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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培养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是一种艺术

史全伟

任弼时说,要培养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所谓的领导艺术,就是指的这个道理。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任弼时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坚持原则,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敢于进行坚决且有策略的斗争;他头脑冷静,作风实在,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他注重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和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他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工作细致,善于倾听,同志们都愿意接近他,向他倾吐心声,对他的批评也心悦诚服;他既能坦率诚恳地批评别人,又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为其他同志更深刻地进行自我审视作出表率。胡耀邦曾赞叹道:现在我们党内找不出一个对弼时同志人品上有意见的。任弼时堪称共产党人的明镜,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明镜。狱中的斗争要讲究方法

任弼时曾两次被捕。在狱中,他不仅坚贞不屈、头脑冷静、有勇有谋,还鼓励被捕的同志要坚强,指导被捕同志对敌斗争的策略,从而使同志们能以正确的方法应对敌人的审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狱中的生活。

1928年10月,任弼时在南陵被捕。敌人反复提审,均无隙可乘,于是施以“踩杠子”刑,但任弼时坚不吐实。在狱中,他言行谨慎,除了帮助普通狱友分析案情,很少同政治犯交谈,也从不翻阅政治书籍。与任弼时关押在一起的,除南陵一起被捕的同志外,还有在芜湖被捕的柳湟和戴映东。柳湟时任中共安徽省临委秘书,戴映东是芜湖市党的区委书记。当时,年轻的柳湟已被敌人查获证据,但他坚贞不屈,毫不妥协,常常怒斥敌人,总想着马上冲出监狱。任弼时告诫他不要急躁,如果没有冲出去的条件,就要有坐牢的准备,利用坐牢的时间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自己,避免过“左”的做法,争取早日出狱。任弼时不同意一些同志由于受急躁情绪支配,受审讯时发脾气大骂国民党,认为这样于事无补:“你不承认是共产党,这一骂就变得承认是共产党了。要善于同敌人辩论,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不判死刑,过好狱中生活。”戴映东回忆:在弼时同志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在柳湟等同志领导下,狱中成立了两个学习组:一个是工农分子学文化的学习组,一个是有文化的同志学理论的学习组。任弼时出狱后,和其他同志一起通过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和各种社会关系,向狱中送进了不少中外政治理论、文化科学书籍,帮助狱友开展学习,把牢房变成革命的学校。柳湟正是在狱中第一次读到了《资本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狱后得以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


1929年11月17日,任弼时赴上海华德路竞业里出席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逮捕,押于汇山路捕房。在拘留室里,一些被捕者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当任弼时被推进铁栅门时,被捕的人群里有个青年一直盯着他看。任弼时冷静、沉着地环顾四周,然后跨过躺着的人,朝这个青年走来。青年刚要站起来打招呼,任弼时便按住了他的肩膀,并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那人立刻会意,让出一块地方,让任弼时就坐在他身旁。这个青年叫周朴农,是共青团浦东区原区委书记,曾向任弼时汇报过工作。被捕时,他是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如今,两人在敌人的拘留室里重逢,任弼时还没有了解清楚周朴农被捕的原因,也不知道彼此的案情,按照秘密工作的纪律,当然不應贸然相认,免得招来更多麻烦。渐渐地,任弼时从与周朴农的简单交谈中,得知他也是在竞业里被捕的,化名周阿康,身份是内山书店的职员。任弼时知道内山书店的老板是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朋友,便叮嘱周朴农:要注意隐蔽,我们之间要装作互不认识,敌人对我们虽有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内山书店会出面来保释你的。任弼时的几句话,使周朴农明白了和敌人斗争的策略。审讯时,任弼时机智地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准,被错捕。当时,他身上除了一张电车“派司”外,没有任何材料,巡捕房抓不到任何把柄,但不相信他的口供,便对他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任弼时被电流打击了两次,两个电极把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印记,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但任弼时以顽强的意志,经受住强烈的痛楚,始终不吐实情。周朴农后来回忆:“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弼时同志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任弼时的鼓励下,周朴农虽历经严刑,但始终咬定自己是内山书店的职员。敌人找来内山书店的主人对质,内山书店的主人也承认周朴农是自己的职员。敌人毫无所获,只得将任弼时、周朴农以共产党嫌疑犯拘捕。后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特科聘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为任弼时等辩护,将他们营救出来。对党内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且有策略的斗争

任弼时一向给人以温和的印象,很少“疾言厉色”,但在党的事业面临重大考验的紧要关头,他从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向投降主义、分裂主义等错误低头,坚持以党性批评人、说服人,与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且有策略的斗争。

五卅运动后,面对国民党内越来越猖獗的反共势力,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生怕影响联合战线,不敢斗争,处处让步。看到陈独秀等越来越迁就蒋介石和汪精卫,简直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退让到丧失了原则的地步,作为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在和团中央的同志研究后,起草了一份《政治意见书》,主张武装工农,发动土地革命,和汪精卫斗争。

1927年6月下旬的一天,应任弼时之邀,陈独秀和秘书来到位于武昌的共青团机关参加会议。任弼时当面把油印的《政治意见书》递交给陈独秀。6月的武汉,闷热得很,陈独秀一边摇着折扇一边看,时而冷笑,时而不以为然地说“幼稚!荒唐”,慢慢地手上的折扇也不摇动了。看到最后,他发火了:“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陈独秀之所以发火,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有人主张不要和国民党分裂,党内同志则批评他右倾投降,而汪精卫却当着他的面骂共产党“捣乱”。如何挽救时局,他在政治上已经无能为力了,常常自叹:“我这个总书记还有什么威信呢!”在陈独秀的心目中,年轻的任弼时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娃娃。这样一来,在任弼时的面前,他家长制的恶习和一肚子火气发作了,当场把《政治意见书》撕碎,掷在地上。这时候,团中央的其他同志正在楼上等候。面对陈独秀的失态,任弼时什么表示都没有,而是冷静地请陈独秀到会场去。在任弼时的陪同下,陈独秀非常勉强地上了楼。开会时,一听任弼时要宣读《政治意见书》,陈独秀便立刻起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

任弼时并不气馁,也不害怕,知道在原则问题上党内是讲是非的。他把《政治意见书》委托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再一次递交给中共中央。结果,陈独秀看也不看,又把《政治意见书》“碎之于地”。

任弼时依然没有放弃。7月3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11条《政纲》,要求会议通过。这是一个以退让为名向汪精卫投降的机会主义纲领。任弼时对这个纲领坚决反对。他要求在会上发言,宣读共青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这一来,任弼时和陈独秀政治上的斗争就在会上公开爆发了。

陈独秀居高临下地说:“现在是讨论怎样行动,没有时间讨论上海大学老师的讲义。”这显然是对曾在上海大学任教过的任弼时的蔑视和挖苦。

“迅速武装工友,发动土地革命,和汪精卫作斗争,难道不是当前最重要的行动吗?”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任弼时反问陈独秀。

“这是党中央的会议,共青团没有资格对政治问题发言。”陈独秀简直语无伦次了。他忘记了党章,忘记了任弼时是党的五大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委员。他没有权力剥夺一个中共中央委员的发言权。

見陈独秀失态了,会场哗然,大家议论纷纷。但是,陈独秀最终还是禁止了《政治意见书》的宣读。

历史证明,真理站在任弼时一边。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揭开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篇章。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定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如果单从个人关系来说,任弼时是很敬重陈独秀的:一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创党有功;二来,陈独秀是任弼时政治上的启蒙人之一,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是任弼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之一。任弼时尊重陈独秀,视其为师长。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真理的坚持。后来在谈到与陈独秀的政治争论时,任弼时这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既体现出任弼时坚持原则的一面,又体现出他讲究策略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

1936年6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施展种种不正当手段来拉拢红二、六军团,进行分裂活动。他先是让人送来一批宣传品,包括《干部必读》等小册子。这些宣传品,有的指名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有的诬蔑红一、三军团北上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逃跑主义”,破坏团结,蛊惑军心。接着,他又派人到红二、六军团活动,进行面对面的拉拢和分化。任弼时和贺龙等不同意他们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诬蔑,也不听他们的花言巧语,立即通知部队: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宣传。他们送来的文件,一律不得下发,由政治部封存或销毁。

7月初,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并“另派政委”、两军团在政治上与他“保持一致”等,都被任弼时一一巧妙地拒绝了。此后,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提出要召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干部联席会议,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时告诫来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只有在中共中央12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反对开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虽然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但他对张国焘的斗争是讲究策略的,即斗而不破,以至于张国焘对任弼时印象不错,而且很有敬意。张国焘印象中的任弼时形象是:“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炼,已显得相当老成。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已经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党军人,一切听由弼时指挥。”

任弼时十分关心全党和整个红军的团结问题。7月6日,他向张国焘要来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后,就红二、六军团长征的简要情况以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情况致电党中央。在此期间,他还多次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谈话,以便找出妥善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任弼时力求化解红一、四方面军领导人之间矛盾一事,表示“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他曾笑问任弼时是不是想做“包拯”,任弼时也不完全否认,表示愿以调解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希望为红一、四方面军的和好多尽些力量。

在任弼时与朱德等同志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张国焘的分化、拉拢活动无隙可乘,红二、四方面军达成一致,表示要团结起来,继续北上,与中央会合。对待同志,像“妈妈”一样爱护、关怀

任弼时说:无论对干部或群众都不能使用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使人害怕。干部或群众因惧怕而畏怯,而疏远,而不讲真话,那你就无法弄清和澄清问题了。平时,任弼时对同志非常爱护。无论干部或群众都乐于接近任弼时,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同他谈问题,特别是敢于把自己的心里话、难言的苦衷,尽情地向他倾吐出来,所以大家称任弼时是“我们党内的妈妈”。

在工作中,任弼时爱护同志,循循善诱。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经常到机要科侦察分队的工作房去询问工作情况。有时,他会与这些小报务员坐在一条板凳上聊天。当报务员侦听到一个重要情况时,任弼时常会喊他们的绰号表扬两句。报务员有时困得不行,侦听时忍不住闭上眼睛打个盹儿,若任弼时遇上了,就在他们肩膀上轻轻一拍,随口说一句“小鬼,以后注意”,也就了事。有一次,一个名叫萧荣昌的报务员在机房玩,看到通讯员的马枪立在床边,就拿起来摆弄,并举枪做瞄准状,哪知道枪是上了子弹的,“呼”的一声响,立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幸好没有伤着人。在司令部打枪,这还了得,萧荣昌吓得浑身发抖,生怕自己被送到保卫局审查。任弼时闻讯把他叫去,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后说:“小鬼,以后要注意呀!”就这一句话,没有更多的责备,事后也没做任何处理。

任弼时在苏联时处理陈郁的问题,也鲜明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到职后,他在政治秘书师哲的协助下,严肃认真地清理了王明任职期间留下来的诸多问题。一天,师哲在清理遗留文件时,发现了王明给予陈郁“最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和陈郁的8次申诉信。陈郁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活动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于同年6月被送往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陈郁又同王明持不同意见,屡与王明对立,因此受到王明、康生等人的无情打击。最后,王明与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陈郁以最严重警告处分,并送往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改造,连组织关系介绍信都不给他开具。从此,陈郁改名“彼得”。陈郁一再上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申诉,都被王明无理扣压,不予理睬。1938年王明回国时也不作任何交代,直到师哲在清理一团乱麻似的档案时,才知道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人中的“彼得”原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

任弼时获悉此事,十分气愤。他仔细审查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认为理由站不住脚,随即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并决定召陈郁到莫斯科问明情况。当陈郁走进办公室,任弼时赶忙走上前去,一把握住他的手,抱歉地说:“真是对不起,陈郁同志,关于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太晚了。”几句话,令陈郁热泪盈眶。他向任弼时倾诉了八九年来的曲折遭遇。任弼时安慰他:“你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现在国内形势与你出国时大不同了。我们党成熟了许多,根据地比过去大多了,军队也强大多了。”陈郁激动地要求马上回国参加战斗。任弼时认真地说:“由于报批复查需要一定的时间,請耐心地等一等,我一定负责督促共产国际干部处尽快解决。”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研究了陈郁的全部材料,决定取消给他的处分,并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1940年3月,陈郁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回到祖国,来到延安。以后,每当陈郁回忆起这件往事,就潸然泪下:“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赞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生活上,任弼时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同志们,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1940年5月,任弼时和李富春乘车到真武洞去视察党的七大会址,路经安塞县侯家沟时,将车子停在一所小学门前,下车走进这所小学。任弼时有一个习惯,走到哪里,就把调查研究搞到哪里。在同校长的谈话中,他得知该校有位女教师姓贾,是陕西韩城人。任弼时迫不及待地问:“她的女儿是不是叫师秋朗?”

校长很惊讶:“你怎么知道?”

任弼时说:“先不谈这个,赶紧把她们请来。”

贾老师带着女儿来了。经过了解,任弼时断定她们就是师哲下落不明的妻女,于是把她们带回了延安。师哲见到离别15年的妻子、女儿,异常激动。

其实,师哲并没有请求组织的帮助。任弼时不过是在一次聊天中,了解到师哲家庭的情况,就记在心中,一有机会就帮助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他找到了。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干部团挺进东北。时任延安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的褚志远是东北干部团的成员之一。干部团临行前,褚志远去車园向任弼时辞别。任弼时和蔼地询问了他的近况,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的情况你已经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再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褚志远的儿子当时还不满两岁,带去东北确实有困难。但他想,哪能给中央首长增添麻烦呢!而且中央组织部对此已有安排,通知他带着小孩,组成东北干部团第十一中队家属队化装挺进东北。任弼时听褚志远讲明情况后,又关心地问:“带孩子赶路不方便,有牲口吗?”听褚志远回答说没有,也不肯提其他困难时,任弼时笑着说:“咱们都是一无所有,我知道困难是很多的。好吧,我给你写个条,到中央办公厅找赖际发同志,让他批你一点钱。”任弼时细致入微的关心使褚志远十分感动。临走时,任弼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咛:“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年没回家了。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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