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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

金洪祥 李金明



1927年7月28日,当周恩来正式将南昌起义的行动计划告诉贺龙时,贺龙毫不犹豫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尽管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已经将全部的身心交给了党,交给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1943年1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向贺龙同志学习》的讲话,高度赞扬了贺龙和“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

“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

还搞什么革命”

1930年夏,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全军团共1万余人,贺龙为总指挥。随即,他率领红军南征进入鄂西北。10月,为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红二军团连克华容、石首、公安等地,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未能达到“南征”的战略目标。

1931年3月底,红二军团在枝柘坪召开前委会议和党员代表大会。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军长賀龙、政治委员邓中夏(后为万涛)。就在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派出了一批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被派来湘鄂西。

夏曦到达湘鄂西后,组成了由他担任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全盘否定了湘鄂西的各项工作,风风火火地推行各项“左”的政策。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本来由夏曦、贺龙、万涛3人组成,可夏曦竟然以省军委主席团名义给红三军发出训令,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地向前发展……”并指定了红三军新前委成员,竟把政委万涛排除在外。

10月12日,贺龙率红三军再克沙洋,迅速进入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带。红三军一到,夏曦便以违抗省军委命令的罪名撤掉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职务,给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以警告处分。随后,夏曦自己接任红三军政委。他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借口,以临时省委名义决定把各师师部取消,将部队缩编为5个大团,并特别规定军部受省军委指挥,限制了贺龙对部队的指挥权。这一系列决定,不仅使大批干部降级使用,而且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面对这些无理行动,贺龙和夏曦展开了争论。贺龙掰着手指头一件事一件事地分析:“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可是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要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召开个党员大会,大家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夏曦理屈,只好承认不对。

不久,在中央分局的一次会议上,贺龙与夏曦又发生了争论。贺龙提出,调出一部分红军的口粮,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夏曦却认为红军的口粮并不多,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能力,哪能管得了那么多群众的吃饭问题?

贺龙火了,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能站得住脚吗?”在贺龙的坚持下,部队集中全部骡马和舟船,不分昼夜地把粮食运送到灾区,分给受灾群众。同时,部队还组织了一些会水的战士,下水为老百姓抢救财产。

1932年6月,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发动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企图一举铲除洪湖根据地。而夏曦主持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依旧命令红军不停顿地进攻,还以极大精力全面开展大规模的错误的“肃反”运动,在红军和根据地内冤杀了大批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部不稳定的局面。7月底,红三军在荆门的曾家集、沈家集一带与川军郭勋部打了一仗,由于敌大批援军赶到,没有能将其歼灭。敌军步步为营,洪湖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奇缺,形势万分危急。在此情况下,夏曦的战略指导思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冒险进攻变成了单纯防御,命令红军构筑堡垒固守。固守根据地的红军在夏曦的错误指挥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突围中又丢掉了电台,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继续“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不为所动。

1933年1月下旬,夏曦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突然提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与会人员强烈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会议没有照夏曦的意愿作出决定,他深为不满,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悍然抓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在“肃反”问题上,贺龙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救出了一些遭逮捕并准备处决的同志。由于贺龙等不断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他们的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这些变化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左”倾路线,但有助于改善红三军的困难处境。

1934年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被分配做地方工作,“肃反”停止。

1934年10月,贺龙率部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此后,贺龙先后担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等职。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1936年7月,该部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贺龙、任弼时带领红二方面军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走出雪山草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保存了1.15万人的红军武装,在红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没有关系嘛,

你们观察,我也观察”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红军第二方面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等部合编为一二〇师,贺龙为师长。1939年1月初,按照中央和总部命令,贺龙率领一二〇师主力6000多人,从晋西和大青山分两路迅疾开向冀中。25日,冀中军区领导吕正操等人在河间县惠伯口村迎来了贺龙和一二〇师领导机关。贺龙提出,当前的主要作战任务由一二〇师来承担,冀中部队利用间隙时间进行整编。

1939年2月2日一早,驻扎在北曹庄的一二〇师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河间日军300多人已出动到距北曹庄6华里的李中堡村。贺龙立即做出部署,命令七一六团主力立即进入距北曹庄1华里的中堡店村东北阵地,并以一支小部队隐蔽于村东北不远处的王家坟,北曹庄主阵地亦做好迎战准备。狂妄的日军连尖兵都不派,趾高气扬往前走。进入中堡店时,日军发现前方有情况,日军大队长命令射击。一时间,枪弹、炮弹冰雹一样倾泻而来,打得村里村外黄尘滚滚,树枝乱飞。一二〇师七一六团在敌枪炮射击中,表现出了良好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当日军一个小队前进到距离他们阵地几十米时,七一六团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把这股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向北曹庄八路军主阵地冲击。八路军用机枪交叉火网把他们打了个晕头转向。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当地老乡亲眼看到这些穿着破衣、体形黑瘦的“叫花子”兵,把猖狂不可一世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才意识到这是经过万里长征、久历沙场、能征善战的老红军到了。外逃的妇女们纷纷回家烙饼、煮鸡蛋送到战场上八路军将士手中。村干部、青年小伙子主动帮助抬伤员、运子弹。战斗进行到中午时分,一二〇师向困守中堡店之敌发起了猛烈进攻。冲锋号声响过,枪炮聲、喊杀声从四面八方逼向敌人。直到夜幕降临时,死伤惨重的日军才在河间的援军掩护下逃了回去。

4月初,一二〇师秘密离开原先作战区域,乘胜东渡潴龙河,深入河间、大城、沧县之间的敌占区,与冀中的独立第四支队、独立第五支队合编。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不知我军主力已渡河来到河间附近,仍四处“扫荡”,企图打垮当地抗日武装。4月22日黄昏,一二〇师和独立四、五支队在大朱村召开庆祝合编大会,贺龙在台上兴致勃勃地讲话,下面掌声不断。正在这时,几个侦察员满头大汗地跑回来, 先给台边的参谋长周士第悄悄说了几句什么,再去给贺龙汇报。贺龙听完情况汇报后提高了声音:“同志们、乡亲们,敌人出动了,给我们送礼来了,我们要军民一心,动员起来,打个大胜仗庆祝合编团结大会!现在散会,大家回去准备战斗!”部队立刻斗志昂扬地列队离开会场,喊着口号回到驻地修筑工事。

第二天一早,敌人气势汹汹地向七一六团三营驻地齐会村扑来。刚刚与我接触, 敌人便展开了猛烈进攻。贺龙师长命令一、二营向敌人背后运动,以配合三营夹击敌人。为了攻下齐会村,敌人一面用少量兵力对付后面夹击的一、二营,一面集中火力猛攻三营。在战斗最激烈的关头,贺龙来到前沿指挥。仗越打越激烈,子弹、炮弹在硝烟中乱飞,耳边不时有子弹掠过的“嗖嗖”声,参谋长周士第等人见太危险,劝贺龙说:“贺老总,你下去吧,这里很危险。我们在这儿盯着,有情况随时向您报告。”贺龙放下眼前的望远镜,说:“没有关系嘛,你们观察,我也观察。”

中午时分,敌人的一颗毒气弹在附近爆炸,贺龙中了毒。卫生员跑来要扶他到安全的地方去,他拒绝了,只戴上了一个用水浸过的口罩,闭了会儿眼睛,继续指挥战斗。战斗从傍晚持续到黎明。突然,村北远处传来激烈的枪声。有人跑来报告说:“敌人打了两颗信号弹, 几十辆大车向东移动了,看样子想逃跑。”这时,贺龙下达总攻命令。25日拂晓,敌人南逃到南流路,在村头等候多时的新合编的三团堵住了其去路。敌人像无头苍蝇一样,连续向三团猛攻9次,还是没能打开逃命的通道。当晚大风骤起,贺龙见风向对我有利,便决定提前攻击。战斗很快结束。齐会战斗使吉田大队的1000多名日军除少数侥幸逃回城外,大部分被八路军消灭。这一仗轰动了冀中平原,稳定了冀中形势。

“我是党员,

你们可以去党中央告我”

贺龙在冀中时,还处理了一件大事。他刚来时,冀中军区领导就向他汇报了冀中“肃托”的问题。贺龙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他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做结论。后来他才知道,1938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发出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后,冀中因情况较混乱,无法贯彻落实。1938年4月21日,冀中区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县城召开,大会确定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5月4日,八路军总部命令,冀中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纵队下辖4个支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冀中慢慢有了贯彻“肃托”文件的条件。为了帮助冀中落实“肃托”文件,晋察冀军区除奸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边区公安总局下了很大力气派“肃托”工作小组到冀中进行监督检查。“肃托”先是学习讨论,然后就是互相揭发,看看谁有“托派”言论,再下一步就是把有“托派”言论的人抓起来,用吊打、不让睡觉等方式搞逼供信。在冀中“肃托”过程中,原河北游击队的很多干部、战士被杀害,被杀的团以上干部就有20多人。

冀中“肃托”开始不久,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一二〇师、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的领导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在了解到冀中“肃托”的情况后,贺龙当时就表示不赞成。有一天,贺龙在党政干部的陪同下来到一个村子,远远看见一群人被押着向村外走去。押解“犯人”的干部看见远处来了首长,催促“犯人”快走。“犯人”们也看出远处来的是首长,大声喊起来:“冤枉啊!我们冤枉……”

身披呢子军大衣、威风凛凛的贺龙听到喊声,手中的拐棍扬了一下:“你们站住!”

押解干部不得已,命令“犯人”们站住。

贺龙走过去,问道:“这是干什么?”

押解干部赶忙走过来,笑着解释:“首长,这些是‘托派',押出去处决。”

几个“犯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冤枉!我们不是‘托派,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贺龙问一个“犯人”:“你干什么了?”

“我给红军干部提意见,说他们从剧社里找媳妇是‘拉女配……”

贺龙皱皱眉头,用拐棍指指另一个“犯人”:“你呢?”

“我给战士们讲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他们说我是攻击党,就定我个‘托派……”

贺龙拿拐棍往地上狠狠一戳:“胡闹!‘肃反扩大化怎么又搞到冀中来了?马上给我停止!”

对于“肃反”扩大化,贺龙是深恶痛绝的,当年他和战友们创建的湘鄂西苏区,因为“肃反”扩大化,好端端的革命根据地被断送,红军部队挥泪远走他乡。

有个领导小声说:“‘肃托是上面部署的……”

贺龙大声说:“我不同意!我是党员,你们可以去党中央告我!”

贺龙制止了冀中的“肃托”,挽救了很多干部的生命,使当地党组织因“肃托”而造成的损失戛然而止。

1939年8月,贺龙率领的一二〇师来冀中的任务胜利完成,奉命转移。在冀中根据地创建时期,严重缺干部,一二〇师来冀中后,贺龙从自己的部队中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给冀中部队,又帮助冀中军区成立、办起了教导团和各种训练班,直接培训地方部队急需的干部。同时,贺龙率领一二〇师以坚强的军事实力做后盾,支持冀中部队整编,组织了平叛和打顽军的战斗。对一时不好整编的部队,由一二〇师带走,减轻了冀中军区的负担。一二〇师的到来,加强了冀中军区的通信工作,使冀中军区的无线电工作走上了正轨。另外,一二〇师还帮助冀中办了锄奸干部、侦察干部等专业训练班。

贺龙率一二〇师离开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人送出老远。贺龙的言传身教与切实帮助让吕正操对他恋恋不舍。吕正操对贺龙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还没学会,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你却要走了。”

贺龙听罢哈哈大笑:“你常说你是个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突变嘛!过去的事情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

贺龙和一二〇师从冀中转移到了抗战的新战场,但他的担当和勇敢,给冀中抗日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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