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有桌酸菜火锅年夜饭

李夏藩

2011年的夏天,刚刚过完18岁生日的我第一次离开父母,拖着50公斤的行李,只身一人去美国求学。一下飞机就被满眼的水泥森林、灯红酒绿所吸引,然而新鲜感随着开学渐渐消退之后,各种不适应接踵而至。

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障碍。在国内英语学得好的同学,突然落地纯英文环境,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何况那时候的我也没有把英语学得张嘴就来。美国大学崇尚多元化,教授、助教和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口音也各种各样,起初的听课和交流完全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状态,我索性抱着课本咬牙恶补。当然,这里面也有“越讲不好越不想讲”的抵触心理作祟。

再就是文化差异。我的室友詹姆斯是美国本地人,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与我有很大差异。相比于詹姆斯的率性、直接,我尤显腼腆、内向。日常生活中和他相处还算和谐。但性格外向又是本地人的詹姆斯,朋友自然也比较多,一些朋友过来玩时从不敲门,说笑打闹声音很大,未曾顾及我的感受。顶着听不懂课、交流困难的压力结束白天的求学生活,晚上自己的私人空间又被干扰,很是崩溃。

在美国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在痛苦煎熬中“生挺”过去,也迎来了更难熬的第一个不能回家的春节。

学期结束时已临近圣诞,本地人都纷纷离校回家,我终于有机会在宿舍独享一份安宁,望着窗外漫天的大雪,不知怎么的,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只好不停喃喃自语“一切会好起来的”。

那个圣诞节和新年我过得并不开心,却不敢让父母知道。

在孤独、不适、思念中,我熬过了漫长的假期,2012年1月中旬,我迎来了在美国的第二个学期,一批新的课程、老师和同学,不同的是,这次的我逐渐跟上了节奏,有了些自信。当然,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期待——那个我熟悉的,属于我的节日的到来。

就在我匆忙提交了新学期第一个作业后,春节也悄然而至,可校园里并没有也不可能有春节装饰,大部分本地学生都眉头紧锁地进行着新学期的课业,毕竟假期后遗症是个全球通病。

我很失落,直到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提前发送了邮件,邀请所有中国学生、学者在春节前齐聚礼堂,参加小春晚。查收完这封邮件的我抬头望了望,才感覺这片不属于我的天空没那么萧瑟了。

春晚前的那一周,我疯狂学习、赶作业,只为把整个周末完整地留出来,好好地过个年——套用现在的词,这叫仪式感。

小春晚当天,联谊会和老生们准备了许多节目,晚宴上,我也认识了许多的中国同学,原来大家都一样,都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努力生活着。第一次相识的学长热情地邀请我们几个新生周末去他家吃火锅、看央视春晚。我没有一丝犹豫就答应了,现在想想竟有点恬不知耻。或许我太渴望在这样一个时刻,拥有亲人的感觉了吧。

第二天中午,学长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一起去隔壁城市的中国超市采购。对于一直没出过校园的我来说,这如同一场儿时期盼已久的旅游,让人兴奋。连着吃了5个月西餐的我,第一次“回归”中国超市,那种亲切真的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到了晚上,大家你一个菜、我一个菜地凑齐了一桌年夜饭。当时最小的我一道菜也不会做,饺子也不会包,只能憨憨地说:“吃完我帮你们刷碗好了。”学长的女朋友笑眯眯地说:“小李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带着嘴多吃点就行!”说笑间,大家围在桌前看了一个带着时差的春晚回放,尽可能地还原了一场带着家乡味道的春节。

2012年的春节,是我从小到大过得最惨的一个春节,也是我至今为止觉得过得最温暖的一个春节。直到现在,我都努力试着去描述那样一种场景和感受,好比一种溺水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突然抓住了点什么的感觉,或是一种被浓雾紧紧包围后又被神秘力量推出重围的感觉……总之,那个春节对我之后的人生,意义很大。

随后几年,求学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我不再怕与教授交流探讨学术,学会了如何与世界各地的同学、朋友流畅交流,也知道了如何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是那个春节后,我也有了车,可以自己去中国超市买好年货再笑嘻嘻地去学长家蹭年夜饭了。

写上面这段文字的时候,当年那个憨憨的小李已经在加拿大攻读研究生了。熟人、生人张嘴都会亲切地喊出一声“李哥”,李哥也带着东北人特有的那份热乎劲儿,在系里的微信群里喊道——“大家抗疫都辛苦了,还没回国的老弟老妹们,今年春节都来李哥家吃酸菜火锅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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