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东文化的精神内涵、特征与现代化转型

董鸿扬

[摘要]关东文化精神内涵概括为古代尚武精神的遗风;近代勃兴的开发精神;寒地黑土意识;求“大”尚“侈”的风气;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特征为文化气质上的雄健性;兼收并蓄的容纳性;交流互动的高频率性;远离传统文化中心的边缘性。美东文化现代化转型内涵指关东文化要与市场经济、社会现代化要求相适应,并保持地方特色。关东文化转型的途径,主要包括继承、采借、创造性转化、实践创新。

[关键词]关东文化;精神内涵;特征;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1-0007-05

关东文化是中华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关东文化既具有中华共同文化的共同特征,同时由于独特的地域、人口、历史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包含物质或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心理层面,其中物质或器物层面是表层,制度规范层面是中层,心理或精神层面是深层,文化本质在于精神性,在于价值体系。本文试从关东文化的精神层面人手,解析关东文化的精神内涵、特征与现代化转型。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地域文化的寻根,从地域的历史与文化凝聚储存的价值资源中寻求动力资源,已成为时代的潮流,成为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打造文化软实力,推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一、关东文化的精神内涵

“关东”地域概念的出现于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创建山海关之后。山海关成为东北与华北的分区点。山海关以东叫“关东”、“关外”,山海关以内称“关里”、“关内”。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关东”称呼颇为流行。在官方文件、史书、地方史志以及民间百姓传称比比皆是,已深入人们意识之中。康熙年间杨宾所写的《柳边纪略》中提到,“关东人呼参日货,又日根子,肉红而大者日红根”。王一元所写的《辽左见闻录》称;“逆藩家口充发关东者,络绎而来。”西清所写《黑龙江外记》中提到:“都下人称关东云:‘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齐彦槐所写《海运南漕议》也讲到:“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清史列传》称李金镛为“关东循史”。甚至民谚也称:“关东城,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关东”之称获得广泛的心理认同,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关东文化的精神内涵可概括为传承着古代尚武精神的遗风;洋溢着近代勃兴的尚武精神;生发着浓烈的寒地黑土意识;因袭着求“大”尚“奢”的风气;内蕴着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精神特质,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和传统,表现在关东地区的物质生产、屋宇建筑、生活器具、典章制度、社会组织、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之中,成为支撑人们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

1,古代尚式精神的遗风

以今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一体的关东地域,古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古代除汉族外,尚有属于东胡、秽貊、肃慎三大族系的众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分化出的先进部分,曾数度逐鹿中原或入主中原,有的还曾建立全国政权。这些民族所以不断崛起,富有生机,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创造出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有所作为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因素看重勇鸷的尚武精神是其重要原因。这在以力量争雄的古代是具有优势的。这种文化精神历经沧桑变迁,已成为关东各族人民内在的文化心理。

肇兴于大兴安岭内外、黑龙江流域,崛起于关东大地的五个少数民族,有三个(鲜卑、契丹、女真)曾割据中原,两个(蒙古、满)入主中原,长达900年之久。这些少数民族都是“沉雄鸷劲”,“娴于骑射”,都发端于东北的森林、草原、自山、黑水之间。东北的大森林、大草原成为这些民族发迹的历史摇篮,成为他们的武库、粮仓与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优越的地域条件。发展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以此作为根据地,似东北虎下山一样,逐鹿中原,征服外部世界,创造自己威武雄壮的历史。这种独特的历史也涵养了东北地区勇鸷与强悍的民风。这种尚武遗风随着东北少数民族的南迁和山东、河北等地具有侠肝义胆的汉族农民的北移,民族进一步融合已成为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关东地域民风。

尚武精神遗风源远流长主要有若干传承机制起作用。一是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在东北大地崛起,建功立业的民族都以力称雄。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都积极提倡尚武精神,并身体力行,以勇武强悍巩固自己的地位,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清太祖努尔哈赤都具有雄健的尚武精神。二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强化。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满族的“牛录制度”,和在“牛录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八旗制度”都是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易于滋养尚武之风气。三是东北地区尚武遗风甚浓的民族,在价值评价上对尚武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认同,并内化为一种较为稳固的价值观念。

尚武精神的形成也有其经济社会基础。一是自然环境的砥砺。地形险峻,自山、黑水,茂密的原始森林,茫茫草原,野兽出没的自然环境,在以体力称雄的时代,对人是很大威胁。这种艰苦的环境,给这些民族带来压力,同时也给予他们战胜压力的勇武之气。二是生产方式的制约。东北古代民族无论是契丹、女真,还是满族,在民族肇兴之时,生产方式落后于中原汉族,他们主要以森林渔猎、草原游牧为主、农耕为辅的生产方式。而尚武好斗主要与渔猎、游牧生产方式相联系。三是军事斗争的需要。关东大地数千年来各民族之间征战不已,谁要在这块土地上唱主角,在以体力争雄的时代,只有强化尚武精神,建立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才能办到。

当然,这种尚武精神具有二重性。从积极方面讲,在以渔猎、游牧为主的东北古代民族中,太自然的严酷、部落的征战,使其处于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条件下,“尚武”“重勇”,充满野性和行动力量,造就出无畏、不屈的民族性格,充满进取、奔放的活力,有利于部族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东北人民的尚武精神体现在组成义和团抗击沙俄侵略,组成抗日义勇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消极方面讲,这种尚武精神也具有破坏性,它毁灭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古代以“尚武强悍”著称的契丹人,以其铁蹄踏平具有灿烂文化的渤海国,灭其国,迁其民,毁其城,焚其宫,200年文明付之一炬。近代东北内忧外患的环境产生的“胡匪”现象,也折射出尚武遗风的二重性。

2,近代勃兴的开发精神

东北地域虽然气候寒冷,但土肥水美、自然资源丰富。这与大西北贫瘠、荒凉的大漠有所不同。自古以来,生息在这块地域上的黑土先民,在这荆天棘地、茂密山林、荒寒的原野上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生发出一种积极的艰苦创业的开发精神。特别是进入近代,这种开发精神全方位勃然兴起,成为关东地域文化精神价值的底蕴之一。

这种开发精神首先表现为力辟榛莽的土地开发精神。东北地域早期开发主力来自关内的移民,

包括山东、河北等地破产与失去土地的“流民”,以及由于各种原因获罪被强制到边远地区的“流入”。他们或者“泛海”或者“闯关”,或者“谪戍”胼手胝足,百折不挠,力辟榛莽,开发这块神奇的土地。土地开发,从移民自身初始动机来看是谋取生路,但开发实践远远超出这一狭隘的界限,它孕育出一种坚忍不拔,一往无前,艰苦创业,悲壮感人的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黑土地域土著居民征服自然的自强精神与关内汉族人民“闯关东”力辟榛莽的探险精神融合的结果。在黑龙江流域有一个“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描述出生山东的黑龙战胜代表邪恶势力的白龙,并帮助黑龙江流域山东移民开荒的故事。这个故事以浪漫、象征的手法再现了黑龙江地域移民的拓荒生活与开发意识,渗透着黑龙江早期移民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开发精神,也揭示出关东地域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

这种力辟榛莽的土地开发精神突破了传统的守乡恋土传统观念,不自觉创造出一种文化新质,例如宗法观念比较薄弱,从而为实业开发精神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这种开发精神表现为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精神。这种精神勃兴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民族工商业也开始兴起,追求财富的功利主义成为东北地域实业开发的助力。由于东北地域处于边陲,开发较晚,小农经济不像中原地区那么发达,封建的土地关系、宗法制度、社会组织都不像中原地区那样紧密,因而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较之中原地区相对淡化,从而形成了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精神,促进了东北地域城市化、商品化、近代化进程。当然,关东地域近代化的发展带有扭曲的性质,伴随着苦难和屈辱。这里既有外国资本的掠夺和剥削,又有民族资本的惨淡经营,广大工人与其他劳动者的创造。正由于这种实业开发精神,使东北地域冒出一批近代都市,同其他边疆地区相比,由一个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十几年里走完了东南沿海地区几十年走过的路程,近代具有加速发展的特点。

第三,启迪民智的文化开发精神。中国进入近代前后,关东地域在文化上与中原相比是相当落后的,文化生活相当原始,民智未开。谪戍边塞的文人名士承担了塞外文化开发的重任。清末推行“新政”,刺激了关东地域文化的开发。沙俄通过中东铁路办学校,刺激了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外文报纸、期刊大量涌现,激发了中文报刊与之竞争的热情,也打开了眼界,接触到较多外部世界的信息,接触较多外来文化,使东北地域文化打上了浓重的“异邦”色彩。

历史进入现时代,开发精神获得新的发展。这就是肇兴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北大荒”精神和20世纪60年代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开发大兴安岭的“突破高寒禁区”的精神。

3,寒地黑土意识

东北三省地处中温带、寒温带,与中原地区相比气候寒冷,茂密山林与肥美水系,又冲积出喷芳吐香的黑土带。丰腴的沃野不但哺育了关东人的粗壮躯体,也生成了带有北方浓郁乡土气息的寒地黑土意识。这是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在关东人心态上的一种积淀,并通过关东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表露出来,具有相当的稳固性。

黑土意识一是表现为粗犷、豪爽的精神气质。具有与原始大自然抗衡的生命的冲力,具有火热的“感情逻辑”,豪爽痛快、直来直去、少文饰与虚假。崇尚目然,热爱生命。行为方式急躁,粗疏不细。黑土意识似乎与东北自然生态环境,初始生产方式同构。由于冬长夏短,无霜期短,夏季雨热同季,草木生长极速,养殖、农耕、畜牧都显得匆忙,形成粗而不细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不精于加工,对自然物仅做一些粗略加工,具有“傻大黑粗”的特点。二是表现为“得天独厚”的依赖心理。东北地域自然资源丰富,养家糊口比较容易,产生一种对大自然的依赖心理,具有靠天吃饭的安全感,也形成怠惰,安于现状的心理,积累既久,形成一种传统的文化心理。

黑土意识具有明显的两重性,首先,黑土意识本身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关东人对黑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形成一种浓厚的黑土情结。这种情结,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激起东北人建设家乡的热忱。其次,这种黑土意识也有其局限性。它作为一种地域意识有其封闭性的一面。与中原文化相比文化积淀不深,这里有约束力弱,包袱不重,易于发挥创造力的优点,但也有重感情、重经验的局限性,需要理性的升华与提纯,需超越或走出黑土地。

4,求大尚侈的风气

关东文化中蕴含一种求大尚侈的取向。这种文化底蕴外化为一种社会风气,渗透在东北人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中。以大为荣,以侈为尚成为一种内在的心理。这种价值观念的积淀是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改造自然的经济环境、生活方式内化的结果。

从生态环境来看,东北地区山高林密、大江大泽大原野,变动幅度大的气候,雄伟壮观、气魄大。在这辽阔广大之域,人口相对稀少。人们可以直接与大自然打交道,与万物相刃相磨,熏陶出一种喜“大”求“大”的习惯心理。同时,由于生态环境优越,物产丰饶。加之人口稀少,对大自然的恩赐不甚爱惜,奢侈浪费,习以为常。“栋梁巨木,斧斯为薪”,形成一种奢侈之风。

从经济活动看,东北地区古代占主导的是渔猎、游牧、农耕相结合的经济形式,这三种经济形式都具有“大”的特征,造成了东北人求大的心理取向。森林狩猎必然在险峰密林、辽阔旷远的大空间中穿插;草原游牧必然在天苍野茫的广阔地域驰骋;农耕生产由于沃野辽阔,耕地面积大;买卖交易中“不计其零”。近现代以来,东北兴起大矿山、大铁路、大工厂、大林场、大农场,解放后建设的大油田、大型工矿企业,家大业大,养成了一种以“大”自豪,以“侈”为荣的习气。

从生活方式来看,东北人饮食方式上传承着一种求“大”尚“侈”之风。辽金时期,帝王盛开“头鱼宴”,清代滋长多宴享,求奢华之风。《柳边纪略》描述了康熙年间宁古塔宴会情况,时至今日东北地区仍盛行宴会。且规模大,菜码大,饮酒量多。在现实生活中也风行大皮帽、大皮袄,吃大碗肉、喝大碗酒。在关东戏剧舞台上也出现《那个燃烧的大冬天》、《淘金大船》、《大雪地》等剧目,强烈展现了求“大”的审美取向。

5,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地区始终文风不盛,在人们的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存在着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

关山复同志在为《中国东北史》写的序言中指出:“约在1959年冬天,周恩来同志到哈尔滨,在干部大会上有个讲话。其中约略提到:东北文化落后,文风不盛,人才甚少。他还作个锵释,说东北文化落后,不是指应用的现代科学技术,在这方面东北并不落后。说落后,是指文史学科,这是由东北历史情况造成的。他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现在还顾不上,将来有机会应该补救这个缺陷。”周恩来同

志的讲话道出了关东文化重实轻文价值取向是其重要特征。这是由东北特有历史情况造成的。

首先,这是东北地区文化演进中文化断裂的产物。东北地区在文化演进中呈现一种骤兴骤亡,大起大落的文化断裂现象,使已经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未能继续下去。在东北古代史中大的文化断裂有三次。第一次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黑水棘辐人建立的隶属于唐朝的地方政权“渤海国”。成为东北地区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高潮。但没有保持住,契丹人灭亡了“渤海国”,使东北地区一度繁荣的经济文化处于荒落之中。第二次是十二世纪女真完颜部在现黑龙江省阿什‘河畔建立金国,经济文化形成新的高潮,但金朝南迁后,拆毁上京建筑,使东北地区回到苍茫沉寂之中。第三次明朝来年,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成为东北地区又一个文化发展高峰,但很快就因清王国“罄国入关”、“尽族西迁”而陡然跌落。三次大起大落所造成的文化断层,文化自身得不到发展和积累,在人们文化心理上积淀了重“实”轻“文”的倾向。

其次,这是人为文化封禁的负效应。清朝初、中期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禁止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地区,对汉文化的传人采取抵制政策,也是造成东北地区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是实业开发的影响。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的形成,深受东北近代实业开发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实业开发精神的内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中原与江南地区普遍存在一种重文轻实的价值取向,而重实轻文具有反传统的倾向。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进步作用,从长远发展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关东文化的特征

关东文化从形态特征上分析可概括为多维性,整合性和变异性。如果从内涵特征上分析可概括为文化气质上的雄健性,兼收并蓄的容纳性,交流互动的高频率性,远离传统文化中心的边缘性。

1,文化气质上的雄健性

关东文化的雄健性表现文化气质具有阳刚之气。关东文化的载体、材料、概念、意象都是热烈、火爆、宏大、雄壮、强悍、勇鸷、力量,等等。与江南地域文化所显示出的精妙、柔美、细腻等形成鲜明的对照,故有“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的词句来对比两地壮烈的阳刚之美与婉约的阴柔之美的差别。这种雄健性是关东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口综合作用的结果。关东地域有茂密山林,肥美水系,辽阔草原,人们直接与大自然打交道,加之气候冬季酷寒,而严寒的气候使人有更充沛的精力,把野性的生命力焕发出来。只有这种原始的野性的蛮勇才能与原始的大自然相抗衡。而江南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溪流萦绕,柳引青烟,花倾红雨的水乡,陶冶出的是一种精明、灵巧、细致的文化气质。从生产方式上看,关东地域的先民们的主要是以渔猎、游牧为主,这种生产方式直接与野兽、畜群打交道,充满行动力量与奔放的活力。从人口构成上看,关东地域土著民族本身就是强悍文化气质的载体,而开发黑土地的“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多是侠肝义胆,具有强悍的开拓精神,他们能够不辞辛苦,在黑土地上站住脚跟,证明他们都是机智强健者。由此可以看出,与江南文化具有女性柔媚气质相比,关东文化更具有男性气派。

2,兼收并蓄的容纳性

关东文化中的土著文化多次逐鹿中原,割据与统一中国,加速了关东文化的流播和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吸收。对外来的文化因子具有较强的容纳性,排他性较弱。所以关东文化包容了多元文化因子,包含从肃慎、鲜卑、棘辊、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土著民族创造的文化;从中原流播到关东地域的中原文化;近现代俄日等国侵入的外国文化,并纳入自己的体系内。对于各种文化载体的人口都乐于接纳。人口上具有多民族、多地域、多国度、多层次的特点。在地域建筑文化中,吸纳了中国本土、欧美、日本各国度、地域的建筑符号与建筑风格。古今中西合璧的特征比较明显。

3,交流互动的高频率性

在关东地域这个历史舞台上,各种文化的交流互动的高频率是其他周边地区所没有的。其中土著文化有五次大跨度地入主或割据中原,使土著文化南播,同时又通过对中原人口、财富的掠夺,中原人口的北移,中央王朝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有效控制等等,使中原文化流播至关东广大地域。关东地域内,蒙古族、女真族、满族也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流动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关东地域土著文化的南下成为一种趋势,每一个历史阶段在关东地域聚积起一股巨大的势能,长驱直入南下中原,这与渔猎、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财富与利益的攫取密切相关。游牧民族对“利”的渴望甚于农业民族,这是关东地域土著文化周期性南下的根源所在。近代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与通车,俄国与欧洲文化通过铁路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涌入了关东地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远离传统文化中心的边缘性

关东文化是中华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中心是在中原地带,关东文化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传统儒学的影响相对薄弱,封建人伦礼教浸润不深,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具有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如“重实轻文”、“强悍尚武”、“求大尚侈”等都是极具地域独特性的文化现象。这种远离传统文化中心所形成的边缘意识、非中心意识,也具有其局限性。与上世纪的上海、广州那样成为文化中心、政治革命中心的意识相比,差异是比较显著的。

三、关东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关东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转型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

1,关东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内涵

(1)关东文化要与市场经济、社会现代化要求相适应。市场经济在发展中必然要排除与自身不相符合的文化因素,同时选择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因素,如果原有地域文化中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因素,那么市场经济将促使原来的地域文化发生变革,从中创造出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文化因素。

对于地域文化所缺乏,而市场经济发展又需要的现代观念,则需要移植与创造。如财产权观念,在中国诸多传统的地域文化中都比较淡薄。“公”与“私”处于未分化状态,“公”与“私”在许多人心目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就关东文化来说,由于东北地区历史上社会变迁呈大起大落的特点,历经“渤海国”、“大金国”、“后金”几个高潮阶段。每次高潮之后的沉寂,总是从边远后进部族中分化出新生力量充当历史主角,这些新的主角由于刚走出原始社会,原始公有制的积淀在他们心灵中相当活跃,“公”与“私”的财产所有权概念处于混沌状态,而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生存斗争增强了对安全的需要。所以在东北先人某些部族信奉的神中没有财神。由于地广人稀,对大自然丰美的产物,“皆无所属,任人自取”、“大家拿”成为被习俗认可的东西。东北地区有相当数量山东、河北闯关东的汉子,这些人身上

带有“劫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心理,像电视剧《水浒传》“好汉歌”所说的“你有我有全都有”。这种无视财产权的观念历来被称颂为英雄美德,已成为关东文化的内在底蕴之一,但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任意侵犯他人财产生命的行为,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这种观念往往导致公私不分、财产权得不到尊重。在计划经济和“大锅饭”时期,这种观念又获得强化。由于“公”“私”界限不清,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需要尊重人的财产权,划清公与私的界限。因此,关东文化转型必须确立明晰的财产权观念,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东文化的转型,还必须克服传统关东文化中人身依附关系、人情关系,树立起契约观念、合同观念,促进人格独立性、创造性与能力的提高。这是关东文化转型必不可少的内容。

(2)保持地方特色。关东文化的社会转型,就是要接受人类在现代化过程形成的普遍价值。现代化转型将冲击地域文化,使其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淡化。这是在文化转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现代化历史的发展证明,现代化的普遍性价值愈被人们接受,世界一体化愈发展,寻根思潮也愈强烈,向地域的、民族传统的回归也愈发展。因此,在地域文化转型中保持地方特色是很必要的。因为在地域文化的历史和文化凝聚和储存的价值资源中,不仅存在着现代化的动力之源,也是地域人认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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