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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心系人民、廉洁奉公

罗超群 成煊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刘少奇同志是心系人民、廉洁奉公的光辉榜样。”纵观刘少奇的一生,他亲民、爱民、为民,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处;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权,用一生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勤务员

“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1967年4月,刘少奇与子女谈心时说了这样一席话。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直以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感到骄傲,以儿子的身份将自己的衣食父母——人民,牢记在心。

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花明楼炭子冲的一户农民家庭。农家生活的艰苦磨砺,让他深知老百姓生活的不易和群众的期盼所在,也让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更为质朴、醇厚,让他更知百姓的冷暖。刘少奇为人和善,乐于助人,自小就表现出了对贫苦农民的关心。刘少奇家曾开过一个小杂货店,并自酿谷酒和米酒,还销售稻谷和大米。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常去店里帮忙。碰到一些家里比较穷苦的乡亲,刘少奇就少收、不收米钱或者多给米。虽然,有时会因此遭到家人的责怪,但是他还是经常这样做。

青少年时期的刘少奇,即表现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从他几易其名,可窥见洲二。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刘少奇对此十分愤慨,和几个同学参加了玉潭学校举行的讨袁游行。他胸前挂着“勿忘国耻”的牌子,手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此次参加反袁活动,他第一次受到了革命的洗礼。他深深为中华民族的深重危难感到忧虑,深感保卫炎黄子孙的责任重大。为了表达自己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刘少奇将私塾老师朱赞庭以“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巧遇文王”的故事之意而为其取的名字“渭璜”改为保卫炎黄子孙的“卫黄”。他还将改后的名字写在书本上、作业本上。在他自己制作的南竹笔筒上,刻着一幅松鹤图。图案旁刻有一首诗:“挺然百尺之,松绕有生志;舞是千年之,鹤德少尘心。”落款为“卫黄作”。这件诗画合一的南竹笔筒,反映出刘少奇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品格高尚、有益于人民的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刘少奇的革命决心。他认为,作为炎黄子孙,不能碌碌无为、虚度光阴,而应当少有奇志,于是改名“少奇”,并于1920年起正式使用。从此,刘少奇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5年,刘少奇被捕释放后回家养病。刘少奇的被捕让母亲十分担忧,她不愿儿子再去冒杀头的危险。为了阻止刘少奇革命,在百般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母亲跪在了刘少奇的面前。百善孝为先,父母的养育之恩大于天,但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刘少奇并未答应母亲的请求。他说:“别的事,我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不行。”在刘少奇的心中,母亲的养育之恩固然不能忘,但党和人民的教育之恩更加深重。

刘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以让人民群众获得解放、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革命时代,他曾指出:“我们革命,不是为老婆,为出风头,为吃饭,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他认为,一名党员只要忠于职守并做出一些成绩,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后,他依旧把自己看作勤务员。在他看来,“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在接见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时,刘少奇说:“你淘粪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也曾跟身边的同志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侍候人的,只不过侍候的人更多一些。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侍候人的,每个人又都受别人侍候,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看不出有什么比使人感到幸福愉快更高尚的事。”

一切为了群众,切实践行群众路线

刘少奇善于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总结者、阐释者、践行者。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少奇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和总结者之一。党的七大,是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在会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全面阐述,使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刘少奇20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少奇对群众路线的认识逐渐理论化。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在发表的40多篇文章和多次的演讲中对如何组织动员群众的问题进行了论述。1942年,刘少奇在山东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对开展群众运动要注意的问题、党与群众的辩证关系等都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党与群众,就是儿子和母亲的关系,我们的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与劳动群众相结合,不能脱离群众。他经常向人们讲这样一个故事:在古希腊神话里,巨人安泰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可一旦离开了大地,他马上便失去了力量,后被他的敌人击毙。他用这个故事生动地阐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刘少奇在《論党》报告中将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在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章节中,他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同时,刘少奇从四个方面对群众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概括,为以后群众路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历次党代会对群众路线的阐释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随着时代的变化,群众路线的内容也不断完善。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作大会政治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其执政为民,情为百姓系、利为百姓谋的情感跃然纸上。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关于群众路线,刘少奇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在实践中也十分注重身体力行。“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必须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群众路线的践行,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刘少奇也屡次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出调研是他每年必做的工作之一。

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日渐凸显。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刘少奇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1957年2月至4月,他率调查组从北京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就群众路线和了解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研,对于如何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刘少奇有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应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等。他这次的调研及其思想成果,为推动当年全党和全国形成的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展开的学习热潮起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困难。面对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全面告急、群众生活困难的形势,刘少奇忧心如焚。为全面了解实际情况,他深入实践进行社会调查。从1960年3月下旬开始,他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浙江和上海等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了解基层情况,并一再告诫干部们:“如果你对某个问题及某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调查清楚了,问题就可经解决了。”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响应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强调做好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此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回到了阔别40年的湖南老家,开展了为期44天的调查。在此次回乡调查中,刘少奇铺禾草、睡门板、查看社员家的油盐罐子……深入实际的调查,让他了解到当地百姓的生活出了大问题,得出了农村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年7月,面对全国林业存在的木材供不应求等诸多问题,刘少奇利用假期到东北林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在考察中,刘少奇冒雨目睹了伐木工人作业的全过程,切身感受到了林业工人的艰辛。在伐木场、工棚、车厢内,刘少奇与工人们侃大山、聊家常,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帮助林区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的问题。林区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调整,木材的销售渠道也比以前畅通,伐木工人喜爱的烧酒得到了保留……

严于律己,决不随便行使手中的权力

“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是刘少奇在当了国家主席后,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对他的家人和亲戚所讲的话。刘少奇一生,谨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做到了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刘少奇认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少奇一直保持着淡泊物欲、勤俭节约的品质。在吃的方面,作为国家主席,早餐仅是两片面包加薄薄的黄油、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午餐為两荤两素一汤;晚饭常是由王光美或值班的警卫员用早午餐的剩饭剩菜做成的“烩饭”,或用剩菜汤做的面条。在穿的方面,刘少奇的警卫刘明生回忆安源时期的刘少奇:“冬天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袖子很肥,我们称它是‘唱戏的旧龙袍。皮鞋也不好,后跟底缺了半边。一顶日本式的鱼鳞帽子,旁边还有个洞。穿的一双袜子,外表看起来还厚,可以保暖,但当我和他睡在一起时,才发现光有筒子,袜底早已没有了。”就算是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刘少奇的衣服不多,最讲究的是国家发的两套呢子制服。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中保存着一件刘少奇的羊毛衣,是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后一次出访时为了顾及国家形象而做的。回国后,衣服就被刘少奇收了起来,只在参加重要国事和接见外宾时穿。哪怕这件衣服穿得破了几个洞、袖口和扣眼都磨烂了,刘少奇也没舍得扔。身为国家主席,衣服破了换新的,是十分合理的要求,但就是在这些合理的要求面前,刘少奇也从不给国家添麻烦。刘少奇一直告诫身边的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跟别人比,勤俭节约是好事,是优良的民族传统,要坚持和发扬。在住的方面,刘少奇也从不挑剔。1939年11月,刘少奇在前往华中敌后的途中,在河南舞阳的一个小村子里住过拴着一头猪且四处漏风的破草房;1942年回延安途中,刘少奇坚决不占用老百姓的房间,和警卫员在老百姓的堂屋里睡了‘夜;1949年,刘少奇住进了因年久失修,很是破旧的万字廊,但他从不要求翻修装饰;1961年回乡调查的44天中,刘少奇住过养猪场饲养房、农舍和自家旧居。在出行方面,刘少奇从不攀比,也不喜欢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添麻烦。在安源时期,他外出办事拒绝乘坐保卫员张明生为他准备的轿子;在延安、在竹沟、在山西,面对同志们为他准备的马车、手推车,配好的马和担架,他总是乐呵呵地让给更需要的人。

“严于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夫治道。”在工作中,刘少奇事事严格要求自己,绝不滥用手中的权力,是遵守党纪党规的典范。他严格遵守公车使用制度,子女上学读书,坚决不准安排专车接送。1961年,王光美住院,他也不准动用专车。他外出时,严格执行当时中央关于“四菜一汤”接待标准的规定。一次外出,他发现当地接待人员摆出的菜超过了四道,便叫来服务员,请服务员转告大师傅,那些没动的菜不是不好吃,而是吃不了,要大师傅们不要生气,以后要少上菜,以免浪费。此后,只要是外出时间比较长,他就自己带生活用品,吃、住、开会都在火车上,不麻烦地方。即便是在自己的嗜好面前,也绝不搞特殊,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安源罢工胜利后,他否决工人们要将俱乐部的几个负责人的工资提到200元的建议,每月只领15元的薪金。劉少奇习惯通宵达旦地加班,香烟是他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的必需品。常常是还没到发薪日,荷包空了,烟盒也空了,但他从不要求提前领薪。即使身边的工作人员帮他提前领了薪,也被他要求退回去。刘少奇清廉的工作作风,也为外国友人所称道。1966年,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这3个国家给他送了不少贵重药材、工艺品、纪念品等。刘少奇让工作人员将每一个国家送的东西都造册登记,送到有关部门收存。当国际友人知道这件事以后,都不禁对刘少奇的清正廉洁竖起了大拇指。

刘少奇不仅严以律己,也严以律“亲”,从不允许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利用他的关系来谋取私利。他教育子女不能搞特殊化。三子刘丁初中毕业考高中,报的几所学校均未能录取。刘少奇并没有按照其他人所想的那样,去为儿子的升学问题徇私舞弊。在他看来,他虽是国家主席,但他的权力是用来为国家、人民办事的,而不是为自己的家人办私事的。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礼物。亲戚朋友想找他托关系,刘少奇也是和他们讲道理,绝不徇私情。在安源,刘少奇不让哥哥做轻松的写算工作,而是按照规矩安排哥哥下井做一名拖煤工人。1959年,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后,姐姐曾写信给他,信中透露出自己生活困难可弟弟也不肯徇私帮助的抱怨之情。刘少奇虽感为难,却也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做法。

刘少奇时时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时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时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将纪律挺在前面,将人民装在心里,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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