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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奇葩规定

游宇明

世界的大成功者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认为“盈满则亏”,言谈举止更加小心翼翼,刻意避免引人注目,曾国藩就是这样;一是特别自恋,觉得自己能力超群,功劳盖世,他可以安排所有人的一切,比如朱元璋。

消灭全部的对抗势力,实现天下一統之后,朱元璋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职业世袭。他将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三大类又分为若干小类。比如工匠,又细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军户分为力士、弓兵、铺兵等。民户,除了普通农民,还有沿海晒盐的灶户、替军队养马的马户、为皇家守坟的陵户,管园的园户,种茶的茶户。此外,还有米户、囤户、菜户、渔户、窑户、酒户、蛋户、站户、坛户、女户、丐户等等,共计有八十种之多。职业先天决定,父亲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的儿子还干什么。比如你父亲是个打鱼的,你嫌水上漂的日子不爽,想去种麦子,不行;你的老爸是经商的,你想去当兵,到时混个将军干干,不许。

朱元璋痛恨流民,他觉得流民不务正当,喜欢无事生非。因此,建立了历史上最严密的户口制度,也称黄册制度。张宏杰的《朱元璋传》曾经引用过一份当时的户口档案,户主及一家人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房屋、土地,都写得清清楚楚,比今天的户口簿详细得多。朱元璋规定:老百姓凡出门百里之外,就要办“路引”,即通行证。每到一个村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路引”。朱元璋教谕民众:“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路引,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作派是不是和路引上写的相同。”不带路引出门,后果很严重:“凡没有路引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者,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建立户口,发放“路引”尚不放心,朱元璋还要老百姓互相作保,实行连座。他下令建立里甲制度,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相互监督的义务,每个家庭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法,全体受罚。他在《大诰》里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庭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从事什么职业,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老师和学生是谁;当教师的,邻里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做工匠的,邻居要看看他的路引,掌握他到哪里做工了。一般到远处做大活儿,在外待的时间长些,在附近干小活,应该不久就会回家,邻里要密切注意这些情况。

一般人都认为官员的正确决策来自于对民情的了解,而要了解民情,就得深入基层,而朱元璋却规定:官员不得下乡。他的理由是官员下乡除了侵扰百姓,没有什么好事。朱元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民间时,亲身体验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瘼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之所以制订上述奇葩规定,心理动因只有一个:让老百姓和官员都老老实实,别给他找事。在朱元璋看来,职业世袭,可以“保证”每一个行当都有人,不至于热门职业扎准,冷门职业没人干。出门要“路引”,实行邻居互相作保、彼此连坐,是希望将一切可能破坏社会稳定、危及皇家政权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借助民间力量还可大幅节省行政开支。不准官员下乡,除了朱元璋明面上讲的理由,其实也是怕他们挑动民间造反。朱元璋来源于底层社会,他对官员天生就没有好感,然而,做了皇帝,他不可能一个包办天下事务,只能依靠各层次的官员协助,但他将官员的工资定得极低,以示自己的鄙夷。朱元璋知道,官员对他印象不好。

不能说朱元璋采取的措施对明初的社会稳定完全没有意义,但从长远来看,他的确是聪明过头了。职业世袭固然可以保证七十二行,行行有人,但也带来一个问题:职业好的世世代代得好处,职业坏的祖祖辈辈被损害,老百姓失去了对职业的选择性,丧失了最基本的上升通道。出门要“路引”,某个人犯事无辜之人连坐,它会极大地社会的经济活力,导致公民缺少应有的社会安全感。不准官员下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官员搜括,却也使官员对基层的事务不了解,作决策时全凭脑袋,其政策与社会实际的脱节可以想见。这样的奇葩规定延续的时间越长,执行得越到位,累积的社会矛盾也就越多,国家的危机也就越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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