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家庭的选择:京津中年女性专业人员的退休准备

王曦影 吕道昱

[摘要]本文关注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年女性专业人士,她们搭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始发车,占据了“越老越吃香”的工作领域,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母亲, 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退休。她们如何准备自己的退休生活映射了众多社会议题,如男女退休年龄差异、空巢家庭、职业女性、社会公平等,这些都预示着未来女性退休的发展态势。通过13个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中年女性专业人员整体并非无力进行退休准备,而是不愿做退休准备,这主要是源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民众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感。她们对退休生活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为此采取了多种手段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子女的负担。不同于西方的个体化理论,这群女性的退休准备行为背后展现出个体、家庭、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政策制度下,她们依然接受传统的“照顾家庭”的性别角色定位,但会选择最优的策略,技术是其能够选择的资本,而家庭是影响最终抉择的核心因素。

[关 键 词]中年女性 专业人员 退休准备 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8)01-0021-10

1958年以来,出于“保护女性”、“历史传统”、“市场竞争”和“政策倾向”等?譹?訛相關因素的考虑,我国实施女性提前退休的政策: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退休,分别比同等职位的男士早5年。?譺?訛这种“男女不同龄”的退休政策一直被中外女权主义者所诟病。从国际经验上看,潘锦棠根据对全世界172个国家(地区)的资料统计,除7个国家(地区)没有标出具体退休年龄外,在165个国家(地区)中,退休年龄相同的有98国,占59.4%;不同的有67国,占40.6%,?譻?訛可见,采取男女同龄退休的国家数量高于采取不同龄退休的国家。从人口寿命上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5年左右,60年前制定的退休制度已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严重脱离。从职业经验上看,有一些越老越吃香的职业,如教师、医生、技术人员等,经过长期的培养和多年的经验累积,如果太早退休,会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使得他们的职业价值和意义无法得到最充分的展现。?譹?訛

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5年联合下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的正、副县处级及相应职务层次的女干部,事业单位中担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正、副处级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年满六十周岁退休。?譺?訛这样的政策变化考虑了不同职业的特点,充分利用有效的人力资源,亦彰显出政府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那么,作为这一政策的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中年女性专业人员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会采取怎样的行为应对?

自2005年起,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年女性专业人员已经开始逐渐进入了退休年龄,而这些“临退休群体”一直是被大众普遍忽视的群体。?譻?訛退休作为一个人生命历程中重要的转折点,能否成功转型直接决定了老年生活的质量。中年女性专业人员在生活中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职业上面临上升瓶颈和退休准备,生活状态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受时代政策的影响,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她们都是独特的一代。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十年动乱和上山下乡,在适婚和育龄期经历了独生子女政策,在工作阶段,她们始终面临着工作与照顾家庭的冲突与平衡。退休前,她们常常挣扎于“个人取向”及“家庭取向”的抉择中,直接影响了其对退休的态度。个体价值究竟应该在哪个场域中得以实现是她们一生的主题,也预示着未来女性退休的发展态势。

本文希望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中年女性专业人员如何进行退休准备?如有准备的话,注重哪些方面的准备?为什么侧重这些准备?如没有准备,原因何在?退休准备与生命周期之间是什么关系?与政策变迁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一、 退休准备:亟需关注的命题

如果“临退休群体”意识到退休生涯转换的重要性,那么有助于他们进入生涯转换的过程。“退休危机”是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非常关注的一个概念,学术界对退休计划(retirement planning)和退休准备(retirement preparation)的研究比较多。Atchley认为,在接近退休的时候,个人会开始思考退休后想要做的事情,以进行退休生活的准备,?譼?訛研究发现,女性普遍比男性做的退休准备少。?譽?訛澳大利亚学者Onyx和Benton对45-65岁的悉尼女性专业人员发放了50份问卷、开展了25个深度访谈,发现调查参与者中大部分没有对退休进行系统的准备,原因如下:第一,大多数女性的有酬和无酬工作是紧密交叉的;第二,许多女性的经济保障不足,无力支付余下的养老金;第三,这些女性在积极寻找其他有创造性的社会活动,来平衡离开专业岗位带来的失落。?譾?訛

在中国,无论男女,中年人士的退休准备均较少。刘静指出,由于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大多数人未意识到退休准备的必要性,“未备而老”现象普遍存在。?譹?訛杨善华、齐欣通过调查发现,正因这一观念,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老年人没有出现西方老年学中突出的“退休危机”。该调查中的老年妇女案例显示,在家庭本位的传统下,工作对她们而言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是为其家庭角色服务的。只要她们的退休金和劳动能力仍然能保证“经济上的独立”,那么她们的家庭地位就不会受到影响。?譺?訛王小璐、风笑天的研究提出“隐匿的社会支持交换”概念,即老年女性主要是通过她们在生活照料上的付出来进行代内或代际间交换,最终得到经济供给的支持。?譻?訛

可见,中西方研究发现的不同背后隐藏的是文化上的差异,体现出个体化与家庭本位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暂未出现西方突出的“退休危机”,并不意味在中国可以忽视退休准备。特别是女性专业人员有着与普通女性不同的特点,较高的学历、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更加独立,也影响着她们在退休后的心理落差和顺利过渡。中西方对于退休准备的研究和文献,主要围绕着三个核心论题而展开。

(一) 退休准备中的三个核心论题

第一个问题是女性退休态度相较男性是更消极还是更积极?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Lowenthal等人认为,在女性看来,经历退休没有男性那么困难。因为这一时期大量美国女性留在家中作為家庭主妇,即使进入工作场所,也多为阶段性就业,退休对她们的生活冲击较小。?譼?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者Secombe和Lee对华盛顿1530名退休居民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工作场所增加了女性就业的机会,但她们的工作收入普遍低于男性,这直接影响到她们退休后的收入,因此女性比男性的退休满意度低。?譽?訛二十一世纪初,Noone等人在新西兰关于健康、工作、退休的调查得出,在2277名在职男性和女性中,女性对退休的态度与男性无异。?譾?訛由此可见,随着性别意识的建构、在职场中追求性别平等,女性对退休的态度呈现出从更积极到更消极再到与男性趋同的时代变化特征。

国内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性别意识与退休态度密切相关,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女性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晚退休。?譿?訛聚焦到女性专业人员,所静等人2015年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文化部门回收了585份问卷,发现女性高层次人才的社会性别意识正向影响其男女同龄退休意愿,社会性别意识较强的这一群体更加愿意选择与男性同龄退休。同时,其家庭压力显著负向影响其男女同龄退休意愿,家庭压力越大,越不愿意与男性同龄退休。?讀?訛作者在设计问卷时,将家庭压力等同于家庭照顾的压力,亦忽略了这些女性本身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贡献。于是,社会性别意识和家庭压力成为决定中国女性退休态度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个体与家庭的选择影响着中国女性的退休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职业认同与退休态度是否有密切关系?一些研究发现职业认同对预测退休态度并不重要,美国学者Goudy等人抽取了近2000名50岁以上老人检验发现,职业认同对退休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讁?訛该研究的调查对象包括了男性和女性,但并未把性别作为一个维度来分析和比较。美国学者Gordon运用女性主义视角,调查了一个社区内83名年龄在51-70岁的女性,发现对工作态度越积极的女性对退休生活的设想越少,这一结论与美国的弹性退休制度相关。?譹?訛Price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14名退休女性专业人员进行访谈,发现她们普遍很难适应这些变化,尤其是要面对退休后专业身份丧失、社会联系丢失、专业挑战减少以及年龄歧视。?譺?訛此类研究主要采用回溯性研究的方法,关注退休后人群。

国内的研究亦发现职业背景与退休态度密切相关。李若建根据1998年和2005年对广州市城乡两次老年人口调查数据,收集到约4000份年龄在60周岁以上老人的调查问卷,分析发现不同职业背景的老人在收入、再就业、储蓄、养老方式、社会支持等方面存在选择差异。?譻?訛因为职业女性有能力策划自己未来的生活,所以我们有必要将职业认同感纳入对女性退休准备的研究中,了解女性专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是否影响了她们的退休准备,是如何影响的。

第三个问题是女性专业人员是否选择退休后再就业?王红漫对北京大学燕园地区70-79岁中龄、60-69岁低龄591名老人再就业状况调查,发现再就业老年人中50.2%为女性,影响退休后再就业的因素较多,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和晚年的生活观念。?譼?訛陈世平等人基于在天津市区数个社区回收的154份问卷的分析发现:第一,可能源于社会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再就业;第二,受身体机能、生活追求等因素影响,年龄越低的退休人员越愿意再就业;第三,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比不具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更愿意再就业,而不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高低。?譽?訛那么,从性别、年龄、专业技术角度而言,中年女性专业人员究竟是否愿意退休后再就业呢?

综上所述,西方的研究更为聚焦,但由于国情不同,我国中年女性专业人员的状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不同的国情既包括文化上的差异,亦包含政策上的区分,特别是国家退休年龄政策、养老保险制度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女性专业人员会如何进行退休准备?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总结出我国女性在退休准备上存在的特点。

(二) 理论框架:个体化与家庭主义

为了更好地剖析影响中年女性专业人员退休准备的因素,本文引入“个体化与家庭主义”的理论框架。贝克是当代个体化理论中重要的学者。他认为个体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不需要确定的集体身份,如阶级等可以“自然地”“不加思考”地嵌入,而是必须通过选择和决定来体现出某一身份,“过自己的生活”。?譾?訛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刘创楚、杨庆垫总结到,中国盛行“家族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是中国人的中心价值。在西方体系下,人们不会将家庭看作是一个终身可以依靠的组织;而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一个世代延续的形式。?譿?訛阎云翔在考察中国家庭与私人生活过程中采取用个体化的民族志方法,得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二是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形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讀?訛

目前讨论个体化理论与家庭主义之间的对立和张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际养育儿童?讁?訛、同志身份认同?譹?訛、女性面临的困境?譺?訛等领域。特别是沈奕斐把个体独立出来,看作是分析家庭的中心,提出个体家庭的理论框架,在个体层面考虑性别、代际、阶层多方面要素。?譻?訛钟晓慧、何式凝则以“亲密关系”和“个体化”为理论视角,研究父母积极为成年独生子女购置婚房的动机,发现在中国个体化进程中,这一代父母既获得自由,又感知到风险,逐渐出现父母与子女的“协商式亲密关系”。?譼?訛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个体化与家庭主义的研究框架中存在两个核心点,即“代际”与“身份认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直接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本文采用此理论框架,拟了解在中年女性专业人员退休准备中,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她们的退休准备? “代际”与“身份认同”发挥怎样的作用?她们的决定又是如何映照她们的生命历程、所处的时代及相应的政策?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北京和天津两地中年女性专业人员。京津两地是中国的直辖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较为相似,同时地理位置近,有着共同的地缘文化。本文采取目的性抽样方法,选择的标准包括:在專业领域至少工作10年,年龄集中在50-55岁。对研究对象的行业进行筛选,综合了年龄越长、经验越丰富的“老来香”的十大职业?譽?訛及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对不同职业女性人数的统计,选取了女性与男性相比数量较多、持平、较少的几个职业,包括医生、教师、会计、科研人员、文化工作人员、法律专业人员、工程师。

本文采取半结构式的访谈方法。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之间,共访谈了13位中年女性专业人员,她们的平均月薪在1万元左右,职称均为中高级,平均入行年限为29.15年,12位为独生子女母亲。其中有几个特殊情况,一是燕姨经历了国企改制,从工厂转行从事教师工作,因此入行年限较其他人短,这也恰恰说明国家宏观政策环境对个体经历的影响。二是萍姨结婚较晚,一双子女是丈夫与前妻所生,受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萍姨没有自己的孩子。

三、 中年女性专业人员退休准备表现

中年女性专业人员的退休准备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延续。这种认同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观察和审视之中逐步形成的。?譾?訛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在社会性别方面,她们与男性对比;在职业方面,她们与家庭主妇和行政管理者对比;在年龄方面,她们直面即将退休,不同层面的认知共同形成了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

(一) 积极与消极并存

整体而言,受访者面对退休的基本论调为“准备无用论”,缺少系统的准备,她们对退休后的生活多抱着“没想过”、“顺其自然”、“到时再说”的态度。本文关注的中年女性专业人员享有较好的经济收入,与国外研究发现的“无能力准备”?譿?訛不同,对未来的不可控性是缺乏退休准备主要理由。如惠姨所说:

现在社会变化这么快,计划了也白搭,到时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惠姨)

当笔者将“退休准备”一词细化后,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曾经设想过退休后的生活,并且有人已开始着手谋划,表现出“积极与消极并存”。一方面,多名受访者将退休形容为“自由”、“放松”、“高兴、充裕的时间”;另一方面,她们对未来的生活,特别是经济层面存在担忧。这与台湾学者李雅慧、叶俊廷的研究发现相似,他们针对30位老年人进行访谈,发现他们在退休前期待和担忧并存,既期盼自由自主的退休生活,又担心父母健康、小孩教育以及退休经济的问题。?譹?訛

在本文中,受访者主要担忧在经济上成为子女的负担。罗杰亦指出,大部分独生子女父母将子女的小家庭幸福放在第一位,不希望自己成为子女的负担。?譺?訛她们有计划地通过购房的形式进行自我保障。在13位受访者中,有5名阿姨在近5年为养老购房。以索姨为例,其购房的融资来源是女儿的公积金,而旧房子的租金用于还贷,充分利用制度性融资与非制度性融资,?譻?訛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我们刚买了一套新房,用的是女儿的公积金(付首付),这套房子有电梯,也比原来的大些,可以接老人过来住,尽尽孝心,当然也是养老时的物质保证。房子和我姐姐家比较近,方便一起照顾母亲,原来的房子就出租,用来每个月还贷。(索姨)

“养老房”除了改善居住条件,“有电梯”、“面积大”,还出于照顾老人的需要,是这个年龄层群体购房的主要特征。索姨选择临近父母、姐姐的居所,显示出一种比较理想的照顾方式,临近而不同住,既方便照顾,又保留彼此的私密空间。这也显示她们的生活重心已向家庭转移。年轻时购房多以工作为轴心,而退休前购房则转为以照顾老人为轴心。

在即将退休这一时间点,她们有了一定的积蓄,子女开始工作,硬性的大额支出减少。从索姨的购房融资来源来看,因为夫妻两人马上就要退休,无法再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用女儿的公积金既可以减缓经济上的压力,也使女儿顺理成章地成为房屋产权所有者。子女和父母在购房融资上表现为互惠型,这种“接力贷”的购房模式日益风靡,其背后是一种更稳定的家庭“协商式亲密关系” ,?譼?訛以家庭为单位的价值观念使家庭成为化解个人与市场之间的张力。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民政部亦鼓励各地探索“以房养老”等养老新模式。?譽?訛华姨对此认为:

我觉得房子是一个保障、一个退路。如果我们老了以后,看病钱不够花,可以把房子抵押,毕竟现在保障制度还不是很健全。而且我们夫妻俩有个想法,退休后把房子出租出去,然后环游世界,产权还是在我们名下,将来房子也能留给孩子。(华姨)

事实上,华姨眼中的“以房养老”不同于官方定义,而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一般认为,“以房养老”是指老人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对现有养老制度的不信任增强了华姨对房子的依赖,房子是晚年生活质量保证的最后一道屏障,作为近年来保值增值最稳定的产品,有房就意味着有钱。“保留产权”,将房产的继承权“留给孩子”的中国传统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种家庭观念不可能轻易被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所颠覆。从“养儿防老”到靠自己的储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进养老院,再到“以房养老”,反映出从乡土文化到都市文化的变迁;家庭结构模式也从亲子轴家庭向夫妻轴家庭转变。?譾?訛

谈及退休后支出上,有10名受访者表示主要花销用于子女身上,包括教育、住房、保险等。与学者之前的研究结论相似:城市代际经济关系是以父母对子女的资助为主。?譿?訛

(支出)主要是孩子方面,原来有计划出国,但是经济条件实在达不到,还没说准,如果(她)还想出国的话,会有一笔开销。(燕姨)

(支出)主要是给孩子买房子结婚。听说要给儿媳妇8万。现在女孩子,你要没房子,人家不跟。为了我儿子,我也得努力呀,我得让他搞对象、结婚。(萍姨)

从经济支持上讲,这些女性专业人员有较高的经济收入,退休后的养老金令她们的生活无后顾之忧。部分受访者由于追求职业发展,生育较晚,在退休初期,儿女一般处于刚刚步入社会阶段,工资水平并不高,生活压力很大,所以她们仍然希望在经济方面继续支持子女,并从中获得快乐。

现在都是一个孩子,肯定视为“掌上明珠”,我们的东西将来也是留给他。靠他一个人在北京买房,太不现实,我们能帮就帮吧。(珍姨)

从情感支持上讲,丽姨和珍姨都在强调她们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带来家庭结构小型化。一方面,孩子数量减少,必然是父母的关注重心。当父母经济资本充裕时,希望可以帮刚涉足社会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赡养父母也是独生子女必须独立承担的责任。可见,这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养儿防老”的经济补给,而倾向于两代人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回报的情感性关系。改革开放、独生子女政策等时代变化促使“养儿防老”的观念嬗变为情感上的寄托。

(二) 社会性别认知:家庭角色束缚了个体化发展

退休前两性在“个人取向”及“家庭取向”中的不均衡发展直接影响了其对退休的态度。受访者目前的家庭分工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珍姨为代表的传统性别分工形式。传统性别意识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宋少鹏认为在这种观念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之前,家庭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家务劳动的女性化。?譹?訛即便如此,谈及退休后的生活,珍姨并没有直接选择回归家庭,而对继续就业抱有憧憬。

现在家务主要还是女人做,男人做家务的很少……退休后看机会,如果合适就继续干。(珍姨)

第二类,以秋姨为代表的夫妻分工形式,即妻子承担主要家务劳动,丈夫只是有空时帮忙,双方经济收入差距比较大。在传统的“男高女低”家庭中,女性专业人员也在寻找自我价值,退休后是否能够全职照顾家庭成为了夫妻间的分歧之一。

现在是谁有空谁做,不过一直都是我做的多,谁让人家比咱挣得多……(退休后的生活)和爱人也聊过,但没有太细聊。他跟我的想法有分歧,他就恨不得不让我上班,在家里,做做家务,照顾一下老人……(秋姨)

第三类,以芝姨为代表的女性承担家庭和工作双重责任的形式。作为国营企业的处级干部,芝姨的月收入近2万,独自一人带着女儿从天津到北京工作了近10年,其丈夫依然留在天津。在这种“女高男低”的家庭中,男性的收入對于养家就是杯水车薪,女性专业人员成为了家里的经济支柱。

我们那位身体不好,一直工休,一个月就拿500多块钱,我每年回去要交采暖费等各种费用……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孩子还小,如果(退休后)能工作的话,收入还高一些。如果真要多干几年,就是给孩子多打点基础。”(芝姨)

在芝姨的家庭中,虽然固有的分工模式发生了变化,但无论这些女性在工作单位的成绩多么优秀,世俗舆论更关注她们是否尽职地“照顾家庭”,久而久之,这种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内化为女性对自身的性别认同。女性一生经历了很多和工作一样重要的角色,如妻子、母亲、家务劳动者,退休象征着她们从职业角色向闲暇角色的转换。一方面,退休回归家庭的传统社会文化思想,奠定了退休后家庭场域的重要性。女性专业人员不知道除了回归家庭,她们还有其他什么选择。被问及退休后做什么的时候,惠姨说:

标签: 个体化 家庭 人员

发表评论 (已有条评论)

  •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