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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老师:青年毛泽东与李大钊

王文珍 高青




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师,从来都怀着深沉的情感。青年时代,他之所以能够很早就走上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除却自身的性格和努力之外,也得益于众多授业恩师的深刻影响。在毛泽东的求索路上,李大钊虽然没有直接执教于他,却是对他思想和生活帮助颇多的“真正的老师”。 1920年前后,李大钊高举真理的火炬,用信仰之光照亮了毛泽东追寻和确立初心和使命的前路。此后,他们二人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终让星星之火燎原中华大地。

一本《甲寅》杂志

1889年的世界,各个角落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大清光绪皇帝宣布亲政;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开始宪政统治;恩格斯在法国指导成立第二国际,决议每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就在这一年的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唐山市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一户姓李的大户人家。

乐亭靠近京畿,饱受时局地冲击。李大钊的童年,在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加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所造成的水深火热中艰难度过。他自幼就下定决心要发奋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以挽救祖国于危难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李家世代书香,祖父对李大钊寄予厚望,从小就送他入学堂,接受正规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 李大钊也很争气,从小就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文童”。1907年,他顺利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除了接受政治和法律理论知识教育之外,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曾加入中国社会党。1913年,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毅然东渡日本,入读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一面专注于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结交有识之士。湖南长沙人章士钊是其中之一。

章士钊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早年曾留学英国,系统接受英国的民主政治思想,回国后先后主办《民立报》《独立周报》,热情宣传英国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想。而李大钊早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之际,就受到了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影响,产生了较为浓厚的民主法制思想倾向,与章士钊观点不谋而合。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之时,就特别爱读章士钊的《独立周报》,还曾担任过该报在天津的发行员。在校期间,他还与同学们一道创办《言治》月刊,发表了很多与《独立周报》遥相呼应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直接引述章士钊的观点。

1914年,章士钊在黄兴的支持下,于东京创办《甲寅》杂志。此时,正在日本求学的李大钊看到《甲寅》杂志即将出版的广告,非常高兴,马上写了一篇题为《风俗》的文章,并以自己的字“守常”为名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信中特别表明:“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因于足下及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师友。”章士钊读过文章和信后,非常赏识李大钊,邀约李大钊见面,二人从此结成莫逆之交。通过《甲寅》杂志,李大钊不仅结识了包括章士钊、陈独秀等在内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打开了自己的交际圈和眼界,更通过发表包括《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国情》《厌世心与自觉心》4篇有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以及与陈独秀就“爱国心”问题的争论,为自己在国内赢得了较大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

当李大钊积极投身《甲寅》的各项工作之时,一个湖南青年也对这本杂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拜入杨昌济先生门下。楊昌济是章士钊的挚友,因此毛泽东很早就听闻了章士钊的大名。《甲寅》杂志问世后,对时政非常感兴趣的毛泽东爱不释卷,想尽办法找来每一期阅读。1916年初,因父亲断绝经济资助而陷入经济危机的毛泽东陷入了无钱购买杂志的困顿。然而,为了能够读到《甲寅》杂志,在这一年的1月28日和2月29日,他连续两次致信好友萧子升。在28日的信中,他写道:“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第二日,他又写道:“《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透过这两封信,我们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甲寅》杂志的认可和渴求。

虽然,在袁世凯政府的阻挠之下,《甲寅》杂志仅仅出版10期就被迫停刊,但是李大钊通过参加《甲寅》杂志的撰稿工作,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逐渐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而毛泽东则通过阅读《甲寅》,进一步了解、掌握了时事政治,为后来的思想转变做好了知识储备和积累。一本偶然出现的《甲寅》杂志,为两个有着相似经历,同样怀着对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强烈责任感的人在未来必然的相遇,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二十一条”曝光之后

1915年的中国,在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下,已是山河破碎、忧患交加。一方面,袁世凯倒行逆施,不断修改《临时约法》,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加紧为称帝做准备。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欧美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日本军国主义认为推行“大陆政策”的良机到了,便迫不及待地借着向德国宣战的名义,强占了中国山东,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着“二十一条”的对外披露,国内外“拒日反袁”活动此起彼伏。国难当头,艰难求学中的李大钊和毛泽东,以自身的担当和血性,各自投身于爱国活动之中。就这样,一种奇妙的思想共鸣,在两个相距千里、素昧平生的青年之间油然而生。

1915年2月,《泰晤士报》率先披露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随即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为反对“二十一条”,留日学生3000人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代表总会起草了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向国内寄发。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他深刻分析了自甲午以来中国之“痛史”,指出“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然而,日本欲趁机于战后打破“均势”,企图“吞并中国”。“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且极东突有震动,欧战必亟议和,群雄逐逐”,那时“万矢一的,以向日本,而以我中原为战场,中国固已早亡,日本岂可幸免。苟至于此,黄种沦于万劫之深渊,晢人独执世界之牛耳,野心勃勃之日本,果安在哉”!因此,“今日以之亡中国者,异日即以亡其日本”。他大声疾呼,警告国人“二十一条件”的侵略实质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机:“对于吾国, 则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 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 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同时,他还表达了自己的“切齿国仇”, 誓要为反抗这种侵略而献出“丹心碧血”的坚定决心。李大钊的这篇文章问世后,被连夜发回国内,并很快油印成册,在学生中间散发。

5月,“二十一条”正式签字,李大钊感到败局虽无可挽回,而国耻不能不铭记。于是,他不顾自己已进入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为该书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他在文章中详细记述日本进军山东和提出“二十一条”的过程,要求人民痛自发奋,磨炼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志气,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提出:“吾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性未必由此长沦也”,“堂堂黄帝之子孙,岂终见屈于小丑! 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于天演之中,宅优胜之位置,天道未改,种性犹存,胡竟昔荣而今枯,昔畅而今萎。或者盛衰剥复之几,此暂见之小波澜,正为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之因缘”,“曹沫雪辱,勾践雪耻,会有其时”。

1916年初,为了揭露和反抗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李大钊联络组织了包括湖南籍旅日学生林伯渠、易象在内的一部分爱国青年,在日本发起以“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宗旨的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世凯活动。就在这一年,李大钊送同学回国,临别时,他们相约“再筑神州风雨楼”,李大钊奋笔写下“壮别天涯未许悉,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的著名诗句。

在李大钊为反抗“二十一条”积极奔走呼吁之时,身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校园的毛泽东,也积极投身“拒日反袁”爱国活动之中。1915年5月9日,当5个多月的交涉失败,袁世凯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照会日本使节,承认“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举国上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消息传到长沙,一师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口诛笔伐运动,校园里贴满了声讨袁世凯、日本侵略者的文章。国文教师石润山,“辍寝忘食,义愤填膺”,赶写了揭露袁世凯与日本勾结、出卖祖国罪行的文章。毛泽东读后深受教育,他建议石润山老师收集其他文章,编辑一本《明耻篇》。石润山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于是,毛泽东和一师的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大家集资编印收集报刊有关揭露“二十一条”、披露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卖国行径文章的小册子——《明耻篇》。书本付梓,毛泽东感慨颇多,挥笔在封面上题字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不仅将《明耻篇》广为寄赠、荐阅,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反日反袁的宣传活动,到处演讲、撰文、发表言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在一师的至交学友易咏畦因病去世。毛泽东既心痛好友早逝,又感慨国仇未报,于是建议学校召开追悼会,唤醒全校师生的爱国热情。学校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确定追悼会由校长张干领衔,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昌济发起,由第8班学生毛泽东、罗学瓒、周世钊等人操作具体事务。就这样,一场爱国风暴在素日平静的一师校园悄然掀起。

5月23日,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易咏畦追悼会”召开。 毛泽东的挽联是:“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他还撰写了一首《挽易咏畦诗》,其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倩,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在这场悼念易咏畦的爱国活动中,一师全校师生共送挽聯256副,并编印成册,题为《易君咏畦追悼录》,挽联中多含有“悼念学友,毋忘国耻”的内容。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处于北洋政府治下,危在旦夕的民族命运被强行掩盖于黑暗统治高压之下,表面上似乎平静,内里却暗潮涌动、危机四伏。因此,当石破天惊的“二十一条”沉重地叩击李大钊、毛泽东的灵魂,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过程中,为了同一个梦想,李大钊和毛泽东迎来了历史必然的命运交集。

《湘江评论》问世前后

1916年4月到5月,国内“反袁”斗争如火如荼,李大钊深感于“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又怀着“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激情,再三考虑,最终决定提前中止自己在日本的学业,启程回国,投入到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之中。

李大钊一回国,就迅速投入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与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的活动之中。他先是应汤化龙之邀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在短短22天内连续发表14篇文章,以“青春中华”理想的提出者和先行者的身份,吹响了“索我理想之中华”启蒙号角。他热情宣传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倡导反对封建专制,揭露军阀、官僚政客的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恶行径。用一声石破天惊的“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的呐喊,唤醒青年一代关于“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的向往。

1917年1月,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参加《甲寅》日刊的工作。《甲寅》日刊从1月28日正式出刊到6月中止,共出150期。李大钊在上面发表69篇文章,所论包括国内政治、外交、社会问题、个人修养、学理阐发、世界大战的影响及战争中各国政治概况等诸多方面,其中涉及国内政治、外交、各国政治的居多,表达了自己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和对人民的深情、对真理地追求。

1918年1月,李大钊在章士钊的推荐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后还兼任经济学教授。他到北大后,很快就参加了由陈独秀主办的当时的新文化旗帜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之后,他又与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

李大钊通过办报纸、编杂志,全身心投入新文化运动,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而毛泽东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毛泽东自从到长沙求学以后,就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在一师求学之际,购书费用曾占据他生活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据他自己回忆,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包括学费在内他一共花了16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来购买报纸。此外,他还时常在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1927年他上井冈山为止。平日里,他阅读得最多的,就是来自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此时的他,成了《新青年》杂志的绝对拥趸,并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进步报刊的催化下,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逐渐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开始考虑应该用什么思想来救中国,开始具备作为一名革命者的基本思想素养。此时的他,抱定救国之志,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不仅喜欢阅读来自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杂志《新青年》,而且还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向《新青年》投稿。1917年4月,他化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这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在文中,他不仅对当时流行的静坐健身法予以了批判,更进一步提出,当前国势衰弱,武风不振,唯有提倡体育,通过运动增强国人体魄,才是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

1918年,毛泽东的周围聚集了包括蔡和森等在内的一批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只关心和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的湖南青年,他们共同组建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8年8月,为了继续向上求索,解决求学出路,毛泽东率领一批湖南青年到达了既是当时新文化、新思想孕育和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地方——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引荐,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获得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此时,正值《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发表之际,李大钊用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无数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指引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毛泽东曾回忆这段时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初,毛泽东辞别李大钊,经上海辗转回到长沙。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此时,身在湖南的毛泽东为了响应五四运动,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了湖南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7月14日,他仿效李大钊的《每周评论》,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在这份杂志上,他向全体读者发出了有关研究学术、追求真理,进行民众联合,实行“忠告运动”“呼声革命”的呼吁,并在创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毛泽东通过《湘江评论》,热情地歌颂青春奋斗。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愈,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湘江评论》一经发行,由于“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磅礴,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好评如潮。北京《晨报》赞扬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论道:“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这本杂志也被寄到了北京,李大钊阅后认定: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从平民教育团到文化书社和自修大学

李大钊曾说:“像我们这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 劳动补助教育机关, 尤是必要之必要。”1919年2月,他在北京《晨报》发表名为《劳动与教育问题》的文章,呼吁多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也有均等机会去读书、去看报、去补习技能和修养精神。此后,他连续发表了包括《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劳动问题的祸源》等一系列文章,探讨劳工教育问题,阐述劳工教育思想。

李大钊还鼓励知识青年到基层尤其是农村从事劳工教育工作, 勉励他们“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以便随时随地“开发他们,安慰他们”,“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增进他们的知识”。他主张在与广大劳工共同的劳作与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向他们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宣讲革命道理。1919年3月,在他的指导之下,由邓中夏发起,何孟雄、罗章龙等众多爱国学生参加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城市、乡村和工厂,通过“以学就人”的露天讲演和刊发出版物等形式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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