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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庸和平和西方的崇力尚争

曲星竹

【摘 要】由于中西方不同地理环境、社会生产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两种文化在解决“同样的矛盾”时所侧重的面不一样——中华民族侧重矛盾的同一性,因而化生出了悠久灿烂的和谐文化精神,西方民族偏向于矛盾的斗争性,于是便演绎成为颇具个性色彩的竞争文化精神。

【关键词】中庸和平;崇力尚争;经济土壤;自然观;社会模式

引言

中西文化说透了不过是中西两个地域中的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理解,矛盾即对立统一,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毕竟,中国的中庸和平和西方的崇力尚争都是相对而言的,共同面对的主题是发展。

一、封闭与开放——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塑造迥异性格

大海、沙漠、高山等自然屏障,为板块状的东亚大陆提供了一种半封闭的隔离机制,中国文化由此获得独立发生发展的环境,并减缓了异域力量的致命袭击。地理上的隔绝机制是一柄双刃剑。护卫、保存文化的功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连续性文化的范例,同时又滋长“足乎己无侍于外”的封闭自足意识,加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土壤,决定了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诸多特点,铸就了中国人平稳求实的大陆型文化性格。与此相反,有着漫长海岸线并且致力于征服大海的西方民族,由于大自然的磨砺与赐予、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流通交换,早期发展中得益于高势能外围文化环境的滋养,形成了开放性的文化,突出地表现在文化接受问题上对外在世界的敞开而非封闭的态度:来者不拒,善于吸收。无论是从“荷马史诗”还是从泰勒士“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命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海洋对西方祖民的威慑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存危机和竞争意识”。总之,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塑造了两种文化人的迥异性格。

二、同一与斗争——“天人相合”和“天人相分”的自然观

“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这两个哲学理论分别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它们的相异是全部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自然观存在两种理论倾向:一种是强调天与人统一的自然观,另一种强调“制天命而用之”、“明于天(自然)人之分”的自然观。前者侧重于强调人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类必须服从这个规律;后者侧重于强调人利用、改造自然,即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与和谐。这两种理论倾向虽强调的重点不同,但两者都从天(自然)与人的联系上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西方文化传统历来把自然作为人类认知的对象,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物,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照西方人看来,自然万事万物和各种现象与人类的本性是根本不同的,它们客观而“自在”,既没有感情色彩,也无所谓善恶美丑。因此,西方文化特别强调“主—客”二分,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认为人只有在强烈的生存危机和竞争意识支配下,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认识利用自然,造福自身。

三、礼治与法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模式化

在中国,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长期保留,“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的相辅相成,造成一种兼及“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被赋予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以人性善担保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注重人伦教化,倡导仁义之教,主张以“礼”协调人际关系,借以维系社会的安宁与群体的稳定。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规范,在中国人的道德实践中起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并始终以自由竞争为最大特点,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想目标。为避免无序竞争,就需要加以约束和规范,因此法制规范的建立和健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愿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社会都普遍注重建立健全法制秩序,因此法制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权益竞争,主张个性张扬,个人应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个人的权益神圣不可侵犯。更多学者倾向于称其为个人主义,实际上我认为这更多体现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这种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并受保护。宗教以至上神的权威担保伦理规范的有效性,维系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在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西方人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

结语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文化精神之一,在历史上绵延不绝,构成中华民族衰而复振的思想基础。当今世界已进入后现代,开始全球化,物质财富涌流,科技知识爆炸,但天下并不太平,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类生存面临极大威胁。安乐者死,忧患者生。我们仍须发扬忧患意识,承担历史使命,关注人类命运,促进人类大同之实现。中庸不是懦弱的代名词,更不是安于现状,中国人有忧患的意识,有“和而不同”的协调力,在发展上必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参考文献】

[1]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徐波.中西文化基本精神之比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张永丽.“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8月,第18卷第4期

[4]王细芳.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分析[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第44页.

(作者单位: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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