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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下工作生涯

郑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本可以从此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然而,蒋介石却公然挑起内战,将人民再一次推入了战火之中。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热血青年,我于1947年8月在宁乡紫林的宁南女校上学时,经共产党员周太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太喧是该女校校长,同时兼任宁乡宗一中学的英语教师。

我入党后不久,学校就放暑假了,我也回到了韶山如意村的家里。一天,同班的男同学肖质强给我送来一张纸条,要我按照纸条上写的地址,在近两天内赶到长沙市文运街楚怡小学,找一个叫刘连安的女老师。

第二天晚饭后,我从韶山如意村出发,步行了整整一晚上,于第二天早上赶到长沙楚怡小学,找到了刘连安老师。

刘连安老师叫我在她宿舍等着,告诉我明天上级会派人来见我。

第二天上午,一位大姐来到宿舍,一见面就对我说:“我姓常,你收到的那张字条就是我要他们送给你的。”

她给我布置工作,让我去常德××街××客栈的二楼找刘先生和方老师。她还交代我:会有一个男同志带你去汽车站,你什么都不要问,跟着他走就是了。然后,她递给我一张去常德的汽车票,便准备离去。临出房门时,她又回头补充了一句:“我叫常杏云。”

常大姐走后不久,果然来了一个男的,将我送到汽车西站。我上了‘辆烧煤气的汽车(车顶有一个很大的煤气包)。

我到常德后,很快就找到了刘先生(我当时并不知道刘先生的名字叫刘亚球,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员)和方老师。一见面,才知方老师就是我认识的宁乡宗一中学的教导主任方用。而刘先生的爱人李碧玲大姐我也认识,她是宁乡宁南女校的缝纫课老师。在那里,我还见到了肖质强以及雷天一和丁政。

最初,党组织想在常德办一张小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办成。于是,刘先生和方用老师就转而临时安排我到常德汽车南站附近一所名叫“善七”的小学任一、二年级的老师。这样,我入党后就有了第一份公开职业。

刘先生不久便离开了常德。他的爱人李碧玲大姐因病留了下来,以我表姐的身份和我住在一起。

方用老师、肖质强、雷天一、丁政随后都去了一家报馆工作。方是副总编辑,肖做校对。星期天时,大家都到方用老师(他自己单独租了两间房住,其他人都住在报馆的集体宿舍里)家碰一次头。

1947年底至1948初,学校放寒假后,方用老师来找我,要我回长沙,到南洋街63号找一位叫熊子烈的人。

于是,我离开常德又到了长沙,找到了南洋街的熊子烈家。在这里,我又见到了常杏云大姐。

熊子烈家很大,前面临街的是一个店铺,叫做松雪纸庄。经过店铺大廳,后面是中屋。中屋有两层楼,熊子烈一家人就住在中屋。过了中屋,有一个破旧的后院(有被轰炸过的痕迹)。常大姐带我来到了后院的一栋小旧楼里,让我就住在这里。

白天,我的掩护身份是熊子烈的女儿熊慧珊的同学,和她一起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晚上,我的工作就是在小楼里保管和刻印文件。

小楼房的楼板是夹层的。白天将要刻的文件和刻印工具以及纸张、油墨等都藏在夹层楼板里,晚上再取出来工作。

如果纸张和油墨用完了,就由常杏云大姐叫周政(后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晚上送过来。如果印的东西很多,周政也会过来帮着装订。

周政是我读高小时的珠算老师,那时他叫周鼎勋。常大姐交代我,周政是不能够擅自来的,除非常大姐叫他来,并且不能从我这里拿走任何文件。

油印装订好的文件资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常大姐分批拿走。后来,唐先生(省工委书记周里)、刘先生(省工委委员刘亚球)、聂老板(省工委委员罗正坤)三人(他们三人当时的真实姓名和职务我是不能问的,解放后才知道)都来过我住的小楼。常大姐交代我,他们三人可以过来拿文件。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外,我住的这个小楼不允许其他的人来,就是房主人熊子烈也不例外。

白天,除了有时陪熊子烈的女儿熊慧珊复习功课外,我还经常跟随常大姐去湖南省孤儿院。

湖南省孤儿院位于现在的省政府二院的位置(解放后曾先后是省林业厅和省财政厅所在地),院长是曹伯闻。这里是湖南地下党的一个很重要的秘密联络点。常大姐在孤儿院的公开职业是一至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在孤儿院里,与我们来往比较密切的地下党员有危正初(男,教务主任)、伍杏云(女)、方佩似(女)等。

我跟随常大姐去孤儿院,经常帮她批改学生的作业,有时甚至还代她上课等。那时,常大姐的女儿熙熙一岁多,去孤儿院时就经常带着熙熙。常大姐上课时,一般就是我帮着带熙熙。熙熙有一个特点,别人如果盯着她看,她就会哭。我们就给她起了个小名叫秋(瞅)姑娘,几个人经常逗得熙熙大哭,弄得常大姐不时给我们作揖,拜托大家别再逗熙熙。

在这期间,我们还遇到过一次险情。

一次,我和常大姐从松雪纸庄出来去孤儿院。常大姐有一个当时老师常提的、有两块板子夹着课本或者作业本的那种袋子。常大姐要我提着这个袋子走在前面,她在洲二十步的后面跟着。当我走到小吴门时,突然看到有两个宪兵正在小吴门设卡检查。走在我前面的一辆载着家具的板车被叫停,家具等都被卸下车来仔细检查。由于常大姐曾教过我遇到这种情况应如何应对,我一点也不紧张。当我走过去,宪兵问我袋子里是什么东西时,我就很自然地把两块板子打开,给他们看里面的课本和作业本等。宪兵随手翻了一下课本和作业本,就让我过去了。到了孤儿院,常大姐赶上来表扬我说,刚才还是很危险的,你处理得很恰当。原来,常大姐在课本和作业本里夹有文件,由于我并不知情,当遇到这种突然的险情时,没有显露出任何的紧张神情来。这次险情也让我明白,由常大姐带走这些文件,要承受多大的危险。

至1948年下半年,因为我长期晚上刻钢板装订文件,眼睛熬得发炎红肿,已经无法继续进行这个工作了。于是,我离开了松雪纸庄熊子烈家。

1959年2月的一天,曾在常德报馆工作的雷天一来到我的住处,叫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志沈绍岚随他同去来阳,到公坪墟重廉小学合教二年级课程。

雷天一就是来阳人。他拿来一些宣传共产党的传单,要我们将传单转交给公坪墟火车站对面的何清明记者站。传单的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解放军的战场捷报等。何清明则利用每个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赶场时散发出去。何清明即是何大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过省农学院、省师范学院的副院长,2011年8月去世,享年97岁。

1949年六七月份,我和沈绍岚离开来阳,来到湘潭银田乡的灵官庙办农民夜校,准备迎接解放。

8月14日,我们接到通知,去宁乡县参加南北会师。之后,我被分配到益阳地区行署干校进行招千工作。

至此,我在解放前隐蔽战线地下党的革命工作结束,由地下转人地上.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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