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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四面出击(2)

李婉聪

《不要四面出击》是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口头讲话的一部分,这个讲话是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所做的说明。毛泽东的书面报告和这篇口头讲话,阐明了党在这个时期的基本策略方针,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具体行动纲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上半年,在党的领导下,新解放区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集中清查、搜捕各类反革命分子,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通过打击投机倒把、平抑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斗争,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初步稳定了经济秩序。这些措施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困难局面初步改观。但是,党和国家仍然面临着复杂艰巨的形势和任务。首先,约有3.1亿人口的广大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那里的地主阶级还没有被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并未根本好转,在胜利的形势下又积累了许多矛盾;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的干部表现出关门主义、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等错误倾向,导致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较紧张。这就要求我们党认真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澄清错误认识,统一全党思想,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扫清障碍。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1950年6月6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同时又是总结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15个月工作的重要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在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对这篇书面报告作出说明。他的讲话着重阐述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指导思想,即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任务,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伟大胜利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和困难。首先,在约有3.1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帝国主义,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等反动势力都会起来反对我们,“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同时,由于战争和社会经济改组带来的对工商业的某些破坏,导致党和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失业的工人,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政府。“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这都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

在对困难形势、社会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当前工作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而要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点的熟练运用。有了这一正确认识,就可以帮助党内很多干部改正他们的错误思想,尤其是“左”的错误思想,从而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政策,为各级干部开展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就不能“四面出击”,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这是毛泽东所要阐述的战略策略的核心内容,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具体说来: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就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拿出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第二,团结广大农民,就要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第三,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第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在合理调整工商业基础上,调整税收,不要同他们搞得太紧张;第五,要团结、使用、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强调,“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做到以上这些,也就做到了“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毛泽东在讲话中,专门用一段阐述少数民族工作。他强调“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要谨慎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但是并不是说不要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党的任务是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这段论述的中心内容是谨慎、不能急躁,尊重、帮助少数民族,从而达到国内各民族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最后作出总结:“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绝不可树敌太多,“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的敌人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和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

“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思想的提出,既是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为1957年毛泽东正式提出正确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1950年4月12日,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写了几段重要批语。他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他还提出,国营商业不要垄断一切,除食盐以外,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应当同私营商业划分经营范围。4月16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对上海市在处理税收和失业问题时,采取征得各方同意后妥慎进行的正确做法表示赞同,并强调:“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此外,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等会议上,多次强调这些问题。这就为毛泽东在中共七屆三中全会上完整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做了奠基性工作。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同“不要四面出击”思想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不要四面出击”思想的提出,使全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复杂局面中保持了清醒认识,团结和动员了大多数人共同奋斗,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家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起到了巨大作用。到1952年底,我国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要社会矛盾问题的准确分析,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它启示我们,在面临复杂局面时,应该学会抓主要矛盾,有所为,有所不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壮大自己,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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