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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毛泽东的两位老师

钟同福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在经过4次延期后在瑞金召开。来自中央、闽西、湘赣、湘鄂赣、湘鄂西、琼崖、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以及红军部队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白区的代表共计610人,聚集于瑞金城东叶坪村,共商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建设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事宜。

一苏大会议结束后的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并将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根据当时照片,以及瑞金市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蜡像馆里的情景再现,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一共有15人,除站立在中间讲话的毛泽东外,围坐在周围的有朱德、项英、王稼祥、徐特立、毛泽民、邓发、梁柏台、何叔衡、顾作霖、任弼时、方维夏、张鼎丞、周以栗等。其中,有两位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和方维夏。

老师之一: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体会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9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欺压,凑钱让他读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他考入师范学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后又应聘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

1907年,中国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徐特立以此案为题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让他蜚声全省,其也被当时的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特立积极参加湖南起义,被推为长沙副议长,翌年又任省教育司的科长。他一身清正进入官场后,顿觉黑暗无比,不久返回教育界,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在法国4年,他边做工边学法语,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回国后,他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教育界的名流。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徐特立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并任教育科长,又在左派掌权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任农工部长。同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在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时,徐特立却以50岁年龄入党。随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起义失败后,他决定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只是因病未能跟随,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学通俄语后,系统研究了马列主义。

1930年,徐特立从苏联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

在中央苏区时期,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活跃苏区军民的文化生活,徐特立亲自建立了俱乐部。俱乐部经常开展一些文娱活动并且承担着给苏区群众上政治课和文化课的重要任务,使前来参加活动的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了文化知识,提升了政治觉悟。为了进一步提升苏区群众的政治素养,徐特立还专门在俱乐部创设了列宁室。该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群众提升其政治素养与文化水平,扩大党自身的政治影响力。1934年1月10日,由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发布的文件指出:“每个俱乐部列宁室要备《湘赣斗争》《列宁青年》以及党团政府和各革命团体的文件及各种革命书籍陈列,使群众阅览,并要妥作为装订保存。”此外,徐特立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诸如政治讲演会、唱红歌、读书、读报、墙报、戏剧、政治研究会、识字晚会、表演等一系列旨在提升人民群众政治理论素养的社会活动。徐特立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内涵,极大地提升了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使苏区的社会面貌得到改善。

1934年10月,徐特立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与董必武一起编入中央机关纵队干部休养连,表现了老英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他有一匹瞿秋白换给他的好马,但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据统计,长征两万五千里,徐特立骑马不过2000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徐特立庆祝60岁寿辰。毛泽东写信向他致贺,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老师之二:方维夏

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大家都知道,可是方维夏是毛泽东的老师,许多人就不知道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的毛泽东收到瑞金沙洲坝乡亲们托人捎来的两瓶井水时,无限感慨地说:“江西老表吃水不忘挖井人。其实那次挖井,主要是方先生,我只是敲敲边鼓。”

方先生,就是方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迁往沙洲坝。沙洲坝是一个极度干旱缺水的村庄。毛泽东指示,立刻着手帮助老百姓解决喝水的问题。时任苏区总务厅长的方维夏主动请缨,带领军民接下了这个任务。

沒有专业的勘探队伍,没有精密的勘探设备,方维夏他们打井全凭着锄头、铁锹和双手。水井打好的那一天,全村就像过年一样的热闹。

方维夏,又名绪光、肖国,号竹雅,1880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南塘屋场一户小康之家。1905年8月,他考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专攻农业科学,1910年学成回国。1911年夏到1918年夏,他应中路师范(1912年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聘请任农业、博物教员和学监主任,政治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其卖国行为。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工作的7年间,他经常带领学生去岳麓山采集各种标本进行现场讲授。任农业课主任教员时,他除编写《中等学校农业教科书》外,还常带领学生开辟实习园地,从事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的实践操作,既激发了学生对博物、农业学科的学习积极性,又美化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在任学监期间,他为学校编制各科各年级的教学内容表,具体指导各科各年级的教学。他编的《儿童训育法询》,曾被教育界人士誉为“诚办小学之良法善本”,并推广使用。

1920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发起筹办文化书社,他竭力支持,成为书社总社36名社员之一,曾两次向书社投资。11月3日,他和李六如等还办了平江文化书社——这是文化书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个分社。与此同时,他和毛泽东、彭璜、姜济寰、易培基、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十分强调对“俄国的国家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使俄罗斯研究会成为湖南“公开研究社会主义之团体”。此外,他还提出大力发展平民教育,积极支持各工厂开办工人夜校等。

1924年初,方维夏到达广州,任湘军第五军秘书长,并在湘军中的国民党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同年11月,经李六如介绍和中共广东区委批准,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方维夏在湘军中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他除请孙中山向湘军官兵作讲演外,还印发了不少有关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和北伐的小册子。他经常下到各营、连和士兵促膝谈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向廖仲恺写信,吁请务必设法妥善解决湘军的待遇问题。1925年1月,他被谭延闿任命为设在广州的湘军讲武堂(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軍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他为讲武堂拟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计划,严格组织实施,并亲自给学员讲课。他还请毛泽东等人到讲武堂作报告,组织学员参加广州工农兵的示威游行,大大提高了湘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1925年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8月,谭延闿所部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下辖第四、五、六师和一个教导师。方维夏被任命为五师党代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二军第五师开始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随后又奉命同二军其他各师去江西作战。方维夏随师做政治工作。五师在参加攻克南昌的战役后,1927年3月又参加攻打南京的战役。经过激烈战斗,北伐军于24日攻下南京。

当晚,方维夏目睹美、英帝国主义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满街房屋被炸、老百姓血肉横飞的惨状,十分愤慨。同时,他又对蒋介石密电说上海、南京外国人多,要他们注意关系感到困惑。局势的变化,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革命的去向问题。

恰恰在这时,上海中共中央派彭述之来到南京,向他和萧劲光(二军六师党代表)、李六如(二军四师党代表)、谢文锦(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主要干部谈了帝国主义想从内部分化国共合作、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等情况,但没有谈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应如何准备应变的问题。这仍然使他感到抓不到要领,内心十分苦闷。不几天,五师奉令随二军从南京渡江进驻浦口、明光、蚌埠一带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武汉方面来电要二军开赴武汉。在二军代军长鲁涤平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上,方维夏和党内同志坚决主张与武汉国民政府联合讨蒋,得到了鲁涤平等人的赞同。当部队行至安徽宿松、湖北黄梅一带时,他又和李六如、萧劲光在二军中开展“讨蒋运动”,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部队开到武汉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后,他又投入了武汉群众的反蒋斗争。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周恩来通知方维夏在7月底以前赶去南昌参加起义。28日,方维夏和徐特立、张国基等人从武汉乘船动身,于当天到达九江,然后换乘火车在德安下车,再乘汽车到达南昌。

方维夏到南昌后,在贺龙所率第二十军一师任党代表,师长是贺锦斋。他们住在江西大旅社,门外挂着第二十军一师司令部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起义军的总指挥部。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他曾向贺龙建议将二十军内不可靠的连长尽数撤换,并让共产党员担任连指导员。贺龙采纳了这一意见。8月1日凌晨,当起义战斗打响时,他和贺锦斋带领一师向南昌驻军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进攻。他们冒着炮火,指挥部队爬上鼓楼,把敌人压缩到院子里包围起来,最后迫使敌人举手投降。起义后,他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

8月4日,方维夏随第一师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这时,他已年近半百,但精神抖擞,每日翻山越岭,步行数百里,不以为苦。9月20日前后,部队进入潮汕地区,他还应当地农民的要求,指挥部队消灭了揭阳西南炮台市附近一股力量较大的地主武装。10月10日上午将到陆丰时,部队又陷入敌东路军两个师的包围。经过激战,他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来到广州。接着,他又投入了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起义虽告失败,但却没有动摇方维夏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1928年6月中旬,方维夏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莫斯科,出席了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春,方维夏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苏区工作,担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1月调往瑞金任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他根据毛泽东指示,带领全厅同志,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同时,他提倡节约,并以身作则,粗衣粝食,艰苦朴素。有一次,他还把按规定分给他的一件棉衣送回仓库,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受到广泛赞扬。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夏,方维夏被派往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部长。为了发展省苏区的文化教育,他在全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办学和识字运动。在短时间内,全区就办起了700余所列宁初级小学、800所工农夜校、3所女子职业学校、30余所女子半日制学校,建立了30多个业余剧团,创办了《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13种小报和刊物。他还主持编印了一册《识字课本》,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读来琅琅上口,既能识字,又是政治教材。如其中第十四课便这样写道:

造福人,不享福,

雇农自己没有谷,

砌匠自己没有屋,

裁缝自己穿着破衣服,

为什么这样?

被人剥削的缘故。

方维夏在湘赣苏区担任教育部部长时,还兼任司法部部长。在工作中,他对“左”倾错误的惩办政策不满,在11月召开的第三次省党代会上,曾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同时还写过一篇关于苏维埃选举的文章,就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他这些中肯的意见却被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士杰(后叛变)指责为“有托派思想”,并开会斗争他,撤了他的部长职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湘赣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在这异常艰苦的岁月里,方维夏率100多人枪,执行湘赣省委开辟新的游击区的指示,到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的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方维夏率这支小部队到达桂东后,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在桂东、资兴、酃县、遂川、上犹一带多次与敌交战。由于敌众我寡,部队损失较大,曾退至桂东普乐东水休整。残酷的环境,使意志薄弱者发生了动摇。不久,红四团团长和政委等相继投敌叛变,给队伍造成极大的混乱。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方维夏挺身而出,独撑危局,克服困难,重新收集红四团约八九十人枪,转战于桂东东边山的上下庄、青铜、泥塘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不久,他率部与桂东游击队会合,连续在新坊、龙溪、青石、麟潭等地打了一些胜仗,又在桂东东边山建立了根据地。

1935年4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赣南游击队约300人枪,由油山经崇义、大余边境来到东边山,与方维夏收集、整顿的红四团余部以及桂东游击队会师。不久,项英、陈毅又命游世雄率百余人来到湘南,与蔡会文会合,正式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又称湘南红军游击队),同时成立中共湘赣特委,方维夏被任命为特委宣传部部长。

从此,方维夏全力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和游击队的发展工作,迅速打开了湘南游擊战争的局面。游击队在艰苦的战斗中,发展到1000多人,形成了以桂东的东西两边山为中心,包括湘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郴县,赣南的上犹、崇义、大余、遂川,粤北的始兴、南雄等县的边界,纵横数百里的游击队活动区域。

湘南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惧。湘粤赣三省敌人不断增兵“进剿”,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叫嚷:“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

1935年夏季,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每一二十人编成一队坚持斗争。10月初,方维夏在桂东上下庄一带被敌人围困,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隐蔽在仙背山,给养一天比一天困难。这时,曾给他送过粮食的游击队员黄猷斌、郭先古、黄光古被捕叛变。他们按照沙田乡乡长郭英汾的指使,又以送粮为名,来到方维夏的住地,对方维夏说:“这里住久了不安全,要到别的地方打厂(搭棚)才行。”方维夏信以为真,即要警卫员与通讯员随黄猷斌等一起下山找地方“打厂”。当晚,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即被杀害。

第二天清晨,黄猷斌等三人再次上山。这时,方维夏正在煮饭,毫无防备,被郭先古一枪打死。方维夏遇害时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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