都可能被强大的敌视者按自己的愿望作最大限度地索取。这些,便成为新中国在探索建设道路的起点上一种基础性的情结。

那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局面。1960年5月27日,英国皇家元帅蒙哥马利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着重询问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在回答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蒙哥马利说:“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即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毛泽东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冷战共处”这个看法很独到,属于毛泽东对新中国面临的世界格局和走势的重大判断。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如何处理中苏和中美关系,始终摆在新中国国际战略的突出位置。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尽管在革命年代有过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毕竟意识形态相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又大力援助中国搞建设,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也欣欣向荣,中苏结盟是可靠有效的。中国的探索,是从向苏联学习开始的。

这种学习,事实上从准备成立新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了。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学习清单,包括苏联的国家组织、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4个方面,一共30个细目,大到怎样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小到实行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乃至学校课程的安排。总之,是要弄清楚苏联方面是怎样治国理政的,好搬到中国来运用。

在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向苏联学习就更具体了。1952年,在准备编制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中国政府学习讨论了苏联编制五年计划的书籍,搞了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8月间,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这些在中央政府主管经济建设的领导人,带着一批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先后到达莫斯科。他们拿出《草案》向苏联专家征求意见,苏联的专家们看后认为,这个所谓《草案》,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于是,只好先务虚“上课”。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每个人都来给中国政府代表团上课,讲解应该怎样编制经济建设计划。

大工业的景象让人们激动,也使人们感到格外新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投入的显然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事业。为此,曾有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来中国帮助建设。他们带来了技术和设备,手把手地教一些昨天还是农民的青年工人怎样操作机床。

与此同时,学习俄语和苏联文化成为中国城里人的时髦。电影院里放的是苏联的电影,书店里摆满了苏联的书籍,几乎每一个青年学生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熟悉《卓亚和苏拉的故事》,几乎每个城里人都会唱几首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苏联歌曲。人们真诚地相信,苏联就是大工业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是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三种情况,让中国人警觉起来。一是全盘照办,机械学习。比如,苏联的文化组织中,只有作家协会(简称“作协”),没有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1954年,有人就想以此为依据取消文联,毛泽东觉得不妥,文联才得以保留。还有,苏联医学专家们一度认为,吃鸡蛋对人的身體有害,结果,中国的医生就建议中央领导人不要吃鸡蛋。二是发现苏联的模式也不是尽善尽美,也是有缺点的。三是在学习过程中,苏联难免摆谱,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由此,中国从1956年开始,决定走自己的路。去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随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开始争论,相互攻击,最后导致国家关系破裂,以至于在1969年爆发了中苏边境冲突。中国也不可能向苏联学习了。

那时候,苏联搞社会主义已经40多年,有了固定的模式和不小的成绩,还反思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在冷战背景下,拥有了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地位。中苏关系开始走向破裂时,中国搞建设才10年左右,正在千辛万苦地探索自己的道路,不仅自身贫弱,面对的国际压力也很大。因而,双方的论战实际上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经验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审视对方、看待世界。

邓小平后来说,自己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在1989年对这场中苏关系的破裂作了客观到位的解释和评论:双方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没有搞清楚;希望马克思、列宁为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这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感受中,更实质的问题是不平等,观点不合,苏联就撤销援助,进而恶化国家关系,让中国原本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使“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由此,站在各自立场的中苏论战,双方都难免讲了不少空话和过头话。

出现分歧是必然的,有没有可能避免国家关系破裂呢?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各走各的路不就行了吗?但在当年,处于东西方尖锐对峙的冷战格局中,无论中共还是苏共,都很难达到今天的认识水平,很难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态。

再看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

对美国,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抱有很大好感,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处甚好。由于美国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帮助国民党政权,使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印象急剧恶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别是美国在1950年年初还宣布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就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国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关系从此彻底对立。一直到1971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美苏争霸加剧,中美双方互有需求,中美关系才开始解冻。

中美关系长达20余年的对立,使中国一直被西方世界拒绝。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西方主流政治家大多认为,新中国没有能力自给自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表示:“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

美国是怎样使用这件“武器”的呢?说起来真是恍若隔世。今天的美国,是多么希望中国购买自己能够出口的产品!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不仅拒绝向中国运销自己的产品,还反对别的国家向中国出口。比如,1953年2月,中国经波兰租船公司租得芬兰籍油船“维马号”,从罗马尼亚运载1.02万吨煤油到上海。美国知道后,先是要求芬兰政府制止“维马号”油船驶往中国,接着又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地扣留该船,但均未得逞,美国政府最后甚至考虑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舰击沉“维马号”油船。这一事件拖了几个月,尽管中国政府想了多种办法,想让该油船驶向中国内地港口,但都未能如愿。最后,“维马号”油船的船东竟然私自把中国进口的这批煤油全部卖掉了。中国不仅失去了这单生意,还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那时的中国,努力走向世界,但事实上只能走向半个世界。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没有放弃向西方学习的努力。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是这样表达的:“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在同西方国家交往很少的情况下,接受他们的建设经验,显然缺少渠道,很不现实。但毛泽东还是心向往之。

直到1972年和1973年,中国相继和一批西方发达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往才多了起来,开始大批量地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包括一些管理经验。

在探索中干了什么大事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期的探索,千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巩固新政权,刷新旧国风。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塑造不同于旧中国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明价值取向。

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过去告别。首先是中国大陆从此告别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让中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还实现了56个民族的团结。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紧接着,是进行社会动员,让人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国家。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事实上把所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奇迹般地调动了起来。

当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人们加班加点地工作,把增产增收的东西捐献出来换成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比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捡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一架“石景山钢铁厂号”飞机;四川简阳县种棉花的农民发起一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捐献了两架“棉农号”飞机。中小学生们也通过放学后捡稻穗和麦穗、打柴火换来的零钱,捐献了“儿童号”和“中国少年先锋号”飞机。许多民族资本家也不甘落后,最多的是上海著名的荣氏家族,捐出了7架飞机。青海塔尔寺的僧人,也出现在爱国捐款的队伍里。据抗美援朝总会的数据,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界人士组织的捐款,就达到55656多亿元(旧币),折合战斗机3710架。

赶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发表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至今还被选进一些中学课文。新中国的几代人,都把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感受,把一个民族的尊严,把一个民族的和平愿望,浓缩进了这篇报告文学,浓缩进了电影《英雄儿女》和《上甘岭》,浓缩进了“风烟滚滚唱英雄”和“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歌声……

经历大变局后,普通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日子怎么过。渐渐地,对那些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子果然开始向过去的模样告别。

流离失所的游民和乞丐,开始被政府收容安置,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对居住在北京天桥附近龙须沟旁边的贫民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感受,是告别了臭气熏天、蚊蝇丛生的居住环境。作家老舍在《龙须沟》中借用大杂院里市民的话说: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新政权在清理旧社会顽疾方面,更是雷厉风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150万兵力,进入各地边远乡村、深山老林剿匪,肃清了遗祸中国人民的匪患;在北方,则取缔了各种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组织,仅山西一省就有8万多群众退出各种会道门,北京则逮捕了100多个“一贯道”骨干;对那些吸食鸦片烟毒的瘾君子来说,日子也不好过了,因为政府通令严禁鸦片买卖,坚决采取措施收缴烟土毒品,禁绝鸦片种植,制贩烟毒者从严治罪;妓女曾经是司空见惯的职业,也被挡在了新社会门槛的外面,全国各大城市下令封闭妓院,政府还专门成立妇女生产教养院。让她们获得新生。

对中国妇女来说,随着1950年《婚姻法》的实施,她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這部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推行自由恋爱和男女平等。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妇女地位的空前转变,使“解放”的内涵延伸到了社会细胞之中。不少妇女因为对婚姻不满或受到虐待而要求离婚。那些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最喜欢看的小说,是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最喜欢看的戏曲,是评剧《刘巧儿》。《刘巧儿》里面有一段唱词,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重新理解:“从那天看见他,心里头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但愿这个年轻的人呐,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

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渐渐树立起来。比如,移风易俗,反对愚昧迷信;强调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倡导识字运动,推进义务教育;推崇艰苦奋斗、劳动至上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事实上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前提和文化准备。

探索中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

新中国的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搞计划经济,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1949年的现实国情还不允许这样搞。

到1952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新构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提高,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从而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年,河北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正是靠这3条驴腿,这个初级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就在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时候,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56年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过的那样,也不像苏联实际搞的那样进行无偿的没收和剥夺,而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这种办法可以减少社会震动。

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工商业者,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说,国家富强,是“共同的富,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公私合营后,私方除参与企业管理外。政府还按资产付给资本家利息。究竟付多少利息合适呢?大多数资本家都抱着“争三望四”的心态。用他们的话讲,是“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结果政府一律给他们定息为5%,从1956年1月算起,付定息期限为7年,后来又决定延长到10年。最后,1966年9月定息取消。这是出乎多数资本家意料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创造。

从1953年到1956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怎样看这件大事?今天人们的认识有三点。一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以和平赎买的温和方式,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确实也有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遗留下诸如社会层面的经济创造不活跃这样一些问题。三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今天的中国也在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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