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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

陈晋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经历了闹革命、干建设、搞改革三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坎坷和曲折,却干成那么多大事,将来还要干更多的事。在今天,她的党员人数已经近9000万,相当于整个德国的人口数量。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她是怎样干事的?靠什么来说服人们和自己一起去干各种各样的大事?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好的角度,是来看看她身上的精神气质。革命:“愚公”人格

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理论建党,也重视精神道德建党。她一路走来创造的精神,很丰富。其中讲得最多的,是要为人民服务。所谓为人民服务,就是做事情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要走在前面带头为大家的事情奋斗奉献。人民大众看她还不错,真是为他们着想,于是,就愿意和她一起去干事,这样,跟着她干事的人就越来越多,许多大事就办成了。

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充满感情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尝尽了艰难困苦”,“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讲了一个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作太行山,一座叫作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名叫智叟的老头子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于是,愚公不受智叟思想的影响,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她的队伍应该是由这样的“愚公”们组成的。那么,最终帮助愚公把山背走的這个“上帝”又是谁呢?毛泽东说,是人民大众。也就是说,愚公挖山不止的壮举,感动了人民大众,使他们甘心情愿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奋斗。人多力量大,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功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历史本质。

干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愚公移山”的事业。从精神道德上说,感动“上帝”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散发的人格气质。

革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的人格力量,重点体现在不畏艰险、坚守信念、追求真理、勇往直前上面,在特殊的环境中,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南京有一个叫雨花台的地方,是一个美丽的山岗。在1927年以后的一段历史里,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其中,留下姓名的便有2401位。一个叫史砚芬的共产党员,1928年9月27日被枪杀在雨花台,时年24岁。亲人们冒险前来收敛遗体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给弟弟妹妹的遗书。里面说:“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还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抵于成。故我虽死犹存……以后你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其实,国民党在审讯共产党员的时候,一个要求是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就放你走,但很少有人作出这样的选择。在雨花台牺牲的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家境出身大多不错。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为生活所迫投身革命的,而是真正为追求远大理想信念而奋斗牺牲的。就像“愚公”一样,就是为了挖掉那两座山。二是不少人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大学毕业生不少,甚至还有留学美国的博士,这就使他们对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信念有比较高的思想自觉,因而他们对理想信念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拥有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高度。

这样一些特点,使雨花英烈常常结合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来思考怎样做人、怎样做事,道德自觉非常明显,因而有很强的人格力量。比如,在那里牺牲的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恽代英就常常说:“好人是有操守的,好人是有作为的,好人是要能够为社会谋福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的名言是:“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给我们的党与人民大众。”共产党员胡秉铎的名言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吾辈担当。”这样的人格追求,毫无疑问会在全社会激发起善良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形成“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和人格力量。建设:创业风采

革命年代要挖掉的大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在建设时期要挖掉的大山,是贫穷落后。为了挖掉这座山,“愚公”们的人格气质,主要体现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上面。

建设时期的创业者,首先应该是一支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勤俭奋斗的执政队伍。不仅自己不能“当官做老爷”,还要杜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社会习气。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带头示范。他们普遍要求子女亲属不要搞特殊化,鼓励子女亲属脚踏实地、不图虚荣、自立自强。


毛泽东时常用工资和稿费接济家乡亲友的生活,但对于他们安排工作、上学、当官这样一些要求,一概婉言回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毛泽东的妻兄杨开智计划到北京见毛泽东,希望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写信劝阻:“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近亲毛泽连要带母亲到北京来治病,毛泽东回信让他们就在湖南长沙治病,并说:“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并随信寄去一些钱,资助其在长沙治病。

周恩来给亲属们订下了“十条家规”,其中一条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为了防止亲属借他之名为己谋利,只允许亲属照一张合影。刘少奇不允许家里人用公家的车,特意找了辆三轮车送女儿上小学,大一点儿后就要她自己骑自行车上学。女儿在学校填家庭情况表的时候,“父亲”栏填的是刘少奇用过的化名“刘卫黄”。朱德的儿子朱琦抗日战争初期便参加革命,从部队转业时已经是团级干部,但朱德只让他到铁路机务段当了一名火车司机。

领导人的新家风,和新的社会风气融为一体,体现了那时倡导和践行的新型价值观。新的社会风尚一旦树立起来,建设者们便有了特殊的人格感染力量。

有一位劳动模范叫时传祥,是北京走街串巷的掏粪工人。他拥有“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职业道德观。因此,他把清理粪便、整修厕所当成十分光荣、很有尊严的事情来做,获得了居民们的尊敬和称赞。

在资本和技术匮乏的条件下,要挖掉贫穷落后这座大山,推进工业化进程,只有两条路:或者大量依赖外援;或者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这个优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时的中国,只能选择后者。

创业者生产条件之简陋、生活条件之艰苦,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在建设大庆油田的时候,钻机和井架运来了,一个叫王进喜的钻井工人和工友们用肩扛手抬,把这些几吨、十几吨重的设备运到工地。没有房子,他们就住在冰冷潮湿的地窖子里。1960年,王进喜带领他的“1205”钻井队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万米,创造了世界石油钻井史上的奇迹。在一次打井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王进喜不顾腿伤,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来搅拌泥浆,最终止住了井喷,被称为“铁人。

位于中国北部太行山腹地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个贫穷的小山村,自然环境恶劣,粮食亩产量每年不到200斤。1953年,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在贾进才、陈永贵、郭凤莲等人带领下,开山凿坡,修造梯田,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社員生活明显改善。他们曾在寻找石材的过程中,10天内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一米多长的钢钎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长的铁楔子被打得只剩三四寸。

还有一类获得赞誉的劳动模范,他们勤于动脑,善于进行种种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技术革新。如年轻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摸索出能够大幅提高纺纱效率和质量的“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后,使整个纺织工业的产量大幅提高。鞍钢的青年技工王崇伦大胆探索、反复试验,制造出一种“万能工具胎”,使加工工具的效率比原来提高了六七倍,他因此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特别让人感慨的是,一批科学家,为了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和导弹,隐姓埋名,远赴中国西北的沙漠戈壁地带,一干就是十几年。有的还为此付出了生命。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1968年12月带着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数据从西北飞回北京,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人们在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不容易将两具尸体分开后,发现一个皮包紧贴在两人的胸部,里面装的资料安然无恙。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用血肉之躯保住了珍贵的热核导弹试验数据。他们牺牲后的第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改革:开拓担当

改革开放年代的先锋们,除了传承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优良传统,还拥有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勇于担当、求真务实这样一些新的精神品格。

开拓进取、务实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老祖宗”马克思就提出:“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毛泽东的名言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常写下这样的批示:“抓住机遇”“不宜拖延”“不要拖延”“不能拖延”。习近平说过:“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它可以有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但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设出一成不变和万事倶备的政策思路。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说:“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因此,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式,就是大胆地试。

改革开放前,国家把农民的土地高度集中起来,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被人民公社以及下属的生产队统一管理,每天吹哨或者敲钟下地干活,年终按每家挣得的工分多少来分配粮食。农民没有任何自主权。渐渐地,他们对生产经营失去了责任心和创造热情,日子也不好过。

农村基层干部开始想办法,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的做法随后兴起。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了大包干的做法,把土地彻底包给每家农户自己去种,打下粮食,先交国家的,后交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一来,群众开始起早贪黑地干,过去生产队吹破哨子、敲破钟也没有人上工的现象不再有了。

在当时,这种做法与国家的法令不相容,农民们只有舍命共担,才敢一试。小岗村的改革是秘密进行的,为防止以后领头干的生产队干部出现意外,他们还约定,万一出了事情,大伙就把领头人的子女抚养到18岁,并且在一份秘密契约上盖上了各自的手印。这个秘密的做法还是传了出去,引起了广泛争论甚至受到批评。直到将近两年后,才在中央文件里第一次得到认可。可见,农村改革的经验,是由一群务实担当的人创造的。

创办经济特区也是这样。中共中央1979年同意广东先行先试后,立刻遇到了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深圳市领导只好向中央要钱,结果只给了3000万元,这对需要移山填湖的城市建设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深圳市干部的眼光不得不瞄准了大片荒凉的土地,决定出租土地。所谓出租,就是让外来投资的资本家有偿使用国家土地,为深圳的前期开发筹措资金。但这个做法很容易让人想起旧中国那些被帝国列强们租占的租界,由此引来一片争议之声。但深圳坚持了下来,同时还创造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刺激人们更新思想观念的新提法。直到1984年1月,邓小平到深圳实地考察,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题词,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才停歇下来。

要开拓进取、务实担当,就要不怕犯错误。邓小平告诉人们,“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所谓错误,有不同性质,有的是前进中探索的错误,有的是违背历史规律和潮流的错误。为推进改革开放而犯的错误,属于前一种。如果不想前进,不敢探索,许多失误和不足就不会发生,但那样一来,改革开放就停止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走到今天的重要经验。

开拓进取、务实担当,在改革开放中事实上成了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激发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1995年,根据中美双方有关机构签署的协议,首先在北京、上海提供国际互联网接入业务。这一年,在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路人当作路标,实际上通向的是一个叫瀛海威的小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公司。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叫马化腾的人投资5万元,购置了4条电话线、8台电脑,创建了惠多网深圳站,他后来的公司名叫“腾讯”。

当今中国的改革背景又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都被压缩在相应狭窄的时空里面,中国不再拥有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容处理社会需求和社会矛盾的时空。

改革发展的复杂性已非往日可比。好改的,让大家高兴的改革,已经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普惠式改革人们可以容忍出错,甚至忍受阵痛,啃硬骨头的改革就不能指望如此了;人们对改革发展的诉求和预期日渐多样,期望值越来越高,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日渐增多;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和分化趋势明显,甚至出现“利益固化”现象;凝聚改革共识,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比过去更难了。

在这些背景下,要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更需要开拓进取、务实担当的精神。何谓担当?就是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就是敢办大事,善办难事,能办小事,多办好事。今天的中国,正是这样鼓励改革者们前行的。

开拓进取、务实担当,实际上就是一种干事业的劲头。中国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靠的就是这种劲头。这连美国领导人也是承认的。2014年12月3日,美国《华盛顿日报》网站报道,奥巴马在同美国企业领袖的谈话中,称赞中国“充满干劲”,“这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还不禁感慨:

“我要说的是,如果他们想建什么东西,就真的能够建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侵蚀我们的竞争优势。”还有规矩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还靠制度建党、靠规矩管党。没有规矩,或订了规矩而不严守,是很难做成大事的。

规矩就是纪律,中国共产党目前对其成员制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廉政纪律6个方面。

怎样管理好自己,怎样定规矩、守规矩,中国共产党有一个认识过程。成立中国共产党时,有人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人主张建立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党,党的中央应该是一个联络的机关。谁也没有说服谁,结果中共一大在组织制度上并没有形成决议。

1922年召开中共二大时,仍然有人主张党内组织形式仿照联邦制,即使设立中央委员会,仅须1人即可。但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还是专列“纪律”一章,计9条。其中规定,各地党的组织“不得自定政策”,凡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各地党组织不得违背中央立场“单独发表意见”。立下这些规矩,就使中国共产党和那些只在口头或书案上讲讲马克思主义的松散学术团体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在当时,确实有些人,包括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参加筹备建党的一些社会名人,受不了这些规矩,先后离开了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叛变者有之,不听招呼者有之,消极动摇者有之,在党内另立派别者也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强化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强化战斗力,至关重要。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主持了一场入党仪式,在他确定的24个字的入党誓词中,便有“服从纪律”这4个字。这份入党誓词后来历经各个历史时期,虽几经调整和修改,但“服从纪律”保留至今,最新的入党誓词表述是“严守党的纪律”。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还创设了人民军队的基本纪律,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正是靠了这样的规矩,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搞出了红红火火的局面。哪怕是后来因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再次陷入绝境,也依然靠着这些规矩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走过了千难万险的长征之路。


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意思是党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来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当时党内存在“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视纪律为“霸道”,是强调其刚性约束,党员干部必须有敬畏之心;不敬畏,就不会去认真遵守,就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毛泽东还说:孙悟空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悟空的金箍还厉害、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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