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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

李艳珍 肖煊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中体现了共产党员始终如一的高尚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刘少奇12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评价“刘少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

以实践为基础探索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

青年刘少奇身处内忧外患的战乱年代,由于对中国前途的担忧和对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他很早便立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主义、民主共和、实业救国等思潮在探寻救国之道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类似于所有先进的知识青年,刘少奇也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才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1915年就读于玉潭高等小学的刘少奇,得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满腔愤慨地写下“誓雪国耻,勿忘国耻”的血书,并积极投身“反袁”斗争。在参与“反袁”斗争驱除军阀的游行中,他们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学生和爱国人士无力反抗。这让刘少奇深刻认识到,没有“武力”,救国理想难以实现。于是,他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开始探索“武力救国”的途径。即便后来湖南陆军讲武堂受时局影响关闭,刘少奇回到家乡自学时仍然坚持天天习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长沙学习的刘少奇来不及领取毕业证就赶赴北京参加爱国运动,开始真正接触社会主义者。刘少奇曾回忆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此时我才开始读到很少的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和文章,即与社会主义派的人物接近。”1920年返回长沙后,船山学社的贺民范说可以介绍他去苏联学习,他十分高兴。此时,刘少奇对苏俄充满向往,开始准备留学苏俄。

1920年10月,刘少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社留学苏俄预备班。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一方面,刘少奇深入学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另一方面,刘少奇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外国语学社一般只有上午上课,下午学员们会参加一些实践活动,遇到纪念活动,学员们和工人们一起游行示威。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促进了刘少奇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加速了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并逐渐把个人命运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1921年,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

刘少奇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最终的目的是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正因为如此,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刘少奇都能坚持原则不动摇,坚持正确主张。

1930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共产国际根据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在“黄色工会”中直接搞赤色反对派,实现“黄色工会”到“赤色工会”的直接转变。刘少奇认为中国的“黄色工会”力量较大而且是合法的,有利于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纲领,广泛地争取下层工人群众。而“赤色工会”在中国不仅力量薄弱,并且不合法,发展起来十分困难,在“黄色工会”直接搞赤色化的方针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但是,刘少奇的主张并未受到赤色职工国际的正确对待,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批评为“反决议”,还给他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即便如此,刘少奇仍然坚持正确主张。1931年,他撰写了《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再次重申了开展中国职工运动的策略,坚持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1935年,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宋哲元派出军警,分别驻守各学校大门,严禁学生游行示威,学生们不甘示弱,与当局的矛盾愈演愈烈。刘少奇针对学生在运动中的冒险主义倾向,及时给予指导,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团结群众参与抗日救国,并根据宋哲元有抗日倾向的实际情况,指导学生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更改为“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以争取宋哲元等国民党将领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并审时度势地在二十九军中开展统战工作,有效地推动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抗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1945年,黨的七届一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查研究

刘少奇告诫各级领导,要“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要……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刘少奇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一贯倡导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在工作中深入群众,进行精细周密的调查研究。

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共产党接管华北重镇天津市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存有疑虑,恢复经济的工作遇到了困境。为了厘清思维误区,消除资本家的疑虑,迅速恢复生产,刘少奇多次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对财贸、文教、外事等十几个行业进行详细考察,多次与干部、工人、资本家等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掌握了实际情况后,刘少奇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了国家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天津生产的及时恢复。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提上党的议事日程。经过7年的探索和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党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定的认识。为了更好地切合中国实际,摆脱照搬照抄苏联发展的模式,探索出适合中国自己发展的道路,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做好准备,党中央开始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按照分工,刘少奇负责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为了获得翔实的一手资料,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刘少奇先后召集中央33个部委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全面了解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教育、文化等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在座谈中写下了几万字的调查笔记。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的事业的基础,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追求。刘少奇指出:“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刘少奇既不以个人的立场表明观点,也不以某个集体的立场表明观点,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某些地方,农民群众创造性地试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这一办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因而受到农民欢迎。包产到户既是群众集体智慧的创造,也是对“一大二公”经营方式的否定。由于当时思想解放的程度还局限于历史的阶段,这一办法引发了一定的争论,党内意见也有分歧。刘少奇相信、尊重群众的意愿,对于这个做法表示赞成:“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1961年,人民生活处在严重困难时期,刘少奇回湖南农村蹲点44天,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当了解到老百姓生活困苦、农村生产力下降并非仅仅因为天灾时,刘少奇勇于承担责任,表示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诚恳地向乡亲们道歉:“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刘少奇着眼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为迫切的问题,根据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散当地公共食堂的设想,并将意见带回了中央:“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全国县级以上党、政、军、企的领导7118人出席,刘少奇负责起草大会报告。根据1961年回乡了解到的情况,刘少奇深刻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途径,号召全党要实事求是地找出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与错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修正错误

刘少奇认为,党不害怕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过去的一切缺点与错误,都将成为我们今后争取胜利的教训”。面对与事实相违背的方针政策,刘少奇毫无保留地、直言不讳地说出真相,并在权责范围内纠正错误。

1931年,刘少奇到苏区主持工会工作,发现《劳动法》存在某些弊端,如在订立合同中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或者强迫雇主接受介绍过去的工人,有些资本家不接受甚至被逮捕,有些地方搞“年关斗争”等活动向资本家施压。这些举措,虽然表面上是在维护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却在加速工厂、企业的倒闭,最终导致工人失业。针对这一问题,刘少奇先后发表《在两条战线中来改定合同》《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等文章,要求纠正工人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改订合同、解决工人失业问题的具体办法。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重新修订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纠正了某些脱离苏区实际的条文,促进了苏区经济发展。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期间,听说饲养员冯福田、冯国全父子在饲养生产队耕牛时,将一根3寸长的铁丝插入耕牛肺部,导致耕牛死亡,冯家父子却不承认有此事,逢人就叫屈。这一起“破坏耕牛刑事案件”引起了刘少奇的注意,他指示湖南省公安厅立即复查。经过详细的调查和鉴定,公安部门发现:这头耕牛曾经被不同的饲养员喂养,彭秉泉在1955年8月饲养耕牛时,出于好奇将铁丝包在青草中喂给耕牛吃,导致耕牛落下了病根并最终致使耕牛死亡。湖南省公安厅很快为此案平了反。

刘少奇不仅在实践工作中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还主张把坚持真理作为衡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重要标志:“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

刘少奇认为党员不仅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并且要敢于讲事实,客观地表达事实。党员应该在工作中实事求是。针对那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歪风邪气,刘少奇严厉地批評说,这“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同时,刘少奇反对党员干部“两面三刀”。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明确指出,党内有一种人常常表现不清楚的态度。他分析持这种态度的人,可能是认识上存在问题,也可能是品质上存在问题。认识问题无伤大雅,但有品质问题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到处逢迎、双面讨好,在立场上容易动摇,这种思想必须克服。196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基于当时党内的特殊情况,在汇报工会工作时担心把握不好,问刘少奇工会工作到底该如何汇报。刘少奇告诫他,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要反映真实情况,不要有顾虑,要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反映错了就反映错了,没什么可怕的,反映对了,得罪了人,把你撤了职,但群众还是拥护你的,怕什么呢?”刘少奇认为,党员干部要敢于讲真话,哪怕“得罪人”也不要丧失真理的立场,只有“真话”才能将党和人民引向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只会适得其反。

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认识与实践探索的成果,蕴含着对真理的孜孜求索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过程中,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重要观点与思想,并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随着历史的发展,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提高,刘少奇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愈来愈显现出其独特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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