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依据、内涵及其定位

徐国民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克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对抗性,从而使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得以突显的前提条件。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过程中,应引导人们正确区分“需要”与“欲求”,防止“需要”无限制地膨胀而演变成为“欲求”,引导人们通过“劳动”来实现自身价值。“新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既要看到新时代的“变”,又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

[关 键 词]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 依据 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表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1981年以来一直所坚持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提法。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那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依据是什么?究竟如何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些问题,深入研究主要矛盾变化的依据及其特点,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对于正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关键在于揭示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而不只是拘泥于现象。那么,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又是什么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譹?訛人类为了生存,就必然要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过程中,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必然会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产生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双重矛盾关系:一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资料”的“需要”(“生活方式”)与“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二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力总和”与“必然会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对矛盾关系中,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需要”决定了“生产”。人类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需要”以及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自己生活所“需要”的资料,而“第二个历史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譺?訛也就是说,“需要”与“生产”之间呈现出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即“需要—生产—新的需要—新的生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任何个人如果不是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譻?訛由此可见,“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唯物史观充分注意并高度重视了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

当然,“需要”以及追求“需要”的满足并非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它同时也是动物的本能。但实际上,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需要”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人还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需要”。同时,人类在追求自身“需要”的满足的过程中,必然会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从事着“生产劳动”以及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赋予人的“需要”丰富的社会性内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譼?訛在这种“必然要发生的相互关系”中,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核心内容的生产关系居于支配地位。因此,“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社会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就必然呈现出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占有”為核心内容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占有”,既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决定了“生产”的性质和目的,即究竟为谁“生产”。

从“生产”这个角度来看,“需要”是引起人的“生产”的原动力,“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从“需要”这个角度来看,“生产”不仅是谋生的手段,同时它也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需要”,最终还会演变成人的“第一需要”。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看,在资本家的“贪欲”和资本的逐利性“需要”的刺激下,生产力尽管得到了极大发展,物质产品也得到了极大丰富。但是,这种极大发展的生产力和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不仅没有使工人阶级过上“美好的生活”,而且也没有使资产阶级的“人性”得以健全,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其“贪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展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生产”越来越偏离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目的,从而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肯定人,而是在否定人,不是满足人的劳动的需要,而只是满足人的劳动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此,他们指出:“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譹?訛“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譺?訛这样一来,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便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便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对抗性决定了矛盾解决的途径只有一条——暴力革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也就彻底结束了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就目前来看,尽管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也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不适应社会生产的部分和环节,因而还有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但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顺应了这一趋势和方向,而且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矛盾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是非对抗性矛盾,两者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性质的变化,人的“需要”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就突显而出,从而跃居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此可见,在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双重矛盾关系: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前者是生产发展的基本矛盾,后者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发展的基本矛盾推动了人的“需要”的发展,在人们彻底改变了“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并将“劳动”转换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后,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人们通过“生产关系”的不同才区分了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并且只有在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之后,才能真正恢复“生产”的本真意义,恢复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矛盾的主线上来。

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之后,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譻?訛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提法一直延续到了党的十八大。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性质一样,都属于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范畴。但从人的“需要”发展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和外延了,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改变了“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克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对抗性,从而使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性质一样,都属于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范畴。但“需要”与“生产”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依据。

二、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践基础

在澄清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依据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揭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践基础,这是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内涵的必要前提。那么,究竟如何来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实践基础呢?实际上,这里必然要涉及到历史坐标系问题。

如果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事物的话,以人的“需要”及其发展程度为主题,在历史比较中确定其纵坐标,而在同时代国际比较中确定其横坐标。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历史坐标系中来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认清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践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围绕一个主题来展开论述,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欧洲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其内在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一方面经济危机周期性地频繁爆发,另一方面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虽然为资产阶级生产了大量的生活资料而工人阶级自身却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迫使其联合起来为争取生存权而斗争。于是,“两大历史性课题”便摆在人们面前:其一,被视为“人类理性体现”的资本主义,为何会爆发如此不理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该向何处去?其二,工人运动高举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何不断遭到失败?工人运动该向何处去?对此,资产阶级学者一片茫然。马克思、恩格斯围绕着“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这一理论主题,在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反复的实践斗争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艰苦探索救国救民的运动中,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除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震撼和影响外,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切合了中国的实际需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外受帝国列强的凌辱,内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的理论主题在近代中国突出地表现在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基础上,堅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提出了一条“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就1840年前后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横向比较来看:一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但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而西方列强先后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中国军事武器装备几乎还停留在“大刀长矛”阶段,而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坚船利炮”时代了,可以说,军事实力和战斗力差距非常大;此外,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中国也全面处于“落后”状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略性、扩张性和中国的全面“落后”,必然带来了“挨打”局面,中国一步步地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便成了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矢志追求和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迫切期望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中国正是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于1956年底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一五”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此后,由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了偏差,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人民生活的贫困面貌长期没有得到改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49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至1952年增加到156元,增長56.8%,特别是“一五”时期,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54元,比1952年增长62.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48.5%,年均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加到1957年的73元,增长66.6%。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比1957年增长35.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8.5%,年均仅增长0.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4元,比1957年增长83.6%,年均增长2.4%,扣除物价因素,增长更低。改革前30年,城镇居民70%以上的消费都用在衣食温饱方面,家庭恩格尔系数达57%以上,城镇居民刚刚脱贫,但仍在温饱最低线上徘徊;这一时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在67%以上,到1978年全国仍有2.5亿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还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整体上说,农村居民还未跨入温饱阶段。?譹?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完成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成功开辟并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经过4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2012年增加7311元,年均实际增长7.4%。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比2012年增加9489元,年均实际增长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比2012年增加3974元,年均实际增长8.0%。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明显上升。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2012年下降2.9个百分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2012年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13-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譺?訛

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的理论主题及其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进程,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各国的纵、横比较来看,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了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成就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并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三、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基础上作出的一个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带来深远影响。然而,究竟如何理解和认识这一主要矛盾,需要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澄清。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并且有着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而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一般而言,处于普遍联系中的事物,必然会形成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二是构成该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在外部关系中,还是在内部关系中,都存在着“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最基本情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譹?訛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譺?訛由此可见,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是在事物本身或事物内部来探讨矛盾的。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地强调从事物本身发展的过程中来理解矛盾,至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矛盾,则可以统一于一个更大的“事物”中来加以认识。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一方面,它必然有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必然也有自身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从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这个角度来看,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与形形色色主义的世界其他各国之间必然也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的关系,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然而,面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国仅仅是矛盾双方或多方中的“一方”,尽管有着和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向而行的科学理论指导,但目前也只能起到和自己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客观上也需要中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而且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在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

然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角度来看,人的“需要”与“生产”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两个最基本要素。只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便贯穿其中。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克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对抗性,从而使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矛盾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我们应该而且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来加以认识和理解。只有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够突显而出。在现实社会中,事实上仍然还存在着一小撮“不赞成”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他们别有用心地制造各种谣言、恐怖事件和分裂活動。就目前来看,这种行为必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因而也很难形成气候,因而它是次要矛盾。从辩证法角度来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互依存的。只要我们很好地解决了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就越突显;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好次要矛盾,或任由它发展下去,也会冲淡了主要矛盾,甚至会使原先的次要矛盾演变成新的主要矛盾。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在实践中将这一主要矛盾贯穿下去,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有我们很好地处理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其他各种纷繁复杂的“次要矛盾”的问题,只有我们真正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使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得以突显而出。在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凡是违背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我们都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标签: 初级阶段 矛盾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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