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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纪念”的红七军师长李谦

韦英思

李谦是红七军中7个前委成员之一、3个师长之一,是红七军“军事学在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冲锋在前,吃苦在前,是张云逸军长的有力助手。他英年早逝,令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邓小平惋惜不已。在马日事变中智救长沙共产党人

李谦,原名李隆光,又被写成李龙光,笔名李刚,别号仲武,1909年1月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是李立三的堂族弟。


1920年,11岁的李谦考入醴陵县立中学。1921年冬,也是从这里毕业的李立三从江西安源多次回到母校,向师生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介绍安源路矿罢工情况,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李谦从中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与左权、张际春等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常为《前进》周刊撰稿。1924年初,得知孙中山筹建大本营陆军讲武堂,15岁的李谦和左权等8人同往广州报考并被录取,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秋,李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李谦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在攻城战斗中,加入“奋勇队”,争先爬梯攻城。7月,李谦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连长。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李谦经周恩来推荐,到第六军十九师任营长。北伐中,程潜率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乘虚攻入南昌,由于孤军深入,被孙传芳主力围于城内。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落荒而逃,李谦率部突入重围,与军部卫队内外夹击,拼死冲杀,将程潜救出险境,获得了“南昌救帅”的威名。因战功卓著,第六军占领南京后,李謙于1927年4月升任十九师团长,不久转为十七师二团团长。

1927年5月,十七师少将师长李明灏带李谦等在长沙招收新兵。5月21日晚,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李谦立即向李明灏报告,请他设法保护无处躲藏的共产党员。李明灏当机立断,吩咐李谦让那些党员迅速到师部后面房间隐避,女同志则直接到自己家里隐避,由妻子匡学媛照顾。当时避难的共产党员共有70多人。李明灏和李谦商量,让男性共产党员换上新兵服装,再挑选可靠的士兵一起,谎称出城训练,每天送走20多人,分3天送出去。装成新兵的共产党员每人发一支步枪,夹在由李谦负责挑选出来的30名老兵中间,老兵们则只穿军服不拿枪,一起顺利地度过8个关卡,来到岳麓山西南面安全地界后,这些党员再脱下军装卸下枪支,交给老兵们带回城,第二天再护送第二批。这些安全脱险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骨干。而女党员则在第二天被安排出城。当天李明灏的妻子扮成一个大官太太,坐在一顶高级轿子里,6名女共产党人装作女佣人,分扶在轿子两边,夹在部队中间。李谦带一个班在前面开路,李明灏带一个班在后面压阵,装着陪太太去郊外游览的样子,大摇大摆出了城。

李明灏还曾派李谦到汉口,向第六军的共产党代表林伯渠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李谦回来转告,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党外可以起更大的作用,劝他先不要入党。

由于李谦当时用的名字是李隆光,尚未改名李谦,又牺牲得过早,因而人们对李谦在马日事变中保护共产党员的事知之甚少。

党组织曾计划以李谦团作为长沙暴动的主力。1927年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的信中,提出“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谦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后来,因程潜被蒋介石关押,这两个由共产党员担任团长的团被解散,计划落空。此后,李谦在程潜的资助和推荐下,东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成绩优异。

电视剧《秋收起义》第6集中,再现了毛泽东想以长沙为起点苒向全省发展,找到陈烈和李谦两个团正规军的情形。而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国民党人交往录》里,也有介绍马日事变李谦参与营救长沙共产党人的具体描述。


红七军中的“张飞”司令

1929年夏,执掌广西军政的俞作柏和李明瑞主动要求与共产党合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因此调派了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工作。是年5月,李谦回国后来到上海,被李立三和周恩来安排到南宁工作,为避免国民党军界对他的注意,将姓名由李隆光改为李谦。应负责教导总队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的张云逸“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的要求,党组织派李谦担任警备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协助张云逸改造部队,训练中下级军官,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9年10月,警备第四大队到百色不久,反动军官熊镐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也进入右江地区,党组织决定消灭他们。10月28日,雷经天、李谦指挥第四大队一个营和农军围攻第三大队。经过激战,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并处决了第三大队大队长熊镐,为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扫除了主要障碍。12月,李谦参与组织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第一纵队司令员。

桂系军阀妄图将革命火种扑灭在摇篮中,派3个团加一个独立营,兵分两路,于1930年2月4日下午偷袭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隆安县城。城内红军仓促迎战。当时,红七军在隆安还没有巩固的政权和坚实的群众基础,驻城部队只有第一纵队第一营的两个连以及纵队直属机枪队(排)和迫击炮队(排),另外还有刚组建不久的县赤卫队40余人,全部守城兵力不过500人。李谦临危不惧,指挥部队正面与来犯之敌作战。当敌军进攻到桥头附近时,他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去观察阵地,不幸右臂负伤。隆安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给桂军予重创,红军也伤亡300余人。为保存实力,我军主动撤离。

李谦长脸圆眼,为人耿直豪爽,但有些急躁,对士兵要求严格。他对革命赤胆忠心,又智勇双全,指挥果断,每逢打仗总是争打头阵,红七军都传他“李谦不谦”。他不仅是红七军的战将,而且在最艰难危险的关头,总是用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忘我革命精神和与战士同甘共苦的模范行动来鼓舞士气,使所带部队越战越强。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以第一纵队战斗力为最强。”

一次战前,张云逸军长不喊李谦“李司令”,却叫他“张司令”,意即他当大闹长坂坡的“张飞”的时候又到了。自此,他的雅号“张飞”在红七军传开了。

1930年4月底,红七军主力攻打黔东榕江县城,李谦在最前线指挥。在攻击受阻、我方弹药不足、部队伤亡已有一两百人,军部出现打与不打两种不同意见时,他主张坚决打。在李谦的指挥下,红七军取得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歼敌500多人,缴获了几门大炮、600多支步枪,筹得大批军饷。11月,部队在河池整编,李谦任第二十师师长。12月,李谦率二十师作为北上的红七军先头部队,东征粵北,转战湖南,先后组织罗城、武冈、长安等战斗。

红七军在转移江西途中,由于连续作战,伤亡较大,1931年1月在贺县桂岭缩编为两个团,由军首长任团长。李谦任五十八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转战北上身先士卒

1930年12月,红七军在湖南武冈一战受挫,改向广西全州进军。部队进入新宁县,由于连续急行军,频繁与敌人恶战,战士们疲劳、饥饿至极,很多伤病员和辎重队员渐渐落在队伍的后面,而湘军何健部紧追其后,情况十分危急。李谦担心伤病员和辎重队员落入敌手,断然决定自己率一个排断后,一边阻击敌人,一边鼓励掉队人员咬紧牙关赶上队伍。

敌人发觉红军后卫只有一个排,十分嚣张地追了上来。李谦指挥后卫战士英勇抗击,边打边退,人员不断减少,最后仅剩下排长王贵和两名战士。李谦重伤初愈,身体虚弱,又连续行军作战,疲虚交加。眼看敌人就要赶上,他对王排长说:“敌人又追来了,我们的子弹已不多,千万不能被敌人活捉去,我们跟他们拼到最后时,请你留一颗子弹给我!”王排长坚定地回答说:“先死了我,才輪到师长!”正当敌人又追上来的危急时刻,前边的几位干部和战士得到师长还在后头掩护的消息后,立即赶回来支援,才使李谦和王排长得以解围。

1931年1月,因敌人大军迫近,部队从道州向江华行进。这两地之间有90里路,位于萌渚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是个风口。此时,已是小寒后的第三天,正值寒潮南侵之时,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红军指战员迎着刀刮似的北风,在崎岖山径上冒雪行军,穿的仍然是单衣、短裤、草鞋,有的还赤着脚,一个个冻得嘴唇发黑、脚板发紫,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仍咬紧牙关艰难行进。有些体弱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休息,没想到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军、师、团首长纷纷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还将外衣脱下,披到战士身上。

李谦率五十八团担任后卫,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收容走不动的同志。他勉励掉队的同志:“前进,坚持到江华就是胜利!”看到一个挑担子的战士冻得实在不行,李谦忙脱下上衣给他披上。战士死活不肯,说:“不行!师长,我死也不能穿,你也不比我好多少,这样你自己也会冻坏的,我能行。”一个体弱的战士在路旁解手,只停了几分钟,两条腿便冻得站不起来了。李谦见状,连忙过去把他扶起来,再将他抱上自己的马。看到战友们冻得几乎走不动路,仍然顽强地迈着艰难的脚步,李谦忘记了自己同样困倦和寒冷,把同志们的枪抢过来背,一支、两支、五支……战士们见到师长如此,又把他肩上的枪抢过来,但李谦怎么也不肯放手。师长的举动,深深地感动和鼓舞着战士们。大家相互搀扶,忍饥挨饿,顽强前行,于9日到达江华县城。

1931年4月4日,曾任红七军第二纵队参谋长、五十八团参谋长的阎衡到上海治病时,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红七军的报告中说:七军因为经过长期的行军和不断的作战,“中间没有得过三天以上的休息”,士兵的疲劳与军容残破已达极点,“在冰天雪地作这样远的行军,士兵的衣服多者是两件露肩的单衣,草鞋不用说是没有,特别是五十八团作后卫,很晚才到达宿营地,以致士兵被冻死者达七八名之多”。成为开国将军的莫文骅、吴西等指战员,几十年后对此仍记忆犹新。梅花村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2年,部队到达广东省乳源县梅花村。国民党粤军这时已调兵来到乐昌一带,准备围攻堵击红七军。发现敌人来袭,因侦察情况不实,以为来犯之敌只有一个团,军领导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不料开战后,国民党从湖南、韶关、乐昌等地,用汽车紧急调运了数个团的兵力参战。红七军仅有3000余人,而敌军人数近万,不仅兵力悬殊,而且敌人的武器也远比红七军精良。

战斗首先在画眉岭前沿阵地打响。双方打得十分激烈。从上午到黄昏,敌人共发起8次冲锋,每一次都被打了下去。在最危急关头,李谦再次挺身而出,率一营守在梅花岭的咽喉地带抗击敌人。当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他向总指挥李明瑞请求反击,获得同意后,手持驳壳枪,亲率一个排冲向敌人,不幸腹部中弹,抬至军部后壮烈牺牲。他以22岁的年轻生命,在红七军历史上留下了短暂而绚烂的一笔。

这是红七军战斗史上最为惨烈的一仗。红军虽歼敌1000多人,但自己也有700多名将士献身,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牺牲的重要干部,除了李谦,还有团长章健等,另有军参谋长负伤。部队从河池出发时有7000多人,梅花村战斗后,仅剩下2000多人。

李谦是红七军北上江西时牺牲的最高和最年轻的将领,他的牺牲,让整个红七军笼罩在悲痛之中。阎衡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梅花村战斗损失最大的是李谦、章健的牺牲,“这两个同志是勇敢,而又艰苦耐劳和军事学在党内都是不可多得的”。章健也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参加革命的。

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干部如李谦(龙光)、章键皆死……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61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再一次惋惜地说:“梅花这一仗,我军牺牲了许多重要干部,比如李谦。”表达了他对红七军先烈们特别是李谦的无尽思念。张云逸视李谦为助手,他1960年3月在《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中特别提道:“李谦同志……在工作中对我的协助最大。李谦同志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助手。”而党的七大前作出的《关于红军第七军历史的决定(草案)》中说:“李谦同志等在长征奋战中英勇牺牲是最可纪念的。”

巍巍青山埋忠骨。在梅花村牺牲的红七军英烈,为当地百姓所崇敬和怀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自发筹钱修建了红七军烈士纪念碑和一个烈士墓。在每年的清明节,他们都会自发祭奠烈士。而村民廖文成,当时受红军之托,将李谦的遗体掩埋在自家屋旁。从此,廖氏祖孙三代人看护着烈士之墓,一守就是80多个春秋。

2010年,李谦墓被迁入乐昌市梅花镇新建的红七军革命烈士纪念园,这是广西之外唯一一个以红七军命名的烈士陵园。廖文成孙子廖聪济成为该园的管理员,继续守护着烈士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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