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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实审思及对策

许玲 张建华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当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需着力通过顶层设计,进行长远布局;重视教学质量,加强德育培养;提高师资建设,壮大教师队伍,从而摆脱“布局之难、教学之忧、教师之缺”的困境,增值学生个体的文化资本,使中外合作办学朝着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目标前进。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0)09-0071-03

自1986年9月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外合作办学经历40多年的发展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2431个,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法学、教育学等11个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在校生超过60万人的规模[1]。对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战略任务,通过“提质增效,服务大局,增强能力”加强教育体制的创新,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国际化,为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基于文化资本的理论视野

中外合作办学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相比,学生个体更容易获取较多的文化资本。所谓文化资本,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是指社会各阶段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以及文化背景的总和,是一种有别于经济、社会资本,基于对文化资源占有的资本[2]。

文化资本可分为三种形式:身体化形态、客体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其中身体化形态是指通过家庭、学校甚至社会环境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位等文化产物,在三种形式中与社会最为紧密。客体化形态指的是客观、物化的形态,具有物质性和象征性两种特性,如书籍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制度化形态是指通过某种正式的、制度化的形式来保障及认可个体所掌握的知识或者技能,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是一种将个人层面的身体化形态文化資本转换成集体层面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文凭证书[3-6]。文化资本的累积是通过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的,而学校作为家庭之外生产文化资本最重要的场所,个体可以借助在校学习获得知识和技能等文化资本,并通过考试及颁发文凭的方式得以固定与制度化。中外合作办学比其他教育模式更贴近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形势,通过提供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学习国外先进教学理念,颁发双学位文凭,因而能给个体带来较多的文化资本“增值”,并转换成个体的经济资本乃至社会资本,受到了办学者、受教育者及管理者的一致青睐,这亦是中外合作办学蓬勃发展的成因之一。

二、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实审思

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制度化”文化资本的保障、“客观化”文化资本的供给、“身体化”文化资本的认知等方面还潜藏着一些风险和不足,需对文化资本做进一步的有效引导。

(一)宏观层面

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出现实践在前、政策后行的现象;办学主体不够多元化,以政府、教育机构及高校居多,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较少;合作对象具有区域局限性,多是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联系不紧密;发展层次以本科教育居多,硕博士高层次较少;发展模式趋同化现象严重,开拓国际市场过窄,特色办学及品牌效应有待进一步挖掘;质量评估体制仍有不足,国内第三方质量评估机构数量不够,权威性不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主要依据国家意志,社会监督未发挥作用。

(二)学校层面

缺乏整体长远性规划,低水平重复建设多;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常单兵作战;专业设置功利性强,尖端领域涉及较少,偏向引进投资少见效快的社会科学与管理类学科专业;专业培养呈现分阶段割裂式,课程设置方面多嫁接少创新;师资队伍尚不稳定,外方教师缺乏考评及反馈机制;教学管理模式调整乏力,针对适用性不强;过分追求国外大学的考研率,国内教学陷入应试教育的窘境。

(三)教师层面

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有“四个三分之一”的具体规定,但外方教师多“飞行教授”,授课时间过于集中,短期内无法做到跨文化的交融,导致教学效果水土不服。部分外聘的外方教师缺乏相应的资质认证和授课经验,不能达到外方学校本部的同质等效教学质量。配备的中方助教需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语知识,以及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但目前存在角色定位的偏差,符合条件的教师数量明显不足。

(四)学生层面

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生源复杂,存在较大的个体学习差异性,但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目标相对较高,为后续部分学生无法顺利出国埋下隐患;儒家内仁外礼的思想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碰撞导致学生思想波动较大,易陷入个人极端主义和虚妄主义;国内学习多为国外学习做铺垫,所以集中外语强化培训,专业课基础不扎实,甚至轻视德育课程;中西方教学模式悬殊,导致部分学生出国后无法适应外方的教学进度。

三、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对策

(一)顶层设计,进行长远布局

1.捍卫教育主权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基础。中外合作办学的目标在于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本国的教育质量,满足教育需求的多样化。知名学者阿拉丁曾说,“教育可以被看作是外交政策的第四个层面”[7],教育输出国通过跨境教学援助活动将本国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渗透进来,借此宣扬和维护国家利益,故两百多个WTO签署国中只有四十余个国家承诺不同程度开放本国教育市场。因此,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型国家,在追赶先进教育的过程中应秉承全局观,警惕教育主权的侵蚀及文化安全的威胁倾向,依据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开展教育交流与人员合作,确保中外合作办学既定的培养目标不发生偏差。

2.增强法律条文的适用性与前瞻性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系列法律文件在指引、评价及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办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对现有法条作进一步修订及完善,要求政府、高校、社会多方沟通,强化彼此的信任与合作意识,吸收办学成功经验、分析高校失败个案,借鉴最新研究成果,预测合作办学发展趋势,从而增强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和前瞻性,避免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

3.构建内外联动的质量评估保障与监管机制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动力。中外合作办学的复杂在于政府关注的是投入与收益的问题,社会看重学生的知识与能力问题,企业考虑商业机遇与人力成本的问题,而高校注重大学的声誉、排名、学术成果等问题。不同群体的诉求要求构建一个开放的、内外协同的质量评估保障与监管机制,形成高校自律、社会监督、省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监管,官方、半官方及第三方多元化评估的“管办评分离”模式以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

4.开展国际质量认证、签署互认协议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向。增加“制度化”文化资本的途径之一就是开展国际质量认证,增强社会认同度。例如在工程师培养方面,我国引进以美国为代表的注重知识全面性的《华盛顿协议》成员国模式,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注重培养工程实践能力的欧洲大陆模式进行本土化尝试,推动了工程教育资格的国际化和工程师执业的跨国化,为中外合作辦学的发展前景起到了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8]。目前我国已与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扩大国际影响力[9]。

(二)重视教学,加强德育培养

1.中西方教育理念的融合与创新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抓手。西方教育将探索真理、认识本质作为终极目标,通过传授公理、知识和技能,增强个体对理性世界的认知。而我国受儒家文化上千年的影响,自古就提倡尊师重教,注重人的内在修炼,强调中庸之道、主张和合思想,至今仍潜移默化地贯穿于教育实践之中。这两种教学理念都是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面对交融交锋的当前格局,中外合作办学既要吸收西方以生为本,培养学生创新力的优势,也要借鉴中方的兼容并包心态,注重品德塑造的特点,以我国教学现状为参照点,认真评估生源质量,构建适宜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有特色、分层次、蕴含中西元素的教育模式。

2.采取渐进式的教学方法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手段。大学低年级的外方专业课程相对较为分散,而学生习惯了被动式学习模式,自主学习的意识普遍较差。因此中方授课应从学生一入学就采取渐进式的教学方法,通过衔接授课与铺垫教学等多种形式,以促进学生能力培养、创新思维方式为主线,在教师的引领下寻求适宜自己的学习方法。同时,学校应提供多种方式推进海外交流互通机制,方便学生尽早获悉相关信息,从而减少大学后期对外方课程可能产生适应不良的局面。

3.德育培养、价值观塑造是保障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底线。虽然思政类课程是必修科目,但一则传统教学流于形式,与现实脱节,难以引发学生的共鸣,二则学生存在思想误区,认为外方学校关注的只是语言类及专业课的学业状况,故对德育课程敷衍应付了事。网络数据时代,面对良莠不齐的多元价值现象,学生阅历尚浅容易产生片面偏激的想法,因此需妥善处理学生德与才的关系,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一方面,改变德育传授过程的单向被动性,挖掘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通过显性教育和隐性教化的互补来培育及提升学生自我反思和自我约束的能力;另一方面,遵循学生心态的客观发展规律,引入西方德育等方面的介绍,增加“传统优秀文化教育”等课程,进行中西方的比较学习,使学生在“古今之维的历史视野中学会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10],培养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情怀。此外,教师群体也应发挥“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的作用,进而感染和影响学生,塑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确价值观。

4.借助科研,反哺教学是保障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助力剂。培养人才是高校的基本职能,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但当前部分教学缺乏后劲、内容陈旧,而中外合作办学搭建起近距离观摩与学习国外先进理念的平台,通过合作交流形成更紧密的学术联系,更易掌握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给教学提供了新思想,“引科研之水,灌教学之田”,以科研为支撑,升华教学理念,拓展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形成科教融合的良性循环,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快速发展。

(三)提高师资,壮大教师队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手段来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内涵建设容易做到,但教师能力的实质提升却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成了保障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1.注重外方资历要求,持续引进外方优质资源。首先,强化外方教师的准入机制。从担忧核心课程流失和知识产权被盗用等“藏私”角度出发,部分外方学校不愿派遣本校在岗的骨干教师,导致中方学生无法获得“原汁原味”的教学效果。对此,合作前就应把外方教师的准入、禁止和退出机制列入合同附件中予以明确和落实,并有相应的学术监督标准,保障合作办学的含金量。其次,加强外方教师的授课考核和评估反馈机制。外方教师也应遵循教学基本规律,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减少集中式授课或“飞行”教学,加大与中方助教在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等方面的开发力度,实地普及中方国情、校情和学情,进行岗前培训和听课检查,及时了解校方的评估反馈结果,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活动。最后,持续引进外方优质教学资源。合作关系的经营与维护离不开良好的沟通,通过建立畅通的交流反馈机制,形成“和而不同”的氛围,坚定长期合作的意向,以便持续引进优质资源,加强教学保障,提升办学质量。

2.培养本土教师队伍,科学培养人才梯度。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说过,“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是待其发育成熟枝繁叶茂的时候才从德国或英格兰移植而来”。因此高校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给予本土教师锻炼成长的空间。一方面,利用单位公派的机会派遣本校教师去合作学校学习,适当延长留学时间,在其掌握专业课程教学要求的前提下深入学生群体之中了解其学习习惯,选择更符合教学规律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高校制定配套政策以鼓励扶持教师参与国家公派出国及自费出国,积极拓宽出国进修和国际交流的各种途径。对本校教师的外语运用能力,高校也应提供适宜的学习环境,营造拓展国际视野的校园风气。另一方面,对于学成回国的教师,需进行相应的考核和认证,通过之后亦要有相关的提升与评估指标,以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教师质量标准,使本土教师的梯度培养呈现标准化、常态化的发展趋势。

3.吸纳海归人员,提升教师队伍数量与质量。根据教育部网站2019年公布的数据,2018年度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1.94万人,比2017年增加了3.85万人。而这些海归人员具有国际教育背景和流利的外语能力,熟知国外教学模式,只要符合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资要求,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通过专题讲座、文化活动、留学指导、特聘教师等多种形式“请进来”以发挥“人尽其才”的作用,起到朋辈教育的效应。

4.加强校际联系,拓展合作交流。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鼓励“有合作基础、相同研究课题和发展目标的学校缔结姊妹关系,逐步深化拓展教育合作交流。”而这种方式同樣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通过加强校际联系,互学互鉴,互利双赢,推广成功案例,将其转化运用于教学的实践和创新之中,进一步提升合作办学的品质,增强自身办学的吸引力。

四、结论

毋庸置疑,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质量将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未来发展。顶层设计,进行长远布局,重视教学,加强德育培养,提高师资,壮大教师队伍,确保办学者、受教育者、管理者等诸多主体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不同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达成一致,有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参考文献:

[1]位林惠.新形势下,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力点在哪?[EB/OL].(2019-07-01)[2019-09-30].http://mobile.rmzxb.com.cn/tranm/index/url/whkj.rmzxb.com.cn/c/2019-07-01/2377349.shtml.

[2]吴丽娟,葛金国.文化资本视域下的地方课程开发[J].当代教育科学,2013,(9).

[3]张晓雁.高等教育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再生产——以N大HND中心为例[D].南京:南京大学,2015.

[4]徐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研究——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J].教育教学论坛,2017,(33).

[5]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201.

[6]徐望.文化资本理论探源与国内外研究综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7]安亚伦,段世飞.美国高校接收国际学生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在逻辑[J].江苏高教,2020,(1).

[8]陈亚军,杨新湦,苏志刚.基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应用[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9,(1).

[9]袁靖宇.准确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EB/OL].(2019-07-30)[2019-06-30].http://news.gmw.cn/2019-07/30/content_33038017.htm.

[10]冯秀军.时代新人培养与新时代的大学使命[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责任编辑  高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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